夏元明

作为长篇小说《天行者》母本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自九十年代初问世以来，好评如潮，作者刘醒龙也由此在文坛奠定声名。应该说，《凤凰琴》从任何一角度来讲都是一个自足圆满的文本。那么，事隔二十年，究竟是什么促使作者重新审视这个某种意义上已经尘封的故事，而向文体和篇制发起了新的冲击？理论上讲，“任何故事都具有永无止境向前发展的潜能，故事本身包含着永远再生或永远再现的种子。”既然是这样，我们首先就要问，《凤凰琴》中埋下的“再生或再现的种子”是什么？藉由这颗“种子”，作者将如何开始他的深化、拓展、修正工作，使读者对接下来的事情感兴趣，并明确感知到故事的升级和意义的增殖，而在美学意义上又不失为一个厚重紧凑的整体。作者做到了吗？在作者的个人写作史上，这种续写并非首例。此前的长篇小说《痛失》就脱胎于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如果说，对作者而言《痛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那么《天行者》就算得上是真正的开花结果，它所释放的巨大精神能量和审美感召力已经被文本所证明，是中篇小说《凤凰琴》根本无法传达的。这似乎印证了史铁生所说的“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和壮美。”

通过对《天行者》第一部“凤凰琴”与原作《凤凰琴》的比照阅读，不难发现，在原作基础上，少数语句的修改与删削除了彰显作者的语言表达更趋圆融和老练外并没有流溢出更为深远的意韵。倒是有个地方的微调值得注意。在《天行者》第一部的开篇与结尾处，作者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这么两个细节：开篇处张英才有事没事总爱把握一枚硬币，结尾处张英才离开界岭时突然想起这枚曾经被万站长扔进山沟的硬币，“硬币”这一意象在原作中是没有的，在续篇里又反复强化，作者为何用提喻的手法不断点击这一客观对应物，显然大有深意，它意指人生与命运的不确定性、的无法把握当是应有之义，这就为续篇的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线。以上所说的是表达层面的变化，而无论是现在的《天行者》还是原来的《凤凰琴》无疑都是与现实同构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它们赖以生发的现实语境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不如此我们就无法接受故事发展的逻辑以及语言表达的张力所在。《凤凰琴》发表于一九九二年初，成篇自然更早，那个时代里，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更是错综复杂。例如：农民负担问题，干群关系问题，基层民主问题，乡村债务问题，农业生产率问题，人们落后的思想观念问题，等等，相互激发，彼此深化，使长期以来由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守土安贫意识所共同营造的农村生存语境逐渐失去了表面的宁静。虽然，人民公社的废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农民们的温饱问题有所改善，但“贫穷”依然是日常生活的关键词，至于学龄儿童的教育和民办教师的生存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被边缘化。《凤凰琴》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

陈晓明对《凤凰琴》曾作出这样一个评价：“小说并没有刻意发掘大的历史背景，但这种叙事中滋生出的现实主义力量，却必然引发人们的思索，那个小人物的微弱希望，改变个人命运的努力，都显得极为可怜而悲壮，当代文学中久违的那种关于人的命运的主题，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切实的表现。”应该说，这个评价准确而中肯。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在同样的环境下，当个人改变命运的努力与他人的努力发生冲突，当付出与所得极不相称，当生存的现场不断遭遇变故而足以改变人生走向时，当艰难困厄成为生活的常态而看不到转机时，生存的意志、价值的底线、时间的力量便构成了另外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的表达则是叙事的原初动力。所以，随着张英才走出界岭，其他三人继续留在界岭“分享艰难”，故事是可以结束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由于叙事动力产生的后续力量仍足够强劲，这个故事又是悬而未决的。

现在看来，中篇小说《凤凰琴》的故事发展所依附的社会生态及世道人心较之当下凭心而论应该算是比较单纯的，那个时代里，贫富分化还不明显，唯实唯利、为求自肥不计其余的思想还没有成为社会大众广泛默认的生存策略，诸多社会矛盾还没有尖锐化，刚刚露头的社会病象还不足以颠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自律，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周遭的人事物事变化也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还带有旧时代的朴素印迹，像界岭这样闭塞偏远的山村更是这样。这就决定了《凤凰琴》的故事情态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要考验人性的力量，故事的复杂性和深度还不够，暴风雨还来得不够猛烈。事实上，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早已超出人们的心理预期。作家刘醒龙是个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人，他的写作动机里肯定有“为乡村知识分子立传”的成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他肯定感到了所表现事物与现实之间的新的紧张关系，他肯定也无法对处在新的生存现场的民办教师们的苦与痛视而不见，随着个人思想认识的深入和叙事技艺的精进，他势必要追求一种新的艺术高度。卡尔维诺在论述意大利小说家加达的写作时，说：“卡洛·埃米利奥·加达终其一生，都试图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网络，一团纠结的纱线；在这样表达它的时候，又绝不减弱那理不清的复杂性，或者更确切的说，呈现同时存在的最不同的元素，正是它们汇合起来制约每一事件。”在我看来，刘醒龙的叙事精神，如今庶几近之。

在《天行者》里，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团团纠结的纱线，一个个同时存在的最不同的元素。相校于原作的单维度，情节的复杂化自不待言，但这还远远不够，除了在与现实同构的基础上增强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与生存语境的对抗性而使叙事张力不断扩大外，作者还显示出了向纷繁的社会乱象下诡谲的世道人心持续逼进的勇气，及将新观念、新事物自然熔入文本叙述而使意义增殖的艺术胆识。就结构而言，如果说第一部《凤凰琴》相当于一部管弦四重奏的“宣叙调”，那么，第二部《雪笛》就相当于“变奏”，第三部《天行者》无疑便是“主题曲”。在《雪笛》中，我们看到，“界岭小学”及民办教师们赖以生存发展的乡村政治、乡村经济及教育体制并没有发生如期的变化，但世道人心在变，山外的世界在变，不管它变与不变，都没有给他们的处境还来些微的好转，相反，危机在加深，内心的迷惘与痛苦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他们尝试着参予乡村政治生活而获取一种政治话语权来确立一种新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环境，结果证明“村阀”（村长余实）仍然是强大的；他们想通过体制内的上访陈情来解决问题，结果也是一脚踢到铁板上；甚至，他们想搞点副业来改善生活条件，结果也因校舍维修资金无着落而不得不挪作他用。很明显，他们生存的“艰难系数”（刘醒龙语）在不断加大，但这些还只是物质生活层面的考验，他们还必须承受一些非物质层面的挑战。

支教生的到来让界岭的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也让民办教师们感到了专业素养的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们的身份焦虑。而久拖不决的教育经费问题、教师待遇问题、基层政权轻视教育的问题，更让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举步维艰。我们知道，这一幕幕其实就是当年千千万万民办教师们的生活现场，无需作家去加工和虚构，其中的辛酸即使用最平实的语言来陈述也能让人动容，而作者志在“构建一方与当下某些共识有一定视距的小说世界”，正是这个“视距”决定了他的叙事格调，他并不是在通过简单的还原现场来攫取同情和眼泪，对这部长篇的写作，他曾作过这样的自剖：“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几年前的《凤凰琴》表现的是我对生活的感动，十几年后的《天行者》表现的是我对历史的沉思，是我交出的一份答卷。”鉴于此，不妨这样说，《天行者》的文本发生是缘于一种对流逝的时间、不可抗拒的命运、变异的人性的语言强攻。

对《凤凰琴》故事的接续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对历史负责，对内心的一种交代。

确实，作者的笔触是在不断接近人物内心的软肉。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提到作品中的两段爱情故事。一是单身的孙四海与有夫之妇王小兰的地下情，他们相爱多年却有缘无份，在道德的枷锁下痛不欲生，他们将正大光明地生活在一起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王小兰丈夫病体痊愈上，因为只有这个男人身体康健，王小兰才能没有精神牵挂地离婚。这段恋情界岭小学的师生们知道，界岭的村民们知道，甚至王小兰的女儿李子也知道（事实上也是孙四海的女儿）。除了王小兰的丈夫和另外几个居心不良的人，没有人说三道四甚至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每当孙四海的笛声或哀婉或欢快地响起时，大家都能大致不差的猜出二人的心绪。和这些人一样，我不忍心去质疑这段婚外情，这两个本性纯良的人，即使被爱情折磨得死去活来也能够知所进退，他们的每一天都是赎罪日，也许，就是这个赎罪意识捍卫了他们人性的尊严。孙、王二人的爱情是在“村阀”余实的挑唆下以悲剧收场的。王小兰被丈夫掐死，她的丈夫那个叫李建国的男人选择了自杀。孙四海的处境不可谓不凄凉，客观现实和个人禀性使他认识到，要改变命运就必须改变环境，像他这种身份的人尤其如此。所以他决定放弃身份理想去竞选村长，是无奈的也是必然的。作品似乎在暗示我们，只有这样经历过冰火两重天的人才能真正重新规划人生，走上一条自救并救人之路。另一段爱情则相对温情和美好，主角分别是不幸丧妻的余校长和蓝飞单身的母亲蓝小梅，这两个中年人，各有各的不幸，生存的压力让他们无暇去经营一个新的家庭，矜持本份的性格更让他们不敢主动出击去寻找后半生相依相伴的人。但共同的苦难、相似的品性、天凑的机缘及长期接触中所形成的对彼此的好感，又让他们的关系仅仅隔着一层窗户纸。对他们这种处境的人而言，捅破这层窗户纸的确需要一种来自外界的助力，于是，很自然地，那些曾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心态接受了孙王二人地下情的人们，喜剧性地卷入了这段爱情的推波助澜中，其中甚至包括对蓝小梅心仪已久的万站长。如果说，对孙四海情感的悲情描写表达的是作者对一种另类爱情的执拗认定，那么，对余校长、蓝小梅爱情机缘的喜剧性刻画则传达着作者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主题的这一传统爱情理想的由衷企望。对人间真爱有着美好梦幻却受伤至深的夏雪，将叶芝的一首名诗《当你老了》压在办公桌上的一块玻璃板下，不时默诵，慰藉心灵。她离去后，这首诗依然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处，无意中为其他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教育。这首诗让“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夏雪感受到的是近乎宗教情感般的圣洁，让“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张英才和骆雨感受到的是唯美和浪漫，让“不信春风唤不回”的孙四海感受到的是酸楚和期待，让“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的万站长感受到的是责任和担当（他和妻子之间没有爱情可言，但妻子突患重病），这简直是一场偶然而又适逢其时的诗歌的邀约，一首真正的诗歌其实无时不在寻找着它的称职的读者，这个称职不关乎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它直指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而与有缘人一拍即合，这样的有缘人就是称职的读者，只有这样的读者才能使一首诗更加丰满，更富有生命的热度。

多年前，关于小说的文体意义，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小说应该是优雅和高贵的。”这种“优雅和高贵”当然并非单纯的指向语言和形式，恰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它应该更加偏重于表现一种“民间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同情的一种伟大精神，它让人在残酷中看到诗性，在疯狂的人性裸露中感受到‘人’之为‘人’的温暖。”不妨说，作者担着一定的写作风险，接续一部中篇的故事脉络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文本时，这一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心理支撑作用。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作者个人诗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大量反讽性言说，正是由于这种言说，让我们看到了语言背后的“残酷”，而进一步认清了“诗性”。下面不妨简要例举：

省报头版头条位置上，登的一篇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文章，而它的下面，则是张英才的反映民办教师艰难办学的《大山·小学·国旗》；界岭的百姓纯良，却被山外人冠之以“男苕”、“女苕”，尤其是叶碧秋那位不通世故、没有心计、永远也读不完一本小学语文书的母亲，在人们眼里更是一号“女苕”；人和人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包容、相互体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再苦再累也不轻言放弃，性格上的冲突，个人利益上的冲突总是通过心灵的磨合而消弭，这种优良的品性，却被命名为“界岭之毒”；界岭的生活如此艰困，希望如此渺茫，可他们最热衷于演奏的却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村长”即是“村阀”；界岭小学每日都要郑重其事的升降国旗，这不是依矩而行，虽然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成份，但老师们考虑更多的是向那些漠视教育的人证明一个学校的存在；不重视教育，看不起民办教师的村长余实，以为在选举中稳坐钓鱼台，结果将他推下宝座的力量之源竟是学校，取代他的人正是他看不起的民办教师；身中“界岭之毒”的张英才留不住女友的心，精研“厚黑学”的蓝飞却能最终抱得美人归……等等。

这些反讽性的言说虽然滑稽，却让人笑不起来，它意在告诉我们：现实是一个更为可笑的文本！这个文本的外面是一层雍容大气的封皮，里面有无数美妙的插页，主题鲜明，章句生动，书中有高情远志，有奇门巧道，有思无涯，有气如山，也有“颜如玉”和“黄金屋”，多向度，跨文体，真假混杂，深浅得宜，除了“男苕”、“女苕”，还有谁弄不懂其中三昧呢？

《天行者》的故事通过人物生存际遇的深度揭示和情感故事的诗性表达最终落脚于界岭小学的崩塌与重建、余校长们身份的分化、张英才与叶碧秋的回归，其中有辛酸无奈，也有美好的期冀，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现实复杂性的尊重和拒绝遗忘的努力。毋庸讳言，这个故事是无数民办教师受之无愧的生命传记，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的有着农村生活经历、启蒙教育的践行者和受惠者的一段心灵秘史，它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什么“底层写作”，它真正关注的是健康的人性，它真正叙写的是一种诗性生活，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对那段艰难的岁月无法释怀，才会对那些在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苦行的“传灯人”肃然起敬。

注释：

①希利斯·米勒《解释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②史铁生《写作之事》，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71页。

③陈晓明《当代文学思想主潮》，北京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④伊洛塔·卡尔唯若《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第105页。

⑤刘醒龙《刘醒龙自选集》，海南文学出版社，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