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录旺

青年作家冯玉雷长期以来以敦煌这一巨大的文化意象为写作对象，以丝绸之路所贯穿的历史文化为写作题材，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策略，创作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形成了自己小说文本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精神世界，被成为关于敦煌文化的“第四次书写”，本文试图对冯玉雷小说叙述中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象征主义的表现和行为主义的书写进行分析探讨。

—、象征和象征主义书写

首先,我们应该理解什么是象征以及象征性叙述的艺术特征。象征应该说是人类十分古老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也可以说它是抽象思维、理性思维的基础。一般而言，在象征性的思想中具有出乎常理的对于世界的本质性意义的理解和表达。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象征是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的艺术手法。

象征主义的基本特征，即艺术意象的主观虚构性、意象意蕴的暗示性和象征性、思想的朦胧性和不可解性、艺术认知追求超越事件本身的最高真实性。象征主义的这些艺术特点，体现了象征主义以心灵展开意象虚构的根本性特征，体现了象征主义在思想体验上所追求的深刻性和鲜活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体现了一切艺术的基本特征。中国文论家叶燮在《原诗》中讲到“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至理至事至情至语。”所谓至理至事至情，不是常识性的思想和感情，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似懂非懂、恍惚若有的当下性心灵体悟和思想认知，这一不可言说的生命当下化的对于意义的鲜活体验正是美的本质特征。因而，文学的言语方式作为审美地表达，本质上就需要象征式的言说方式，正因如此，从普遍意义上而言，文学写作本质上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象征性的言语方式。象征主义的文学写作，就是这一文学本质特征的鲜明体现。

如果进一步分析，从象征性文学写作的特征来看，作为象征性事件的虚构性叙述，在以对不可言说的世界最高本质和内在意义的追求中，在以反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观化写作方式的运用中，象征性的文学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世界形成了一种间性的关系，这一间性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启思性的审美关系。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启思性的间性关系呢？所谓间性，指的是象征主义的文学文本世界一方面和现实生活的世界形成一种差异化的意义关系，在差异性的言说中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疏离和超越，从而在一种抽象化和陌生化的叙述中追求对世界更为本质化的思考，并以艺术的方式在当下化的体验中思考和表达一种真理性的世界真实；另一方面，文本的象征世界和现实世界又具有丰富深刻的意义关联性和同一性，因为任何象征性的叙述都有其叙述的意义语境和人性基础，象征性叙述是不可能仅仅是自说自话的纯粹呓语。这两面的相互背离和彼此奠基就形成了一种互相启发、互相生成的启思性意义游戏，从而在象征化的叙述中实现对不可言说、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的世界的内在真理性的表达。因此，象征性叙述是一种启思性的间性叙述，这一叙述既能表达对世界当下化的主观性体验，体现出世界的差异性本质，从而表达多元化的丰富意蕴；另一方面这一叙述有和现实的世界紧密关联，既以现实世界的文化语境为基础实行按自身的超越，又不断返回现实的文化脉络的意义世界中，实现象征性叙述对世界展开个性化表达的现实意义。

象征作为一种叙述技巧，一方面有其自身的艺术特征，更重要的是还有其广阔深刻的文化语境和人类学基础。象征性叙述的间性特征，正是人类文化和人类的生存状态的间性特征的体现。象征所追求的不可言说、晦暗不明的意义世界不是不可理解，而是更为深刻的别有深意的对于世界的体验和表达。因此，在更高的意义上而言，象征既拒绝理解，拒绝的是望文生义的常识性理解；象征更呼唤理解，呼唤的是更为深情的阐释。这种拒绝与呼唤，既以社会文化的丰富语境为基础，又体现出鲜明的出离常轨的个性化语境，从而使象征性叙述在启思性中展开新的意义空间。在对象征的这些基本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真正理解冯玉雷在其后现代主义小说写作实践中广泛使用象征性的叙述技巧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而不是把象征性的写作仅仅局限于一种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阐释。在他的作品中，象征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而简单的写作技巧，而更是作者在写作中以象征性的叙述思考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解和体验的重要方式之一，当然也是文本艺术化地承载和传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在象征性的叙述中，文本叙述的自由性、思想表达的深广性和意义的不可径达性才真正体现了出来。正是因为象征性艺术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关联性所具有的互动化的间性特征，象征性文学意象才既具有意义的模糊性、难解性、歧义性和抽象性，需要接受者去思考和探讨；又不是不可理解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特定的心灵状态下可以得到充分多样的体验和阐释。在象征性文学意象的这一间性化的对立统一中，文学意象的意义阐释就成为一种启思性的心灵体验和思想追问过程。

在冯玉雷的写作中，广泛而灵活地创造性的使用了象征性的写作手法，从而使文本叙事既具有了高度抽象化、主观化和虚构化的陌生化特征，增强了文章的难解性，又在这虚构的意象世界中表达了难以言传的丰富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从而使文本的接受与阐释具有了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关联，并以此创造性地实现了自己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基本理念和艺术追求。

在冯玉雷的早期作品中，就充分使用了象征性的写作方法。如在他早期的长篇小说《肚皮鼓》中，作者表层叙事的是关于一个神秘的原始部落生息繁衍的社会生活、他们和外部世界艰难的融合过程以及最后在外部世界的进攻中神秘消失的传奇故事；但在深层意义上，作者是以象征性的手法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状态的反思和批判，是作者对中国社会曾经发生的历史性悲剧的反思和批判，作者试图以人性的至善和原生态文化的自由美好来映照人性的恶和政治霸权的残忍，从而呼唤富有人性的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生活。在作者的象征性写作中，尽管故事中发生的一个个事件离奇而又怪诞，但却是热烈而又激情，并在这一热烈与激情中传达出孤独、绝望和无奈的悲剧性生命体验。在文本写作中作者融入了大量的西部文化的元素，野性而又深情，粗犷而又细腻，豪放而又深沉，使传奇化的文本故事在象征性的书写中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他的作品《野糜川》，也是以荒凉偏僻、干旱少雨的西部高原为背景，探讨的是在极端贫穷的饥荒状态下的人性问题。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嚎叫的狼，在作品中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它的野性、偏执、残忍和嗜血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处于饥饿状态下的人性的丑恶的体现，善良弱小的苟活于男人暴力世界中的小姑娘，最后冷漠地走向群狼，被狼吃掉了。她的死，与其说是被狼吃了，倒不如说是被丑陋残忍而冷漠无情的人性吃了！这一狼的意象，在其作品《敦煌遗书》中再次出现，它游走在沙漠的边缘，尾随着沙漠驼队和行走在大漠的行人，这一孤独的幽灵，神秘而又恐怖，激情而又残忍。美丽、孤独、伤心和绝望的娇娇最后葬身狼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作者的叙事中，狼的出现不仅仅是恶，也许它正是生命在绝境中一种最好的归宿之地。其他诸如《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易喇嘛五十年如一日向游客送出的那一篮土豆、湖上牦牛、《敦煌遗书》中的夸父逐日、玉……等等，在作品中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作者运用这些象征性意象，展开了自己对于文化、人性、信仰和生命的意义的丰富思考，使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在象征性的叙述中进入当下化的体验和思考中，从而使作品的诗意言说深刻丰富而又耐人寻味。

二、行为艺术及其叙事方式

进而言之，在冯玉雷的的小说叙事中，作者不是简单的运用象征性的写作，而是创造性的把象征主义写法和行为艺术的思想追求和艺术理念结合起来，使象征成为一种系列化的隐喻式书写，而不仅仅是一种点缀。这两种艺术方法在作品叙述中的融合，使作品的叙述更为惝恍迷离，绚烂多采，使文本的审美意蕴更为灿烂丰富。

那么，什么是行为艺术？从历史发展来看，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是发轫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而多向度的衍化到当今的一种国际化的艺术形态和样式。行为艺术的基本概念大致可描述为：行为艺术是传统架上艺术形式(绘画、雕塑)的观念化移置或拓扩，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之“行为绘画”（Action Painting）和“无形式艺术”（Art informal）的延伸和变异，它突破了架上艺术单纯靠二维或三维视觉感知创造静态艺术空间的限囿，将空间的物像延异为时间的事像，将静态的被动接受转换为动态的交互关系.并借此达成易于和观者交流、对话的场所和情境。行为艺术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为以参与性、日常性和事件性（Events）体现艺术社会的民主精神。

其次，行为艺术体现为一种过程展示，它把传统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高度的神圣殿堂，摆放到了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不过如此”的“平淡”状态，尤其在有的作品中，还请一般观众参与，这就更消解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第三，行为艺术是一中反体制行动的表现，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前卫艺术的形式，即以海报、标语、涂鸦等方式创造自己的形象，以无厘头、戏谑、怪诞的展示和表演等实现对传统和经典的颠覆。

第四，行为艺术审美上表现为非视觉审美性的审美，重在一个意字,而意字必须服从于审美性,体现为人类普遍的审美性原则，即非丑恶性，不丑即美，甚或以丑为美。

第五，行为主义艺术的魅力在于当生活被艺术家们以那么出乎我们意料、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常态生活的理解的方式艺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那会如此猛烈地撞击着我们感官和精神的承受极限，从而用艺术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同时，它对艺术的底线也提出了巨大的疑问和挑战。

从行为艺术的性质和特点可以看出，行为艺术是一种反艺术，即对传统的经典艺术观念的反抗和颠覆，是对传统精英艺术的嘲弄和疏离。他要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把观众置于当下化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和意义体验之中，如象征主义一样追求生活的最高真实，反对理性化、群体化、习常化等主流话语对生命的遮蔽，而是把人们置于对生活、生命和意义的一种个体性的当下化的体验和认知状态之中，从而在对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冲击中启发人们去思想。因此，行为艺术实际上乃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策略，它以超离常规的醒目的行为化的艺术展示颠覆经典的表现方式，以不合规范的方式书写规范，以无意义的方式寻求意义，从而对现代高度资本化、理性化、科学化、工具化和控制花的社会存在方式进行反抗、颠覆和解构，在对严肃的科学化、秩序化的世界的嘲讽中摆脱控制，寻求人从身体到精神的自由状态。行为艺术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生存处境的困顿、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尴尬、揭示了人性深处难以克服的矛盾，因而行为艺术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立场，一种在失去世界的现代明中拯救人的世界家园的努力。

冯玉雷的象征主义书写，融合了行为艺术的基本理念和艺术精神，用文字的方式创造性的实现行为艺术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追求。在他的作品中，天地万物和人自身都在喧喧嚣嚣的世界中热情赤诚的上演着行为艺术，表达着自身、理解着自身、寻找着自身，从而敞开了世界和鸣、万物交响、天人合一的神秘的家园栖居之地。在他的作品中，行为艺术既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方法和写作的技巧，也形成一种哲学化的视点，体现出作者在写作中对世界进行多元化散点透视的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并由此敞开了多重意义的文本意蕴和文本语境。因此，冯玉雷小说的这种后现代主义行为主义的艺术表现，本身就是象征性的，它以表层的多样的主观化行为意象的叙说，传达出深层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命精神和丰富意义，使文本成为难以阐释的叙述游戏，在游戏中语言成为道路而向人的心灵真诚启思。

三、象征主义与行为主义共在的小说叙事

在《敦煌遗书》中，作者给我们叙述了一种喧嚣的行为艺术的故事——裸奔！而这一裸奔又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杨晓霭在关于《敦煌遗书》的评论文章《历史、神话抑或道德价值、艺术行为》一文中，精辟的概括了这部作品中上演的具有象征意蕴的行为艺术——“裸奔”的盛况：

在《敦煌遗书》的“裸奔”现场，那个让巨人变成侏儒，让侏儒变成巨人的天地里，读者看到了这样的场面：“羊皮书上的文字裸奔”，“彼德罗夫斯基的眼珠在裸奔”，“斯坦因觉得被火车推着在钢轨上裸奔”，“钟声裸奔于角落与角落之间”，“寒浞的话里似乎搀杂着裸奔的喘息”，斯坦因“的眼睛漫无目标地在酒面上裸奔”，“杜笛裸奔了”，“蒋孝琬确实在裸奔”，“十个指头在她身上盲目裸奔”，“子弹裸奔”，“野骆驼裸奔”，“声音裸奔”，“眼泪裸奔”，斯坦因“他把自己变成裸奔的公驼”，“三个裸奔的少女给沙漠给绿洲带来希望和吉祥”，斯坦因被戴上了“裸奔艺术家”的桂冠，……裸奔的主角，形形色色：善爱、采诗、娇娇、夸父、寒浞、昆仑、大夏、八荒、五蕴、采诗、雪莲、百戏、周易、牢兰、悬泉、于阗……。这些“人物”的命名，有的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有的是中国版图上实实在在的山，有的是朝代，有的是事件，有的是花，有的是书，有的是娱乐形式，有的是文学活动，而八荒是中国古代虚拟的大地，五蕴则是佛陀的经义。这些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性意象的“裸奔”，从《敦煌遗书》的开篇贯穿到末尾，穿越时间，超越空间。

作者的这一概括，比较准确的把握住了《敦煌遗书》中喧嚣的裸奔这一行为艺术的参与者和裸奔场景的盛况。在这一裸奔的世界，一切都有了生机、有了激情、有了精神、有了神韵，当然也有了个性，并且在文本喧嚣杂揉的叙述中制造了丰富的象征意味。但裸奔还不止于此，容纳裸奔表演的苍天和大地也在裸奔，在天空中和大地上回荡的鸣沙山与和田铜钟的轰鸣交响、在天地深处回荡的战马奔腾和脚步纷沓等跨越时空有限的无声之响等等就是天地无限的永恒裸奔，只有至诚的的心灵和热烈的生命才能听到并感受这天地裸奔发出的无声之大音！当作品中叙述的裸奔行为在不同的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发生时，裸奔这一行为艺术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可阐释的可能性，从而让读者在裸奔的激情中不得不走向形而上的精神体验和对生命意义的本源性追问。

在《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中到处也充满了行为艺术的表演。如该书第二章中“在揉搓中呻吟”一节，就是骆驼客蒲昌上演的行为艺术。作者写到“直接的伤害来自蒲昌，他右手摘来一个糜穗，放到掌心。为防止糜穗逃跑，五个指头同时竖起，形成强权护栏，右手拇指与食指胸有成竹，配合默契，抓住糜穗。，然后不依不饶的揉搓、揉搓……”作者通过糜子的视角，叙述蒲昌揉搓的过程和在蒲昌的揉搓中糜子的不解、委屈、痛苦和愤怒，并在糜子观照这一行为艺术的表演中融入了传说化的关于糜子在六千大地上种植的历史、叙说了作为大地主人的糜子的尊严和神圣，并在丰富的碎片化的意象的交错铺陈中以糜子的口叙述了六千大地上流传的故事、人们的生活及其曾经的一段变迁史。在这一文本中，作者还以幽默戏谑，语带嘲讽的方式生动地叙述了皇上上演的一场生殖的行为艺术。这是从关于大地震的起因的探讨开始的，为什么发生地震？因为皇上那话儿无动于衷、不服从需要了，于是太监急了，他“组织一千个金童玉女齐声歌唱：摇摇摇来摆摆摇啊/摆摆摆来摇摇摆啊/摇三摇来摆三摆啊/那话儿摇摆甩三甩啊。”就这样，京城皇室上演的壮观的生殖行为艺术，终于引发了千里之外的大地震。

作者创造性地用语言文字让一切行为艺术热情展演，在热情而荒诞的展演中象征性地写出生命的激情、天地的喧嚣。在作品的世界中，大地、天空、男人、女人、糜子、那话儿、传说、骆驼、三青鸟、正统十一、大地震等等，都跨越时空以各自的方式激情展演，都热情澎湃地在策划和实施着自己的行为艺术，都热烈地在行为艺术的展演中表达着自己。

作者以湖上牦牛用身体奋力展演的行为艺术，来表达天地万物中蕴藏的生命的激情和爱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人文关怀！”在作者的文本叙述中，可以说天地万物、有生有灵的一切都以自己的生命独有的展演方式传达着人文主义的精神，由此而言作者的故事叙写本身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作者以行为艺术的立场、象征主义的方法艺术地再现了天、地、人和万物上演的种种行为艺术之间的热烈和鸣，这一和鸣就是天籁之音、家园之音！中国《易经》中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天地的德性就是承载万物、长养万物的庇护者，是让万物如其所是的生存的家园。这一家园精神，对一切在者都表现出一种无声的尊重和仁爱，这中家园精神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正是遗失家园的现代人的精神归宿之地。正是对天地这一生生不息的根本性的大德的体认，天地万物才有了灵性，才会表达自己，天地的一切才具了象征性的耐人寻味的精神和意义。作者用语言进行的贯穿文本叙事的关于象征性行为艺术的自由书写，在文本世界中可以说是铺陈渲染、自由联想，极尽语言动荡恣肆之能事，因而作者的书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以话语的方式给我们展演的一场象征性的行为艺术呢？！

四、结语

总之，在冯玉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书写中，象征性的叙述方式和作者对行为艺术的独特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创造性地在叙事中融为一体，成为作者独特的叙述技巧。作者从哲学化的视点，把天地万物包括人的一切活动从精神上理解为一种宏大的行为艺术，并以这种超越现实的艺术性眼光对天地世界、文化世界和人的世界进行审美观照，在颠覆性的解构性话语中大千世界立即在其作品的世界化中充满了丰富多样的意味和喧嚣多彩的精神，在这样一种世界化的视角下，作品在叙述中形成万物有灵、天地神人一体的审美世界。同时，在行为艺术的理解之下，悲剧、戏剧、正剧、杂居、神话和传奇等，在文本写作中纷杂呈现，使作品的叙述五彩缤纷，自由动荡，并在碎片化的叙述中使故事具有了丰富难辨的象征性意义。在文本中，这种以行为艺术的眼光和象征性的叙述技巧展开的自由叙事，也使这一叙事技巧能够和神话化、传说化以及抒情、描写等艺术手法融为一体，使作品的象征性的意蕴更为复杂深刻，难以言传，从而共同形成了冯玉雷敦煌书写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