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实

一

罗兰·巴特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的、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重新组织。”在阅读孙频的中篇小说《一万种黎明》（载《钟山》2013年第一期）时，我意识到，对于这样一篇刻意表现人性、人的“存在之痒”的小说，我们确实很难用简单的社会--历史学方法来阐释，来面对这部作品，那样，会显得很可笑。同时，我也体会到，这部中篇小说，在对生命、欲望、现实和梦想的表现中，以及“自我”“原我”与人性、存在世界“既有秩序”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互文性”。在这里，这种“互文性”，具体表现为心理、悬疑、精神分析、哲理等多种文本元素的聚合、舒张，通过对人性深处意识与潜意识的呈现和挖掘，尤其文本对人物复杂心理的把握，使得这个中篇小说文本，混合着大量超出文本叙事范畴的文化积淀，显示出许多叙事文本少有的内在张力。人物的爱恨情仇，欲望沟壑，情节的山回路转、扑朔迷离，故事和小说的虚构品质，情感和理念等等，相互纠缠，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小说叙事中，特别专注人物心理和精神层面，在看似粗粝的叙事推进中，发掘人物内心世界多重变化的因缘及其复杂性，显示出作者构思和呈现方式的不同凡响。我感到，孙频的这篇小说，在主题意蕴方面，基本上延续了他的另一篇小说《凌波渡》的路数，重视发掘生命的本质，人在现实苦境中备受压抑的灵魂及其坚守与反抗，心理焦虑和灵魂补偿。只是，相对于后者，《一万种黎明》更愿意在人物的心理和精神出路方面，寻求更加丰富的探索和立体的表达，为人物找到方向、归宿和意义，用想象和灵魂之光，穿越驳杂的心理隧道，演绎出生命存在的种种心理动因和“异化”维度。

二

从小说的总体叙述倾向看，孙频的《一万种黎明》明显具有“心理小说”的许多复杂的特质。主人公作家桑立明是怀有一种混杂着身体与心理欲望诉求，踏上去往“黎明”的旅程的：“本身，能从琐碎生活巨大的离心力里暂时逃出来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何况还有个代表着肉欲的女人，更是让人心驰神往。只从肉里长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根的，无根无心，自然不会受情感的种种牵连，更不必伤筋动骨。”可见，作者既为我们埋藏了主人公“逃”出个人现实境遇的生命路径，也布置或者说预设了一个看似轻松、没有任何道义、情感担当的精神、心理空间。在文本中，我们也看到，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从男主人公桑立明初期源自生命本体欲望的躁动，到获得情爱后所遭受的内心煎熬，构成了不长不短、虚实相间的精神旅程，直到女主人公张银枝日渐开始生发的对“秩序”、俗世道德规约的报复心理，再到后来转为对“希望”的执着与坚守——作者通过其细腻的语言、行为描写，对细节和细部的用心把握，对人物意识、潜意识的挖掘以及通感的手法，把人物心理的转变过程及其前后的状态合理地、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可以说，“他们的一切行动均可以找到心理的诱因，而心理也给人物的行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我感到，小说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就是小说第一部分通过对人物心理透视，拉开人物潜在“心理图景”并深入洞悉其心理的变动不羁。在这里，叙述文字中，会经常闪现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叙述可以视为弗氏学说的生动“图解”。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人格结构中的“本我”中所包含的“力比多”——性欲的内驱力，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的能量来源。“本我”是以享乐为基本原则的，所以，人，经常违背社会道德和习俗的要求。在小说里，作者特意为桑立明营造了一种更容易产生梦幻的境地：“这个午后的葡峰山庄清圆剔透，想一个刚出炉的梦境……”。在这“梦境”中，借着更令人迷醉的酒精的魔力，作者把潜藏在男主人公体内的“力比多”元素，通过其所思所想、言与行，在细腻的描写中从容地表达出来。桑立明的那个“本我”开始在梦中“逃逸”。但是，与众不同的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层层推进，到了最后，结局却令读者惊讶不已——虽在情理之中，却大大出乎读者意料之外，不仅是人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人物各自的心理呈现出跌宕和纠葛。

三

这时，我们不禁会猜测，作者会如何赋予“黎明”这个充满叙事“能指”和“所指”的情境以更深邃的蕴藉呢？桑立明和张银枝，这两位原本在精神和心理疆域处于悬浮、漂泊状态，各自“狼奔豕突”的男女主人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之后，该如何在心理的畸变和灵魂的飞翔中抵达快慰的境地？他们曾有的“积存”，最终要获得怎样的落实？生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是这种变化具有无穷的可能性，那么，这部小说，作者是否写出了生命丰富的变化？一万种黎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隐喻？

我们注意到，“黎明”这个语词，在小说的题目——一万种黎明——中出现以后，一直到第三部分的开头，这个“关键词”——一定意义上作为引领全篇的“叙述纲要”——才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阈里。这个时侯，故事的叙述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半。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如此隐遁起“黎明”的旨意？黎明作为连接黑暗和光明的转折点，它预示着任何事物总的趋势都是应该向上的、前行的，最终走向光明的。而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作品前一、二章的叙事格调或“色调”与后两章节的格调或“色调”有很大的不同。格调发生变化的拐点，就是在第三章的开头，即“黎明了”这句话。此前的叙述，总体上是晦暗、朦胧和朴素迷离的、遮蔽的，甚至是有些迷醉之感的。在文中出现的像“梦境”、“妩媚”、“妖冶”、“眩晕感”、“她的笑容里有一缕明灭可见的东西正浮出来”、“醉酒”等等这样对男女主人公的描述，无疑是对这种格调的衬托和渲染。而拐点之后，色调则是趋向明亮化的，敞开的，即使是对黑夜或主人公失落、绝望感等情绪的描述，也仿佛在其中植入了渴望和希冀的因子。

我们看到，这种格调从暗到明的变化过程，与作品中两位主人公的内心变化经历密切相关，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心理同构性。从桑立明来看，由于生活现实，即家庭和婚姻现状对其身心的巨大压抑，甚至窒息，他才试图逃离这种束缚，来到“葡峰山庄”进行“闭关写作”，以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双重解脱。但是，作为作家的他，却丝毫找不到任何创作的灵感：“小说开了个头，但也就是个头了，这开头终日孤零零空荡荡地悬挂在他的电脑上”。而唯一能使他能提起兴趣的，便是怎样才能使他摆脱的有名和莫名的压抑。这其中，或许还参杂了体内本能的“力比多”作用力，因为他的内心埋藏着无尽的虚妄，这虚妄甚至已经敲开了他理性的极限。而其所渴望的、或许能平衡自己内心扭结的对象——老板娘张银枝，面对他的“渴求”和向往的“情境”，却无意迎合，如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一样，任其随意摆布。这令读者、也令桑立明感到极其“意外”。其实，“力比多”的渲泄欲望，也同样驱动着女主人公张银枝的内心，但是，成长的历史，制造出了她的心理畸变，情感和爱的缺失，令她在生活的道路上无所适从，慌不择路。她“虽然内心充满厌恶，可是我还是渴望这一次又一次的强暴，我内心里好像有个巨大的黑洞，怎么也填不满，我必得用这一次又一次的强暴才能换来我瞬间的平静。”当然，在这“渴望”的背后，是蕴藏着其对社会“秩序”的疯狂的报复与破坏心理。她想要“用自己的身体轰炸掉现有的秩序，创造出一种奇迹来。”很显然，他们最初的交往，也许不排除彼此间出于一种“力比多”发动，一种身体的渲泄欲望。但是，生命的本质是灵与肉的结合，肯定不会是简单的身体的肆意同构，欲望满足，而是与精神、灵魂的有机结合。一旦缺乏了后者，人的行为便退化到了单纯的动物行为。人类常常忽略的重要一点是，只看到社会对人压抑，以及人是如何面对压抑，人只强调“本我”的被动一面，而忽视了真正的灵魂所能够起到的主导作用。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有意让这些人性中最真实、也最令人尊重的品质，潜藏在内心最隐秘的部位。

从另一个角度讲，所谓“黎明”，或许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作家寄予着“希望”的符码，由此，赋予了小说一定的哲学高度。实际上，我们在现实中的内心，往往也像一座监狱一样，现实和存在以无形的方式，对我们的内心与身体进行着“规训与惩罚”，如同张银枝在桑立明面前所自述的，人生对她来说“是一种程序吧，就像电脑里已经编好的程序一样，只不过拿出来用一次。”他们觉得无法冲破现实的黑暗，于是放纵自己的“本我”而尽情地达到官能上的狂欢。生命的本质——灵与肉的有机结合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深深潜藏在人类的内心的精神结构当中的，但要将其“召唤”出来，是需要有“催化剂”的。而这“催化剂”，无疑便是心灵的相互诉求，相互倾听，心理的依偎和平复，不绝望，这才是希望的所在。

主人公最终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虽然男主人公最后入狱。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可以说是踏上了人生的新旅途，彼此也仿佛感受到了那种即将揭开未来面纱的激动心情，所以，彼此间都会静静地、从容地等待他们生命力真正的“黎明的来到”。

注释：

①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张寅德译，《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②秦香丽：《苍凉与悲悯——读孙频的〈凌波渡〉》，《小说评论》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