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结合以往的阅读和创作经验，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表达了“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的看法。从路遥的话中，我们不难读解出此处的“现实主义”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又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话题。由此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式创作浪潮在文坛上风起云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已受到“冷落”、大有“过时”之嫌，路遥的看法及其最终获得的成功，无疑是值得人们思考的。“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现实主义，才会使其焕发创作上的生命力？”这个涉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显然需要以典型个案、动态视野的研究方式予以解答。

一

之所以采用从柳青到路遥的思路考察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除了源于两者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小说创作且成就卓越外，还在于他们二者在创作上具有“内在的延续性”。从路遥高度赞扬前辈作家柳青、将其视为文学“教父”以及痴迷《创业史》的情况可知，柳青与路遥在创作代际、传承等方面一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他们可以作为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同样地，他们在现实主义层面上由于身处不同阶段而形成的“同中有异”的关系，也有助于从流变的角度考察当代文学的同类创作。

作为由解放区进入新中国的作家，柳青在当代的文学创作显然从一开始就自觉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按照李希凡当时著文对柳青《创业史》的评价，于1959年完成的《创业史》（第一部）显然已被纳入到了“两结合”的批评视野。这种将革命浪漫主义理解为“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在艺术方法上的表现”，进而对应《创业史》的人物（如梁生宝），虽会因达到“预定视野”而流露出的机械、牵强的倾向，不过，其批评的逻辑却十分真实地反映了50、60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的特点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然走向及其历史构成。

结合柳青本人的看法，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仅要揭示“细节的真实”即“生活的真实”，还要创造出“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这一更高的“艺术的真实”；而“典型是真实和理想的结合，它既不仅仅是真实，也不仅仅是理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千准万确地体现了这个精神。”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当时“两结合”的提法对其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而实际上，生活中的柳青也一贯坚持“生活是创作的基础”的原则：他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悉心体验现实生活，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生活真实感完成了里程碑式的作品《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形象，都充分表明了其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一贯秉持的立场与观念。《创业史》在出版之后，由于其真实而深入地描写了合作化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探索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道路和如何真正走上创业之路，以及宏大的结构与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哲理性的议论等特点，成为“十七年文学”史上的巨作，同样也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伟大与广阔。

熟悉路遥的读者几乎都知道，柳青曾对其创作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路遥对柳青的崇敬特别是对《创业史》的偏爱，可以首先从如下两点加以说明：第一，作为前辈作家，柳青以其作品魅力和人格魅力影响到了包括路遥在内的众多当代陕西作家，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一种“师承关系”；第二，柳青与路遥是陕西同乡，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同时，两者还有在农村长大的经历，有着丰厚的乡土生活经验积累，上述特点使其易于在创作上存有共同的题材指向、产生相近的艺术风格。当然，如果从现实主义流变的角度看待柳青、路遥两代作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还需进一步地深入：除了都自觉继承延安文学精神之外，同属靠“吃透生活”而进行创作的经验也使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有着相同的“深刻的理解”，路遥将柳青称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认为柳青的创作可以启示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都表明二者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致性”。以比照《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为例，两部出自不同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着十分鲜明的共性：对社会重大主题的关注及政治化的视角；对时代生活本质的开掘和全景式的描绘；鲜明的道德立场与关怀底层人民意识；逼真的细节描写与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等等。综上所述，我们在判定路遥自觉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同样可以将这种判定具体为路遥自觉继承了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

值得指出的是，路遥成长及创作的年代，显然与柳青相去甚远。这一客观存在的时代背景使路遥在继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同时，还必将面对许多新的问题。“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对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变成无根草。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不能迎合社会上的某种低级的艺术趣味。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有责任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作为当代作家，反映自己所处年月的生活，这是我们当然的使命。”依然是严肃的现实主义，依然是真实感和人民关怀，但时过境迁，作家以作品反映时代的难度及困扰也相应增加，这样，对于路遥这一代作家而言，如何在迎接时代挑战的同时实现现实主义的“突破”，便成为一个历史的课题。

二

如果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两部代表作发表的时间，将路遥80年代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么，80年代中期恰好可以作为路遥创作的一个分界线。80年代前期的路遥因受到秦兆阳的“慧眼识金”，在《当代》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代》1980年3期），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当代》1982年5期）、中篇小说《人生》（《收获》1982年3期）。在80年代初期，新时期文学起步的年代，路遥三年三篇作品发表于文学大刊并屡屡获奖（《惊心动魄的一幕》获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1981年《文艺报》中篇小说奖、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人生》获1983年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在文学尚可以产生轰动的年代，自然为路遥的声名远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像《人生》在发表后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成广播剧全国热播，后又被改编成电影（1984），更使路遥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综观路遥这一时期的创作，其写作手法除了应用现实主义一贯追求的原则之外，有两点突出的变化可以作为路遥适应新时代、新生活而实现的“突破”。第一，是充分揭示了时代语境下传统与当下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如果说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的“十七年小说”在书写农村时更多将笔法聚焦于农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造之上，那么，路遥已将笔触突进至“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在路遥随笔、创作谈中反复提到的词语，既符合路遥本人的生活经历，又符合80年代中国社会由农村向城市过渡的发展实际。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在80年代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城乡交叉地带”中的生活现象与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不但可以生动再现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切中特定时代的生活主题，还可以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深刻记录年轻一代的成长焦虑乃至人格的分裂、深度把握当时人们的心灵世界，而建国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史就这样在路遥笔下得到了集中而全新的表达。第二，与上述内容相一致地，是路遥为其笔下的主人公赋予了较为鲜明的个人意识。对比《创业史》中近乎完美的英雄人物梁生宝，《人生》中的高加林之所以在当时评论界被反复追问“是什么样的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路遥“改写”了50、60年代文学中青年一代简单的“返乡模式”和固有的“集体意识”，塑造出一个性格复杂但又真实可信的典型形象：他有理想、有抱负，渴望跳出农村，因而，在机遇面前，主动接受了别人为其铺设的并不合理合法的“阶梯”；他有农民的质朴、善良，追求自由、幸福、美好的爱情，但最终为自己的前途背叛了良心和深爱他的巧珍；他是一个失败的奋斗者，在他身上充分展现了“乡下人进城”的过程性和曲折性，而其悲剧意义则在于相对于“历史”的觉醒和觉醒后面对现实过程中遭受不可预知的打击。

与第一阶段相比，路遥在第二阶段的创作主要体现为如何承受文学新形势的压力和在长篇小说实践上继续现实主义并实现“突破”。阅读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不难看到《人生》的成功曾给作家本人带来了烦恼和压力，而不断“劳动”和“超越”自我的焦虑最终使路遥“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此即为后来的《平凡的世界》。从1982至1985年着手准备，到1985年冬天完成第一稿、1986年夏天完成第二稿，《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就耗时四年之久。在收集材料、准备创作特别是“用什么方式构造”的过程中，路遥首先感受到的是当时中国文学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压力：“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这对于习惯使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路遥来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从路遥的话中，我们不难读出他对当时文坛已然兴起的现代派风潮绝非完全陌生，而且对于自己即将开始的创作也完全可以“改弦易张”，但在他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实主义手法还远未达到成熟，而“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做了根本性的歪曲。……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

客观来说，路遥最终决定使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既源于其“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的认识，也源于其针对首部长篇实践“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失败不起”的基本心理动机。针对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当前文学形势的压力，路遥自然为即将展开的现实主义实践作了一些革新与探索，比如，对于长篇小说的结构，路遥就曾指出“从我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结构看，大都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因此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描述都受到相当大的约束。某些点不敢连接为线，而一些线又不敢作广大的延伸，其实，现实主义作品的结构，尤其是大规模的作品，完全可能作开放式结构而未必就‘散架’。问题在于结构的中心点或主线应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肆汪洋又能细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应当说，路遥对于现实主义的反思与历史再识已成为其应对文学形势、完成现实主义创作上“突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通过阅读和实践而获得的宝贵经验，自然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当代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某种典范。

三

在1988年致蔡葵的一封信中，路遥曾不无抱怨的指出：“尽管我们群起而反对‘现实主义’，但我国当代文学究竟有过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我们过去的所谓现实主义，大都是虚假的现实主义。应该说，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我是在这种文学历史的背景下努力的，因此仍然带有摸索前行的性质。”从现实主义在50、6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经典化”、“模式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虽力图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但仍存在着简单化倾向的发展轨迹来看，路遥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当路遥苦心孤诣地探寻现实主义革新之路时，文坛的形势已发生了他所感受到的变化：80年代中期之后，围绕各式“现代派”、“先锋派”的解读而使用的批评方法、理论体系、审美标准，日趋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潮并延续至今。这种不断标榜“现代”、“新”的趋势就后果而言，一方面使现实主义创作在新时期尚未充分展开、获得相应的认识就成为“明日黄花”、少人问津；另一方面，则使80年代末期以来大量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文学作品没有得到合理的解读甚或被“忽视”。事实上，90年代以来“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反腐题材”为代表的“主旋律”创作以及世纪初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等，都带有十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然而，在特定考察视野以及创作心态的制约下，这些特征往往被人为的“忽略”掉了，而像“路遥现象”近年来在批评界颇为引人关注，更深刻反映了当下文学批评界存在的“断层”、“斥力”以及“自我封闭”的现象。

结合文学史上由法国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提出的著名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及其引发的争鸣，我们不难看到这个颇受非议的提法虽在一方面将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文学思潮罗织于现实主义的范围之内，从而消解了20世纪文学思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其针对唯我独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发起挑战，指出现实主义应当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没有明确的边界限制以及对其进行动态式的考察，却无疑是具有非凡的洞见的。显然，“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欧洲达到顶峰并被人们确立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之后，现实主义的创作仍然在延续，并随着时代、生活、文化语境的变化而不断衍生出新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自成为传统之日起，就像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一样不存在着“过时”与“终结”，同样，现实主义在与其他创作方法相比较的过程中也从不应当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现实主义创作以及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创作能否会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和心灵的震撼，而在此过程中，艺术创作必然带有的想象、虚构等成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是韦勒克所言的“一种坏的美学”。

事实上，在近年来部分研究者的笔下，围绕现实主义话题展开的研究甚至是现实主义概念本身，均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相对于历史的变化。以王嘉良等著的《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为例，著者就曾在“作为思潮性的文学现象看待，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范畴、一种创作精神，甚至是一种人生立场、人生态度，其内涵应当是十分宽泛的”的立论前提下，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以形态即类型划分的方式加以研究，在这种研究视野下，柳青的《创业史》既属于“社会批判”和“社会剖析”式现实主义的“史诗模式”，又属于“政治阐释”型的现实主义，而路遥的创作则是反思历史之余“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与延伸，可以归属于“人生观照”型的现实主义。而在杨春时著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一书中，作者以现代性的视野，强调首先破除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式的“创作方法”概念，恢复“文学思潮”的原本内涵，并进而在“现代性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论述中，指出“经典现实主义的缺席，或者说中国现实主义的非典型性。”上述两种观点就研究的角度而言，自然可以做进一步深入的探索乃至争鸣，然而他们能够从中国新文学特定的历史、文艺思想长期受俄苏影响、有自己的局限性以及只是将现实主义简约为创作方法等基本前提出发，或角度新颖，或视野广阔，确实为人们思索现实主义这一貌似“陈旧”、“过时”的话题带来某些启示。由此返观路遥的“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们不难理解：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同样处于变动状态的现实主义依然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至此，从柳青到路遥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现实主义在当代演变的线索：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的确立到“两结合”提法的修正，柳青的《创业史》在此时诞生，具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到此后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作品，实际上只对现实生活做了“根本性的歪曲”（路遥语），再到“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但远未达到成熟，而路遥在此时开始崭露文坛，在“反思”和“改写”中拓展现实主义的道路，直至80年代中期遭遇现代派的挑战，完成新一轮的转型与深化。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谓曲折不平。无论从现实主义自身的特点还是从题材的表现永无止境的逻辑上看，现实主义都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更何况相对于艺术的创作，现实性的书写总是绕不过去的“基石”。现实主义在当前最基本的问题是需要通过作家与批评家思维的转变和批评的切实关注，从而摆脱传统的教科书意识、完成自身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论建构。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个案当然还有很多，而“从柳青到路遥”不过是其中的一道风景而已！

注释：

①这些言论可见路遥的《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遗产》两篇文章以及《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等文章。其中，在《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遗产》中，路遥高度赞扬柳青及《创业史》，称柳青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路遥将柳青称之为文学的“教父”，具体见《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5、24、26、119页。此外，他还在《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漫谈小说创作》中多次谈及对柳青的崇拜及柳青对其创作的直接指导、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其痴迷于《创业史》，除上述文章外，还可以从后来的回忆文章，如闻频的《雨雪纷飞话路遥》等加以佐证，具体见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③李希凡：《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文艺报》1960年17—18期合刊。

④柳青：《美学笔记》（1961），《柳青文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277—288页。

⑤可分别参见柳青的随笔《延安精神》，《柳青文集·4卷》；路遥的随笔《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⑥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311页。

⑦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24、26页。

⑧路遥：《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177页。

⑨关于“城乡交叉地带”，可参见路遥的《致〈中篇小说选刊〉》、《〈路遥小说选〉自序》、《路遥自传》、《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等文章，后均收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由于其文字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具体注明。

⑩⑪⑫⑬⑭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78—82、86、86—87、89—90、98页。

⑮路遥：《致蔡葵（二）》，《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320页。

⑯可参见[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2版。

⑰[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245页。

⑱王嘉良等著：《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形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9、187、337页。

⑲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18、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