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刚 张剑锋 (.嘉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嘉兴 34000；.山西省金石书道研究所 山西太原 030000)

《张信墓志》又名《张怀彻墓志》，青石质地，高41.5厘米，宽41厘米，厚度为5.3厘米。全篇凡16行，行满16字，共153字，有2.5*2.5厘米界格，书体主要为楷书。墓志因常年埋藏地下，故保存较好，除首行“前”字外，几乎无残泐痕迹。墓志出土何时何处不得而知，但从石面、字口残存大量黄土来看，出土时间不会太长。该墓志原石现收藏于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此拓本为笔者六年前负笈三晋时所拓。

张姓古来为一大姓，其起源是较为多元的。来源一：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之子挥，属于以职官为姓。据《新唐书》载“皇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青阳氏挥居住于尹城国，在清河之北，是为河北张氏。来源二：出自黄帝姬姓的后代。《通志》载春秋时晋国大夫解张，字张侯，子孙遂以字名氏。后几经迁徙辗转流布于平阳、宜阳、晋阳、邯郸、中牟、大梁等地。源头三：即出自赐姓或者改姓，例如三国大将张辽，本姓聂氏后改为张。云南南蛮酋长龙佑那被诸葛孔明改姓张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乌桓、女真、鲜卑、匈奴、契丹等少数民族不断汉化，有不少也改姓张氏。此外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改姓张氏者也不乏其人。

文中言张信祖上为周文王之后，又言其郡望出自南阳白水，为张良远孙，颇值得注意。南阳郡始置于秦昭王时，后虽几经沿革，但基本治所是在今南阳市境内。东汉至唐数百年间，张姓在此地为一大宗族。著名的张猛龙、张黑女、张猥等皆出自南阳白水一支。一说南阳白水张氏始祖为张良六世孙张彭。此说与墓志中所言的“张良之远孙”貌似颇相契合。然而此说并不足信。唐上元三年的《张福墓志》、垂拱三年的《张文墓志》以及长安三年的《张远墓志》皆谓郡望出自南阳白水，又都认为汉博望侯张骞、晋司空张华为其始祖。

其实这种现象很好解释，正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群望》中所言的那样：“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没有入仕的机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以至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入隋后开始创立并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贵庶子弟一律同视，使至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是高标郡望的现象依然存在。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姚则吴兴，张则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由此可见唐人高标的郡望，只不过是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手段而已。但也因此造成了很多家族谱系牵强附会，难判宗祖的情况。

文中言张氏家族列土因官，世代簪缨，张信少时便“弥著闾里”，及见长乃投身行伍，并在从军的生涯中立下了“东夷蛮狛，扫蘖凶戎”的赫赫功勋。故而被封为“骁骑尉”。 “骁骑尉”为武散官名，多见于隋代，隋文帝时为表彰士兵功勋始置。唐时置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共十二阶，自正二品至从七品，皆无职掌，称为勋官。后逐渐变得有名无实，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荣誉称号”。

《张信墓志》与其他同一时期的墓志铭相比，中出现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例如：笔画的增减、文字的讹写等。

笔画增减、文字的讹写，大量使用俗题或异体字，在《张信墓志》中较为常见。全篇153字中增损笔画的即有数十处。例如“邑”“绝”“邃”“俱”等字有明显的笔画缺失。再如“辛”“土”“氏”“泽”等字却衍生出来新的笔画。为方便比较，笔者列表对照如下：

笔画增减对照表

文字讹写与异体

笔者以为导致以上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有：

1.当时流行的俗体或异体字。这些字虽然和官方颁行的规范汉字在构成上有所差别，但是一直被人接受和沿用。例如“氏”“土”“迁”“干”“彻”“男”“留”“蘖”“弘”“联”“叶”等字。

2.刻手的失误。墓主人生前的职官是“骁骑尉”。“骁骑尉”在武曌时期属正六品官衔，由是看来墓主人张信的官职并不太高，属于较为基层的官吏。因此可以推断其墓志铭的刊刻者，也必定是很一般的匠人，可能不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例如墓志中的“邑”“绝”“ 殞”“廿”“萦”“勒”等字缺少笔画很有可能是刊刻者粗心或者目不识丁所致。

3.书丹者的失误。文中有“邃”“泽”“辛”“蒙”等字虽然笔画有增减的变化，但是整个字看起来却浑然天成，没有漏刻或多余的迹象，那么这些字可能是源于书丹者的书写习惯或者粗心大意，工匠又完全真实地刊刻书家的字迹所造成的。

除了以上现象外，墓志还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笔者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实这种书体杂糅的现象在隋唐时期的碑刻、墓志中是较为常见的。从北魏开始，在一些碑刻、墓志作品中，往往是楷书间杂篆隶字形。但是，其篆书多非标准小篆，隶书亦非标准之隶（汉隶），俚俗篡改者多，字形增损、笔画移位、讹误以及通假等现象亦大量存在，一直延续至唐代，武曌又兴造字之风，此后斯风渐告消歇。关于此类现象，有学者认为是受道教“符策”影响，这可能是根源之一。再者隋唐初年国家从长期的分裂走向南北文化的大融合，而在这种融合中新的文化标尺尚不明晰，旧的书写规范已丧失殆尽。因此在书风和字体上必然出现短暂的混乱局面。由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混论决然不会出现在社会高层的文化圈子，而只是游走于基层的文化环境中。

女皇登基，乾坤倒置。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为树立威信也为了宣扬政权的合法性，大搞个人崇拜，用尽心机夸耀自己的高明、伟大、博学和睿智，为表达她皇统万年、长治久安的心愿，大有改天换地的姿态。她认为自己犹如日月当空，光辉普照天下，为百姓带来光明和温暖，于是她便造了一个“曌”字，此字读“照”，并为自己改名“武曌”。

武周覆亡后这些字汉字多被废止。但是在武周执政的十余年间，这些文字大量的出现在碑刻、墓志等石刻上被保留了下来。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书法和文字史上，都是较为独特的。

3.书风独特。该墓志用笔方严峻刻，以方笔切入为主，线条刚健有力，厚重浑穆中不失朗健潇洒。结构参差但又中规中矩，属斜划紧接的魏碑风格。有些学者认为魏碑体在入唐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初唐欧、虞、褚、薛为代表的横划宽接的唐楷书风。由此墓志来看其实不然。魏碑体书风入唐后并未完全完结，只是不再是处于主流地位，在民间或者社会底层的文化圈中依然存在。

当然此墓志的书写年代为唐中期，书家必然也会受到唐楷书法的影响。与传统魏碑相比，笔势舒展，用笔也多参杂有圆笔，结构也更加严谨。由于书丹者并不是当时的主流书家，该墓志并不能代表武周时期楷书的最高成就，再加上刊刻者文化修养不高，造成了一些瑕疵和不足。但是该墓志也有着较高的书写水准，更重要的是能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基层文人书法的精神风貌，带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为我们研究武周时期的书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