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璋鑫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新世纪以来，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每年以超过10%的比例高速增长，其中2004、2005、2007年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20%。在整个经济的带动下，江苏省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2012年与2000年相比，已经增长了近3倍。然而，在经济繁荣、收入增加的背后，人们的消费却呈现另一种趋势。

数据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历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其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两者之间并不同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增长一直高于其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逐年递增的现象。此外，江苏省城镇居民历年的平均消费倾向（APC）处于下降态势，从1999年的76.6%下降到2012年的61.3%，与之相对应的是，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尽管存在阶段性波动，但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1999年到2012年之间，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了近3倍，其平均储蓄倾向（APS）增长了22.3%。而储蓄率升高会伴生消费率的下降和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在当前经济增长需要继续扩大内需来拉动的形势下，储蓄高增长现象令人担忧，不利于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就目前江苏省城镇居民高储蓄率现象而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从不确定性角度进行分析是比较合适的。因此，本文将先分析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现状，然后选取衡量不确定性的指标并指出度量其程度的方法，最后与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额建立计量统计模型，并选取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导致高储蓄率现象的因素以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者对预防性动机的研究成果

人们的储蓄究竟是为什么？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储蓄的动机是为了退休后的消费。然而，一些统计调查资料显示：居民中只有15%居民认为“为退休作准备”是储蓄的最主要的动机，而有45%的居民认为储蓄的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预防意外事件。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用“预防不测”的动机来说明人们的储蓄行为。该理论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将一生的资源合理地分配于整个一生的各个阶段，更主要的是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

利兰（Leland）在1968年首先提出了预防性储蓄理论。他发现，当未来收入不确定时，消费者将变得更加谨慎，他们会用增加储蓄的办法来预防收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他将这种由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引起的储蓄称为预防性储蓄。卡罗尔（Carroll）和迪顿（Deaton）［1］提出了缓冲存储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卡罗尔发现，当消费者面临较大的收入不确定性，而且又没有足够的耐心时，就会出现缓冲存储的储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应付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消费就越少，储蓄也就越多。而迪顿提出的预防性储蓄模型中则不仅考虑消费者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谨慎，还考虑流动性约束，也就是当消费者遇到意外冲击使收入较低时，即使他们愿意，也不能用借款来维持他们希望的消费水平，这时就会产生额外的储蓄动机，在收入较高时多储蓄，以保证消费不过多受收入下降的影响，也就是“以丰补歉”，这时的储蓄起着一个对收入不确定性的缓冲层的作用，消费者通过储蓄和负储蓄使消费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尽量平滑。泽尔德斯（Stephen Zel⁃des）等人将预防性储蓄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扩展到不仅包括收入的不确定性，还包括生命长度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在面临这几种不确定性及不完善的保险和借贷市场的情况下，寻求一生效用最大化，他们把这种模型称为“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2］。

Dardanoni（1991）［3］利用1984年英国的家庭支出调查（FES）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当收入差距较大时，不同职业和行业团体的平均消费会显著降低，他估计60%的储蓄是由预防性动机引起的，表明预防性储蓄确实是家庭储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Carroll和Samwick（1998）［4］运用收入动态分组统计（PSID），发现收入风险对财富积累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约50%的金融财富或45%的总资产净值可以归因于预防性动机。Engen 和Gruber（2001）［5］认为对于普通工人而言，失业保险金给付替代率减少50%将会使他们持有的总金融资产增加14%。Guiso 等人（1992）［6］利用意大利家庭个体数据，发现对于那些预期明年收入差距更大的家庭而言，消费量仅略微降低，财富积累仅略微增加（大约占总资产净值的2%）。Keiko Murata（2003）［7］利用日本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养老金的不确定性会对小家庭的储蓄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预防性储蓄以相对低风险的资产形式存在，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对预防性储蓄产生影响。

国外学者对预防性储蓄做了大量研究，但在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否存在及其强度有多大等问题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学者在研究不确定性问题时，研究方向可能不同，采用的方法可能不一样，得到的结论自然会有差别。

（二）国内学者对高储蓄率现象的研究成果

1.收入水平与高储蓄率

王玮（2011）［8］认为我国居民储蓄率高是由多因素造成的，主要原因包括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投资环境发展滞后以及投资渠道狭窄。金烨、李宏彬等（2011）［9］从寻求社会地位角度出发，认为人们存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社会地位越高，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而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财富的多少相关联，因此人们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而产生储蓄动机。贾健、徐展峰、葛正灿、陈森（2011）［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口负担的下降是高储蓄率形成的显著因素，而且房价过快上涨、居民心理习惯、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过小等也会导致居民高储蓄行为。杨絮飞（2009）［11］认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收入差距、居民负担系数和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并不固定，对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影响。夏显莲（2009）［1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对我国居民储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落后的利率机制使得居民储蓄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刘传哲、朱美真等（2009）［13］认为房地产价格成为影响居民储蓄变动的主要因素，收入和股票价格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而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正在弱化。张亮、叶苹（2007）［14］从外汇储备角度出发，认为我国居民高储蓄和高外汇储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呈同向变动趋势。贾德奎、施红俊（2003）［15］基于金融市场缺陷对收入差距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作了理论解释，并且假设：低收入群体没有借贷消费行为，高收入群体的投资形式只有储蓄，分析指出：由于存在金融市场缺陷，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居民储蓄率则越高。

上述学者对中国高储蓄率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很丰硕，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其结论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相互对立的，这可能是由作者分析角度、指标变量选取标准、数据处理方法等多种因素引起的。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指出在储蓄高速增长的背后究竟是哪类储蓄占主导地位。

2.预防性动机与高储蓄率

杜宇玮、刘东皇（2011）［16］利用1979-2009年的数据首先对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进行估测，然后对其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都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且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影响因素，此外融资约束、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会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率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张杰平、陈国权（2011）［17］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均受到了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而且城镇居民受到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居民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从而产生预防性储蓄动机。周绍杰（2010）［18］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产生预防性储蓄动机，就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而言，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大，1988-1995年比1996-2003年大，年老组群比年轻组群大。施建淮、朱海婷（2004）［19］利用1999-2003年的数据对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市居民虽然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是强度很弱。龙志和、周浩明（2000）［20］基于Dynan 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利用1991-1998年间平行面版数据对模型进行估测，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显著增强，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上述学者从预防性角度对高储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指出由体制改革引发的不确定性是影响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导致了高储蓄现象。然而他们对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的结论存在差异性，而且学者们对具体存在哪些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程度等问题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江苏省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析及其度量

（一）城镇居民现阶段面临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阶段。在转轨过程中，利益被重新分配，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原来有利于一部分人群的收入分配、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体制，改革后，这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受自然就会加强。

对一个经济主体而言，在这种由制度变迁引发的不确定环境下，由于无法准确掌握未来体制变动情况的信息，因此很难对未来收入或支出情况形成乐观的预期，不确定性感受自然就会增强。

1.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感受增强

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城镇居民下岗失业，失业率急剧上升，下岗的压力使得人们很难预期自己未来收入的变动情况。在知识经济时代中，人才竞争相当激烈，就业压力大，人们同样无法对未来收入形成乐观的预期。而且，逐年扩大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感受。由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差距呈增长趋势，已经超过0.4，说明收入差距较大，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使得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感受大大增强［21］。

2.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增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等消费开支大部分由政府来承担，居民需要负担的部分很小。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新建立的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和教育制度所取代，于是居民开始自己来承担大部分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消费开支。由于这些费用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虽然近几年我国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但是与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制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差距依旧很大。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可知，从1999年到2012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医疗支出增加308.3%，超过其可支配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由于我国医疗体制建立较晚，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目前城镇居民大部分的医疗费用支出还需由自己来承担。

（2）未来住房支出的不确定性。房价居高不下，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根据国际认定标准，发展中国家的住房价格应该是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4～6 倍，而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数据可知，2012年一套80平方米的商品房平均售价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19.4倍，远高于国际标准。特别是一些房价上涨速度快的城市，如南京、苏州等地更是到达25倍左右，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承担能力。

（3）未来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激烈的人才竞争使得父母越来越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现阶段高校扩招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同时也延长了教育年限。此外，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为孩子的教育提供更多途径，也增加了教育支出。因此，人们自然会考虑未来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制度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人们必须面临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便会产生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二）不确定性的度量

不确定性程度的大小与储蓄的多少之间应该存在某种相关关系，要想找到这种关系的核心问题就要找到合适的变量来度量不确定性程度的大小。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不确定性，所以学者在研究不确定性问题时，研究方向不同，采用的方法可能也会不一样。

本文将使用间接变量来度量不确定性，即通过计算不同收入组的收入、支出的方差来度量不确定性。方差用来反映指标的波动程度，方差越大，波动程度越大，反映出不确定性越强。这一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组别之间收入或支出差别大，即不确定性大。考虑到江苏省的实际情况，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增加了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扩大了不同组别之间的差距，因此用这一方法来度量不确定性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将从预防性储蓄角度来分析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因此，本文以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为被解释变量，江苏省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统计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1）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存款，用s 表示，以《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作为其衡量指标，见图1。

图1 1999-2012年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10亿元）

（2）江苏省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用δ 表示，其中：①收入的不确定性，用u1表示，以1999-2012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别的可支配性收入的方差作为其衡量指标；②支出的不确定性，用u2表示，以1999-2012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别的消费性支出的方差作为其衡量指标。

（二）模型构建

设st为江苏省城镇居民在第t 期的储蓄存款，根据前文分析可建立如下模型：

又因不确定性δ 可分解为u1和u2，则（1）式可改写为：

因此，可将（3）式简化为最终计量统计模型：

其中，α、、β 为待估参数，a 为常数项，εt为白噪声。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采用ADF 检验法对st、u1、u2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st、u1、u2三个时间序列变量的ADF统计量均高于5%的显著水平，即原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是不平稳的；将三个序列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结果Δ st、Δ u1、Δ u2的ADF统计量均高于5%的显著水平，说明这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在5%显著水平是不平稳的；将三个序列变量进行二阶差分后，结果Δ2st、Δ2u1、Δ2u2的ADF 统计量均低于5%的显著水平，所以这三个序列的二阶差分在5%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满足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一步对五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表1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4）式进行回归估计，运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分析结果如（5）式：

在回归方程（5） 中，F 统计量的值大于临界值F0.05(2,9)=4.26，说明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影响。又拟合优度R2=97%，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是，（5）式中只有变量u1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u2的系数不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是一个伪回归。

经分析，造成上述伪回归问题的原因是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近似共线性，即u1和u2之间存在近似相关性，（4）式所反映的模型是具有多重共线性的。

因此，本文将采用逐步回归法来修正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最终得出的回归分析结果如（6）式：

在回归方程（6）中，拟合优度R2=97%，F 统计量的值大于临界值F0.05(1,10)=4.96，且（6）式中变量u1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解释变量分别对被解释变量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影响显著。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st与u1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6）式中的残差项应该是平稳的。使用ADF 检验法对（6）式中的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残差项平稳性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残差的ADF统计量小于1%的临界水平，即残差项在1%显著水平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表明st与u1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此外，用st与u2单独做实证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7）式：

同理可得，st与u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分析了1999-2012年期间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与居民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收入的不确定性、支出的不确定性分别会对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由于目前就业压力大、失业风险高、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房价居高不下等原因，城镇居民对未来的收入、支出很难形成一个乐观的预期，便会产生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储蓄来平滑未来收入和消费，导致高储蓄现象。

另一方面，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联合起来对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且，从拟合优度可以看出，收入的不确定性比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更有解释力。因此，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行为最重要的因素。

（二）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江苏省城镇居民具有高储蓄倾向，高储蓄倾向制约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对当前内需的扩大是不利的。因此，为了内需的扩大，促进经济增长，将居民过高的储蓄率转为消费就极为重要。降低储蓄率的有效方法就是采取相关措施来降低城镇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22］。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降低收入的不确定性。应多管齐下，深化“富民优先”观念，使居民真正体会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为此：①建立健全工资增长机制，保障居民的工资性收入；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和鼓励居民将中长期储蓄转化为风险适中、收益良好的投资，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③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如政府给予政策扶持、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鼓励自主创业，增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④要注重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使更多国民财富分配给劳工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藏富于民。从而有效降低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并减弱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支出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改善人们消费心理，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为此，各级政府应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信心。对于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如养老、医疗、失业、住房、子女教育改革等等，应积极地扩大宣传，让居民认识到改革的必行及改革所能带来的好处，从而减少居民收支预期的不可确定性，也就能起到降低居民的强制性储蓄倾向的作用，使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23］。

改善居民对未来支出波动的预期，首先应控制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及其持有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保持在稳定水平；其次，完善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加大医疗保障力度，逐步扩大医疗保障覆盖范围，从而减轻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生活负担，改善居民对未来医疗支出的预期；再次，实施楼市调控政策，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和腐败的打击力度，抑制个人和外资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尽可能使房价与当地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相适应；最后，进一步扩大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在GDP 中所占比重，提高财政教育支出使用效率，减轻家庭负担。

（3）健全消费信贷政策，解决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降低居民储蓄动机。我国当前消费信贷很不健全，居民消费受到极大的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必然会通过如下途径增加居民储蓄，其一，只要流动性约束是束紧的，它将导致个人消费小于约束未束紧时的消费。其二，热尔玆（Zeldes，1989）认为即使流动性约束在当期没有束紧，但它可能在未来束紧这一事实也会降低消费。因为，如果没有流动性约束存在，那么，假定下一期收入降低时，则个人可以通过借款来避免消费的急剧下降。但是，如果存在流动性约束，那么，除非个人有储蓄，否则收入的减少将导致消费的大幅度降低，因此，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使得个人把储蓄当成防范未来收入下降的保险［24］。亚佩利（Jappelli，1994）等从经验上研究了各国流动性约束差异是否对各国总储蓄率差异有重要影响，他们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对总储蓄有重要意义：流动性约束较低的国家，如美国和法国等，只要求在购买上付现20%或更少，相应的这些国家的总储蓄率是较低的；而一些流动性较高的国家，如西班牙和日本等，要求在购买上付现40%，相应的这些国家的总储蓄率是较高的［25］。从我国情况来看，在居民收入水平低，又存在强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居民的一些提高当期消费的愿望无法实现，限制和阻碍了我国消费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动机。为此，要参照一些消费信贷发达国家的经验，抓紧建立健全全社会的信用体系，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降低居民消费信贷门槛。使居民提高当期消费的意愿得以实现，从而提高消费率，降低居民的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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