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前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 350108)

一、乌托邦社会构想的萌生

格非的小说《山河入梦》以谭功达与姚佩佩前往普济水库一路所见所闻，充斥着混乱、离奇的场景开篇。作为读者，会感觉情节莫名其妙，抓不到头绪，而随着小说围绕着谭功达与姚佩佩的故事情节的展开，读者们才渐渐捋出头绪。《山河入梦》的第一章就命名为“县长的婚事”，但真正看完书才知道婚事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倒数第二章，且没隔多久，这桩婚事亦告终。由此可以看出，整个故事的发生和发展就在深层隐喻了所谓的乌托邦法则:“乌托邦不能也无法降临，但是，对乌托邦的想象却是故事的源头，是历史的开始，是这个世界最初和最后的梦境。”

书中的两个主人公——谭功达与姚佩佩的背景完全不同，谭功达是革命先驱陆秀米的儿子，母亲“桃源大同”的理想或多或少都无形地在他脑海里植下根子，且他自己也参加革命活动，受到社会主义共产思想的影响，作为县长他一直在不断努力将梅城建设成为一个现实中真正存在的“乌托邦”。姚佩佩原名姚佩菊，从书中的细节我们得知她的父亲在1950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随后被枪决，母亲随之上吊，此后姚佩佩成了一个孤儿，寄宿在姑姑家。她并没有参加革命活动也没有接受共产思想的教育，但也萌生了“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这样类似于“乌托邦”的愿想。

我们从谭功达的角度上看，他想逃到无人的小岛上，因为他内心深处是喜欢姚佩佩的，但由于年龄相距过大，他担心别人的闲言碎语。其次因为在现实中遇到种种困难和问题，比如政治上机关内部斗争激烈、人心险恶、人性贪婪;在梅城建设中遇到种种问题，自己的构想不能真正实施等等让他招架不住，促使“乌托邦”思想在他心中逐渐萌芽，让他只想逃离这尘世，寻得一片充满美好的净土。

从姚佩佩的角度来分析，姚佩佩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她的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姚佩佩性格比较特别，不懂随波逐流，也没有世俗官场中的圆滑，在情感上十分纯洁，像一个世俗之外的人，敢爱敢恨，敢做敢当，且在她的心灵深处有种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是宿命性的悲剧。在《山河入梦》的封底作家写到:“不管姚佩佩如何挣扎，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因为他镌刻在她的心中。”所以，和安娜·卡列妮娜一样，姚佩佩一出场就和自己的命运邂逅，与谭功达一起从普济水库回来，他们就遇到了搜寻案犯的警察，当时清白的她看着这些警察却莫名的泪流满面，因为她感知到了自己的命运，总是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所以“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在她心中一直存在，而她也在河山间逃亡，终生在寻找那个荒无人烟的乌托邦似的小岛。

二、乌托邦社会构想的实践与失败

如果说姚佩佩是精神上对“乌托邦”的追求，那么，谭功达就是在实际中寻求并建设着“乌托邦”了。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实际中，作者用他手中的笔残酷地告诉我们结果，他们均失败了。

谭功达在官场上从梅城县长到被撤职到花家舍，但一直在不断的努力建设着理想化的社会:他一方面对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解不深透，另一方面，他又想学习苏联的电气化，妄想实现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担任县长期间，修建水库发电，号召开挖运河，实验制造沼气，甚至还构想修一条连接每家每户的风雨长廊。这些想法和作法，初衷并没有错，只是太超前，太不符合梅城县当时积贫积弱又遇到自然灾害的现实。再加上，梅城机关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基层干部阳奉阴违，社会群众不拥护不愿出力，结果修建了几年的水库大坝经不住一场大暴雨的冲击，造成坝溃人亡;又被机关内部的反对势力落井下石，终遭撤职，注定以失败告终。在第四章，谭功达被撤职前往花家舍人民公社。花家舍，这个地方有最完备的制度，衣食丰足，井然有序，人人都是这里的主人，既享受着制度带来的优越性，也为这里的发展尽心尽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空气中充满的不是平和、幸福的味道，而是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气息:恐怖的检查、举报制度，让所有人都随时处在被监视的环境中，人和人之间，表面上看来是友善的，其实却相互妒恨。在这里，人人都是没有隐私的透明人，透明到失去自己的思考，只能和别人保持绝对的一致。“花家舍”是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郭从年是这个“乌托邦”的制造者。看得出，这个人物一方面怀有强烈的造福百姓的美好愿望，是无私的利他主义者。另一方面，他用强权，建立一个心灵的“集中营”，试图让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一直变成完全一样的机器人，从而扼杀了许多纯真的灵魂。作家通过描写“花家舍”这样一个地方的状况，告诉我们谭功达心中的“乌托邦”在现实中真正实行其实是失败的。

姚佩佩是小说中唯一能理解谭功达的人，正是她对谭功达的感情，给予谭功达继续坚持的信念。姚佩佩在精神上追寻着“乌托邦”，她把人心想象的太简单了，所以在复杂的官场没有办法生存，在她被金玉强奸后，将金玉杀死，承载着被捕的内心恐惧开始流亡，但终究逃不出被捕的命运，她只是围着梅城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又回到了梅城的普济，在谭功达母亲家的阁楼里被捕。从本质上分析，姚佩佩并没有犯错，因为追求理想主义的她在情感上容忍不了金玉对她的玷污，所以将其杀害，可是她虽然怀抱着“乌托邦”式的情感的向往，但在现实中尽管走遍大好河山，仍终究不能寻到那个无人的可以隐居的小岛，“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在谭功达和姚佩佩同时陷入一种无缘的境地时，格非却在笔下展示了世界实际是一个异常冰冷、荒芜的世界。人就像一个个湖心中小小的“花家舍”，在对世界的逃避茫然中，很难吸纳山河浩气，很难走出历史、走出自己的阴影。伴随着叙述的淡淡的感伤，小说凸显出对人的历史性的反讽，“乌托邦”的陷落也成为必然。

三、悲剧的反思

长久以来，乌托邦就是全人类无法泯灭的一个梦想。时至今日，许多人都在探求一个接近于终极理想的“乌托邦”。在《山河入梦》中，我看到了格非的思考，对悲剧的反思。

1.对命运、宿命悲剧性的不可逃脱的感叹

小说中，首尾呼应的手法成熟运用，姚佩佩在开头遇到搜寻案犯的警察时看着这些警察却莫名的泪流满面，最终自己沦为被警察追捕的案犯，姚佩佩注定要流亡的命运是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尽管她对自己的命运挣扎过，但就像作者所说的“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这是固定的宿命。书中有几次写到算命的情节，姚佩佩要在紫云英的阴影下算命，谭功达在撤职后有算命的人主动上门。作者通过一次次主人公对自己命运窥探的欲望的叙述，越发坚定人的宿命是怎样早已注定的理念，该来的躲不过，所以姚佩佩和谭功达并没有挣扎，只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格非写人物的那种出于理性的预感与悲剧性存在的巧合，写偶然突发的一系列误会改变人的整个命运，写人心的变幻莫测以表达作者对虚幻人生的感悟，像人生际遇，可能很小的细节就能改变人的一生，而到底是什么细节改变，当事人也不知道。这一点在书中十分凸显。姚佩佩开会迟到了，莽撞的冲入了门，就走入了金玉的欲望，直接导致了自己日后的流亡;谭功达去沼气池看实验成果，结果就那天洪水溃堤，他治水不利遭到排挤和撤职;谭功达在开篇遇到的寡妇张金芳，最后像藤蔓一样缠上他的身，也彻底摧毁了姚佩佩对他的依赖等等，作者用这样点点滴滴的细节推动故事情节一步步的发展，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却恰恰起到了扭转时局的作用，却也是对命运安排的不可捉摸的一种恐惧和感叹。

2.对理想主义的反思

在书的末尾，谭功达临死之前，回光返照，与冥冥之中的姚佩佩有一段对话，明确修正了他先前的“乌托邦”理想国图景，那应当是: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败，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他的遗书是谁也看不懂的多次修改过的“梅城行政规划设计图”。与其说，他是贫病交加，郁郁不得志而亡，不如说是他那一根筋的理想，至少在百十年内难以实现含恨而死。

很多人指出谭功达是“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从作者对姚佩佩、谭功达二人最终的结局安排不难看出，尽管作者格非承认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山河入梦》中，我们能看出他在深层次对“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反思和思考，格非说:“姚佩佩的悲剧是具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她的个性因素，她所处的时代并不提倡自我意识，她本可以投身集体主义，放逐自我，跟社会融合，但是她并没有那么做。随着她越来越清醒，更加不愿那么做。”而谭功达的对梅城建设的作法和想法，前提是好的，是为人民更好生活着想的，但只是太超前，不符合当时社会和自然的实际情况，对自然灾害、积贫积弱视而不见，只是一心怀揣着乌托邦理想国的美好蓝图，并没有办法采取实际行动，也不会实现。

3.古典主义的复辟倾向

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古典美学复辟，作为其中重要代表作品的格非“江南三部曲”中蕴含着古典美学复兴的重要意味。造成新世纪作家复古写作的原因是“美学资源更新生长的需要，中年写作的常见现象和作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文化同一’的隐状”，同时，格非指出自己创作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的江南三部曲是对80年代先锋小说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反思。“如今很多作品完全套用西方模式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场景化、碎片化，以空间取代时间，以场景代替故事。”他说:“我开始重读话本、传奇、三言二拍，发现中国从古典文学到现代小说的演变走的是另一条路。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对古典主义的复辟不是完全模仿古典小说的文风、文体、文章节奏等表面东西，而是从“叙述空虚”到“向故事致敬”的转变。

［1］格非.山河入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2］谢刚.山河入梦——乌托邦的辩证内蕴［J］.文艺争鸣，2008，(4)

［3］王增宝.欲望与文明:乌托邦的命运——重读格非《山河入梦》［J］.小说博览(中外文艺版)，2010，(5)

［4］张中驰，刘伟.梦的破灭与作为代价的孤独——浅析《山河入梦》的乌托邦理想［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2)

［5］格非访谈实录，谈新作《山河入梦》［EB/OL］.当当网嘉宾访谈室，2007-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