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增武

(合肥学院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中国新文学”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于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新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从而在1950年代以来成为大学中文系引领风骚的主流学科。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中国新文学”这一学科是在民国时期各大学开设的诸多“新文学”课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后者乃是前者的“史前阶段”。民国时期大学新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与体系建设的成熟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学科起点的高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9年，以下简称《纲要》)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以下简称《史稿》)两份新文学讲稿，成为五四后中国新文学在迈向“学科”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路标。在这两个路标之间，为数并不算多的在大学从事过新文学课程教学的新文学作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者除了杨振声、沈从文、废名等人外，还有苏雪林。在新文学“学科化”的链条中，苏雪林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教学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苏雪林与中国新文学学科创建之间的重要关联，学界虽有提及，但迄今为止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和充分的发掘。

一、新文学学科的发展链条

资料显示，中国新文学的“学科化”或者说“学院化”进程应该肇始于1920年代末的清华大学。①据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记载，经胡适介绍，周作人1922年下半年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担任“现代国文”课程的教学。另外，周作人又设立了三门课程，“仿佛是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之类”，均由周作人自己讲授。这些课程应该属于新文学课程，但目前尚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教学材料等刚性史料。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身为新文学作家的中国文学系主任杨振声希望能够破旧立新，凸显自家面目:“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欲达到此目的，所以我们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国外的新文学。”[1]为落实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发展战略”，同为新文学作家的朱自清1929年春走上讲台，在中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选修课)，杨振声讲授“当代比较文学”和“新文学习作”，皆为学校年度考试内容。[2]在大学课堂讲授“新文学”，既是杨振声、朱自清的学术立场，相较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声夺人且旧学深厚的北京大学等高校来说，也是清华大学后发制人的优势所在。朱自清的课程讲稿《纲要》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关于新文学各体文学研究，是其胜场，尤为关注创作倾向和流派发展及作家个人风格，为新文学的“学科化”提供了一个基本范式。惜乎好景难长，杨振声赴青岛，在清华校内日渐强势的保守学风之压力之下，朱自清于1933年停开“中国新文学研究”，此后该课程虽然在1936－1937年度清华《中国文学系学程一览》还可见到，但“门虽设而常关”。在抗战后的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主要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直到1946年清华复校以后才恢复相关新文学课程教学。1938－1944年间从事“现代中国文学”课程教学的主要是杨振声，沈从文也教了1945－1946两个学年。[3]废名在北大的“现代文艺”课程(主要讲新诗，留下了《谈新诗》讲稿)，只有1936－1937一个学年。这期间主要是苏雪林1932－1937年在武汉大学的新文学教学，接续了民国时期大学课堂新文学课程教学的学科链条，并留下了内容翔实、体例规整的《新文学研究》课程讲稿。

在新文学“学科化”的链条中，沈从文也是重要的环节。经胡适、徐志摩、杨振声等的推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等从事过新文学课程的教学，主要集中在1929－1933、1939－1946两个并不连续的时间段内。1929年他经徐志摩推荐进入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讲授“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等课程，但教得很不如意。[4]1930年秋天经胡适介绍去武汉大学文学院讲授“新文学研究”，内容主要是新诗。1931年初即因为营救胡也频离开武大，“新文学研究”这门课此后即由苏雪林接手，一直讲授到1937年。同年8月他又在徐志摩介绍下去杨振声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讲授“高级作文 (散文)”。1933年暑假随杨振声去北平，停止了在大学课堂的教学。直至1939年6月，经杨振声介绍，他进入西南联大，主要担任了“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学，其中“各体文习作”的课程教学占据了他大多数教学时间，一直到1946年。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沈从文讲授的大多数课程为习作类课程，类似于今天高校中文系的“写作”类课程，虽然他在讲授过程中多以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冰心等同时代的新文学作家之作品以及他自己的新作为例，但毕竟属于“习作”教学的范畴，和一般意义上的新文学课程有质的差别。事实上沈从文自己对这类课程也兴味索然，认为不过是敷衍“好弄笔头”的学生，既培养不出作家，也无法让学生系统明白新文学对中国的意义。[5]沈从文留下的讲义比较零散，无论是早期在武大的《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还是收入《沫沫集》中的如《论郭沫若》《论冯文炳》《论朱湘的诗》等作家作品论，都带有明显的风格批评的色彩，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比较随意且缺乏系统性，更多的从艺术角度着眼，不太关注“新”“旧”话语之争这类新文学史的理论话题，这跟他的作家身份有关。总之，他的讲义属于典型的“作家之学”，和之后苏雪林的系统规整的讲义相比逊色不少。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淡看沈从文在民国时期对大学新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视与坚持。

应该说，中国新文学学科的构建努力到了王瑶这里有了一个收尾。王瑶于1934年进入清华中国文学系学习，师从朱自清，后研习古典文学，1946年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员。在1949年的教育部教学改革中，“中国新文学”课程作为新中国时代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大力扶持和推广。原本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的王瑶转向新文学研究，编写并出版了在新文学学科建构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史稿》。①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于1951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于1953年8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49年以前王瑶并没有从事过新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及经验，他的这部体系完整的新文学教材显然建立在诸多前辈新文学作家在大学讲坛辛勤耕耘的基础之上。有学者考察了《史稿》与朱自清的《纲要》之间在思想方法、编写体例和内容上的继承和借鉴关系，多少有从师承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意图。[6]其实在这两部新文学讲稿之间，尚有众多的创造空间，有苏雪林、沈从文、废名等人的讲稿作为铺垫和延续 (杨振声的新文学课程至今讲稿无从考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体系最完整、成熟的讲稿是苏雪林在武大时期印刷的讲稿《新文学研究》。王瑶的《史稿》秉承了朱自清开创的“严肃”“谨慎”“客观”的学者立场，因而也不可能摆脱民国时期他的众多新文学先辈作家的教学实践，实际上这正是一部具有总结旧时代、开启新时代意义的新文学教材，具有中国新文学学科形成标志的意味。可以这么说，“从朱自清、沈从文、苏雪林到王瑶，他们逐步将‘中国新文学’发展成一门学科”。[7]这就是建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二、民国时期苏雪林的新文学课程教学

苏雪林于1931年下半年离开安徽大学，至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被聘为“特约讲师”，其职位相当于其他大学的副教授。1932年，应时任武大文学院院长的陈源之请，苏雪林开始承担沈从文走后留下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关于苏雪林在武大开始“新文学研究”课程教学的时间，因为苏雪林晚年的回忆录和著作有出入之故，存在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1934年，其依据是晚年苏雪林根据自己的记忆及著作、相关史料所写的回忆录《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该书于1991年台湾三民书局初版，1993年再版。书中第十部分“任教国立武汉大学”中有“民国二十三年下学年，武大文学院长又对我说学生想开一门‘新文学研究’的课，……便答应了”的叙述。[8]110大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苏雪林自传》时，完全重复了这段叙述。目前大陆出版的几本苏雪林传记如方维保的《苏雪林:荆棘花冠》、石楠的《另类才女苏雪林》(包括她的《苏雪林年表》)、范震威的《世纪才女:苏雪林传》、左志英的《一个真实的苏雪林》等，都沿用了这一叙述。

第二种说法是1932年，其依据其一是1983年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一书的序言的这样的叙述:“自民国二十一年起，我曾在国立武汉大学担任新文学这门课程，……。”其二是苏雪林在晚年《我的教书生活》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到武大的第二年，学校以学生要求讲现代文艺，即所谓新文艺，与我相商，每周加授新文学研究二时。……，民国廿一年距离五四运动不过十二三年，一切有关新文学的史料很贫乏，而且也不成系统。”[9]88显然，这两则材料关于年代的叙述也是非常清楚明确的。

针对这种史料叙述的出入，笔者查阅了民国时期苏雪林在武大任教时期的日记和讲义，认为基本可以确认上述授课时间为1932年。日记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和各种个人原因，苏雪林虽有长期写日记的良好习惯，但她1948年10月1日以前的日记多已损毁和丢失，难以考察。唯独1934年即民国二十三年的日记保存完好 (其中5月21日至7月5日共46日空白未记)，现珍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经查阅此卷日记，发现9月27日有这样的记载:“今年新文学研究选课者仅四人，一人中途又引去，此皆余上年讲演太不精彩之故，今年若不努力，恐明年一人都无矣。”由此可见“新文学研究”一课非1934年开设，上年即1933年就已经开设了。讲义方面:苏雪林的课程讲稿“新文学研究”1934年由武汉大学印刷，内容翔实，体例完整，长达280页。假设如《浮生九四》中所说是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接手这门课程，在一面上课一面编讲义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并交付印刷。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上述授课时间为1932年，基本无疑。

苏雪林当时对古典文学“心向往之”，起初并不愿意接受这门新课程，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新文学发生时间太短，不过十二三年，史料缺乏，不成系统;其次，作家皆为同时代人，作品层出不穷，难以盖棺定论;第三，文学团体及思潮变换极快，捕捉极不容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雪林对陈源提供给她的先前沈从文的讲义并不满意，认为不够精彩，既然沈从文这样纯粹的新文人尚难以教好，自己这个半新不旧的“半吊子”恐怕难度更大。[9]88后因陈源强之不允，当时国文系的新文学作家只有苏雪林一人，她只好答应。作为“现代评论派”的代表，陈源之所以“强迫”苏雪林在讲授新文学课程，显然有为新文学在武大争取地位和影响之意。当时武大文学院国文系刘博平、刘永济一干教授较为守旧，复古空气相当浓厚，新文学家出身的院长陈源 “除旧布新”的意图明显，后来又引进了叶绍均。至于最终接手该课程，苏雪林在《浮生九四》还有这样稍有出入的回忆:“沈(指沈从文，笔者注)的讲义仅数页，以人为主，我觉得并不精彩，他尚能教，我或者也可以，便答应了。”[8]110也可视为上述叙述的一个补充。

苏雪林的顾虑果然为后来的教学实践所印证。首先是备课难，由于阅读量大、新文坛思潮流派变化快、查找资料困难等原因，苏雪林用在“新文学研究”课程讲义编纂上的时间与劳力要比同时进行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多一倍以上，以至于备课成了她教学中最为头疼的事。如她在民国二十三年的日记中常有类似这样的记载:“下午睡起，想起明日新文学，拟讲凌淑华，而参考材料不够。到消费合作社打电话与黄孝微先生，觅曼殊菲儿小说集，又打电话与杨绯久久始通，云无此书。四时半，亲赴图书馆借此二书不得，只好借巴金作品五本而归，连原有共十一本，看《海行》一本。晚间抄《赵子曰》一段，……”(5月9日);“昨日昏睡，竟日不能预备功课，故新文学只得请假。……晚间陈焕文君来，云明日放假，余大喜，盖功课正恐预备不出也。”(5月15日)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其次是选课学生少。1934年下半年选课学生只有4人，但苏雪林并不推诿责任，她将原因归结为自己授课效果不够精彩之故，见上述9月27日日记所记。再次即是授课效果欠佳。如日记中所记:“今日为病后第一次上课，精神萎靡，口欲衔枚，期期艾艾，学生无不浑然思睡，自觉惭愧，恨无地洞可钻。”(5月1日)“余今日身体异常疲乏，……功课好无预备，故今日讲得毫无精彩，自上课以来为今日之出丑者，早知如此，今日此刻请假矣”(11月29日)等等。由于苏雪林上课不喜点名，以至于学生在黑板上写道:“若不点名，谁也不愿来上课了。”她在传记中对此并不讳言，实为难得。[8]110

苏雪林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尽管困难重重，她也在日记中自怨自艾，甚至动过辞职离开武大的念头，但她最终坚持了下来。在撰写讲义、新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方面，她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在她的日记中几乎看不到她对自己的作品有满意的时候，多是自嘲、失望和忧虑，但仅从1934年她在讲义基础上写就并发表的《阿Q正传及鲁迅的创作艺术》《沈从文论》《周作人先生研究》等文章来看，无不见解独到，文气充盈。可见她眼光之高，自律之严。所以她能将“新文学研究”课程坚持了六年，自1932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武大迁川，这门课才停了下来。[9]89苏雪林也因此成为民国期间在大学从事新文学课程教学时间最长的新文学作家之一。

三、《新文学研究》课程讲稿和新文学的“学科化”

民国时期的很多新文学讲义没有保存下来，如杨振声，从事新文学教学多年，但至今未见他的相关讲稿，这和当时的新文学教学比较侧重训练学生的新文学创作能力有直接的关联。在沈从文这样的新文学作家看看来，规范化的讲义能对创作实践有多大的指导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他的学生汪曾祺也回忆说，沈从文极不喜欢“小说作法”之类的总结，讲课一向散漫不拘。[10]然而，对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进行初步研究和历史总结，毕竟是新文学课程教学的应有之义，所以还是有一些比较完整系统的讲义讲稿被保存下来，为今天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学科化”进程和发展谱系提供了极珍贵的历史资料。

苏雪林的现存的新文学讲义《新文学研究》是1934年由武汉大学印刷的，保存完好。这份讲稿厚达280页，约20余万字。讲稿封面有“新文学研究 苏雪林述”字样，每页页中有“国立武汉大学印”字样，自209页起，每页左侧下有“讲121二十三年印”字样。讲稿内容分“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其中“分论”又以文体为标准分为“新诗”“小品文”“小说”和“戏剧”四个部分，叙述翔实，体例完整。从内容和体例看，除了“文学批评”部分缺少外，和当时武大文学院国文系课程指导书中关于“新文学研究”的“学程内容”规定基本保持了一致，和同时期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关于“新文学研究”的课程说明也是基本一致的。[11]这份讲稿的最大特点是关于作家作品的叙述非常充实，论述对象涵盖了当时文坛“左”“中”“右”三个领域，包括文本和理论两个方面的的引证都比较丰富，不排斥主观的同时能基本保持客观，显示出作者在新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独特和深度，苏雪林三四十年代撰写的大量作家作品论都是在该讲稿的相关章节基础上形成的。这部讲稿后来经过整理扩充，在苏雪林去台湾后最终形成了虽充满政治歧见但很有学术分量的新文学史著作《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值得一提的是，苏雪林在《我的教书生活》一文中回忆，她经过续写，在抗战之前已将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分论”五个部分撰写完整。[9]89但迄今为止，这份应该更为完整的“新文学研究”讲稿尚未在学界出现。

苏雪林的《新文学研究》和朱自清的《纲要》之间在“体例”方面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这标志着学科的内容开始积累，叙述框架已经形成并得以传承，学科谱系始现雏形。苏雪林显然继承了朱自清的从“总论”到“各论”并在“各论”中按照文体进行分类讲述的框架，在新文学历史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情况下，这种叙述框架是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实际的，因为不可能按照历史阶段来进行分类。所不同的是，朱自清的《纲要》因限于“纲要”，所以简略，但涵盖面广，其“总论”部分即有三章，将新文学运动的诞生背景、发展经过及理论来源与流派梳理的非常详尽;“各论”部分有五章，分别叙述“诗”“小说”“戏剧”“散文”和“文学批评”，虽简略但层次分明，思路清晰，极为客观，最后两章内容略显单薄。[12]相比之下，苏雪林更注重讲义内容的充实具体，她的《新文学研究》是一份近乎于教材性质的讲稿，许多章节更接近于研究性的专论。“总论”部分只有一章，从“新文学运动前文学界之大势”“五四运动”“新文学的精神”“新文学引起的反动”“现代文坛的派别”及“对今后新文学之希望”几个方面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概述，特别是最后的“希望”部分表达了她对新文学运动的理解和展望，感性的成分已经开始显现。“各论”部分如前述分为四编，就涵盖的“面”而言，尚不及朱自清“纲要”的宽广，但苏雪林将功夫下在了“点”上，以具体翔实的、不乏主观意味的作家作品论充实了她的讲稿内容，这一点可以视为是在“纲要”基础上的一个发展，将“纲要”发展成“讲稿”，意味着内容的积累，规律的总结学科的骨架开始有了血肉并逐渐丰满起来。和沈从文、废名等人相比，苏雪林的这一努力是不可替代的。无论是沈从文留下的讲义《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及一些单独的作家论，或是废名的讲义《谈新诗》，或偏重作家，或偏重文体，体系都不完整，内容也比较单薄，属于专论，史的意味有限。苏雪林在讲稿中的一些观点，包括在讲稿基础上形成的作家作品研究，对后来的新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她对于《阿Q正传》中阿Q形象内涵的分析，“从比较原则的角度看，她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分析形象’的模范，在她之后的多数批评没有深度上的明显进步，仅止于铺排规模的扩大。”[13]她的《沈从文论》中的主要观点在王瑶的《史稿》中关于沈从文的部分得到了再次体现，此外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也借鉴了她关于沈从文的一些评价，而这些观点和评价在苏雪林的这部讲稿中已经形成或初现雏形了。王瑶的《史稿》虽然在体例上首次按照历史阶段的演变来叙述新文学史，突破了从朱自清到苏雪林的先“总论”后按文体“分论”的模式，但在对所有具体历史阶段内新文学成就的叙述方面，仍然遵循了按文体进行“分论”的框架，这就凸显了包括苏雪林在内的新文学课堂讲述传统的影响。苏雪林是新文学中的“右翼”作家，人们似乎更愿意讨论王瑶的《史稿》和朱自清的《纲要》之间的直接关联，但在新文学“学科化”的谱系中，苏雪林的地位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应该予以正视。

在最近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新文学课程讲义的发掘中，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①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王哲甫1930年代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讲授新文学课程时所用的讲义，由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出版;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是周扬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延安“鲁艺”讲授新文学课程时所用，《文学批评》1986年第1和2期。目前，有关中国新文学“学科化”的谱系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在这个过程中，苏雪林的讲稿《新文学研究》中所提供的文学史意识、作家作品研究乃至于文体研究，应该也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1]杨振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G]∥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84.

[2]清华大学.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度学年考试时间表 [N].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06－03(7).

[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3卷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08－413.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8.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45－146.

[6]张传敏.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46－152.

[7]沈卫威.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J].山东社会科学，2005(7):84－89.

[8]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

[9]苏雪林.我的教书生活[M]∥苏雪林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10]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M]∥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63.

[1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册(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99 －311.

[1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M]∥朱自清全集:第8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73－122.

[13]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