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通俗史学

2013-08-15朱慈恩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期

朱慈恩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一般都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阶段称之为“十七年史学”。通俗史学是为适应历史知识传播的需要，采用各种浅显易懂、容易理解的方式来叙述历史或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加工改造，以达到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其文本的形式又可称历史通俗读物。新中国十七年间的通俗史学，以1958年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为界将“十七年史学”分为两个时期。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通俗史学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规定了我国文化教育的基本性质和中心任务，明确新民主主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按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文化建设要求，通俗读物必须真真正正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出版总署应当充分地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著作和编译的力量，使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出版物(尤其是通俗书刊)能有丰富的供应，同时要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出版物在质量上逐渐提高。”[1]643(第2册)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规定:“大量供应人民教育馆用的通俗读物，并广泛开展读书运动”。[1]7(第3册)计划大量出版宣传爱国主义和反帝反侵略的通俗读物、时事手册、画册连环画等等。宣传部召开“通俗报刊图书出版会议”，陆定一指出“通俗报刊出版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国数万万人民的问题”，“通俗工作是我们国家的大工作，大家应该努力做这工作”。[1]133(第3册)1955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一文，把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定位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从内容选题上来说，主要以“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目标，围绕社会发展史，阶级和阶级斗争史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问题，“做到使那些具有初等文化水平的从来没有接触过科学理论书籍的人，也能读得懂，并且发生兴趣”。

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出版业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上海广益书局、北新书局、大中国图书局、人世间出版社四家出版单位组成四联出版社，93家私营书店组成“上海通俗读物出版业联合书店”(通联书店)，34家组成“儿童读物联合发行公司”(童联书店)，37家组成“上海连环画出版联合书店”(连联书店)，武汉36家私营书店组成“武汉通俗读物出版社”，长沙40多家书店组成“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广州40多家书店组成“南方通俗读物出版社”。这些联营书店也出版过不少历史通俗读物，例如四联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文艺、史地以及工具书，历史通俗读物有《陈胜和吴广》(陈荔)，《黄巾起义》(陈荔)，《隋末的农民起义》(端己)，《玄奘取经的故事》(陶秋英)，《黄巢起义》(顾有光)，《方腊起义》(方诗铭)，《钟相和杨幺》(张文清)，《李纲和宗泽的抗金斗争》(张毓芬)，《文天祥抗元的故事》(顾友光)，《红巾军》(端己)，《李自成起义》(张毓芬)，《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张文清)，《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王虹)，《洪杨史话》(翁大草)，《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张毓芬)，《农民革命英雄陈玉成》(张毓芬)，《捻党起义》(张文清)，《刘丽川上海起义》(施瑛)，《义和团通俗画史》(方诗铭、承名世)等。

1953年10月，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方针是:“以识字2000以上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及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根据国家建设工作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组织著作力量，编辑出版通俗图书和期刊”。具体工作任务为:(1)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常识的书籍和期刊，(2)编辑出版通俗地解释时事政治和政策法令的书籍和期刊，(3)编辑出版语文、史地、自然常识的通俗书籍，(4)编辑出版通俗文艺书籍。[1]487－488(第5册)

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通俗读物，历史类占了很大的比重。195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集”，包括了《军事家和战斗的故事》(扬歌、扬叶)，《政治家的故事》(石夷)，《沟通中外经济文化的故事》(章回)，《春秋战国的故事》(扬歌)，《两宋卫国英雄的故事》(扬叶、青谷)，《明朝卫国英雄的故事》(青峰等)六种，其书编撰是为“帮助大家认识祖国的伟大，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取材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尽量求其生动活泼，在不损害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有些地方也采用演义方法”。《军事家和战斗的故事》，选择了孙武、孙膑、田单、楚汉战争、赤壁之战、关羽、淝水之战等历史上的大军事家以及著名战役。《明朝卫国英雄的故事》，选择了于谦、抗日援朝、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江阴人民抗清、嘉定人民抗清、张煌言、李定国等人物和故事。故事题材的选编富有教育意义，如“关羽”写的是关羽骄傲自大，结果失败身亡，“淝水之战”写的是东晋以弱胜强，打败符秦的侵略，戚继光平倭是歌颂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明代抗日援朝的英雄”记载中朝两国联合抵抗日本入侵，有其时代背景。黎明《通俗中国史话》，其书编撰是让广大读者“好好的学习祖国的历史，接受优秀的历史遗产，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2]3从原始人开始一直叙至明清，以故事体例来叙述中国古代的历史，包括了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书中还插入一些图画和照片，图文并茂。马襄《战国秦汉史通俗讲话》，杨志玖《隋唐史通俗讲话》，都较为系统叙述断代王朝的历史。

从1958年开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通俗史学，主要是在历史学家吴晗的主持下，有计划有步骤的展开，是新中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卓有成效的一个时期。

1958年秋，吴晗在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全体大会讲话中，倡议为青少年学生编写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课外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受到了中学教师的一致欢迎。吴晗亲自担任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主编，并邀请专家教授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制定计划和审阅稿件，编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稿、编审等日常工作。“中国历史小丛书”原计划出300种，至1966年已出147种。此后周恩来向吴晗提出建议，再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以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至1966年“外国历史小丛书”共出59种。

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讲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起历史教科书中更为充实和详尽。“小丛书的出版，大大扩充了学生课外阅读的范围，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思想境界，启发了他们思想品德修养，小丛书成为了他们的良师益友。这些小丛书的出版，不仅繁荣了出版园地，更重要的是为推广和普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做出极大贡献，开创了普及读物的新途径、新方式、新方法”。[3]202小丛书的阅读对象原本定位为小学五六年级至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以及粗识文字的工人、农民，出版后读者群体大为扩展，教师、干部以及解放军也都成为了“小丛书”的读者。可见，历史小丛书不仅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对于成年读者来说也有同样的益处。

此外，吴晗在主持“中外历史小丛书”的工作时，还计划通过对历史通俗读物的编纂，来培养出一支作者队伍。我们知道，高水平的历史通俗读物，不是简单的“剪刀加浆糊”工作所能胜任的。吴晗不仅组织专家教授编纂，还动员鼓励中学教师加入编纂工作，通过通俗读物的编纂提高教师水平。据统计，参加四套小丛书(另两套为“地理”、“语文”)编写的有一百多个中学教研组，三百多位中学教师，包括了全国各个省市。吴晗在极力号召大中学校教师及研究部门干部参加编写工作的同时，在编写过程中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从中逐渐培养出一支作者队伍来。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学与20世纪上半期相比，一个根本性的变换，就是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通俗史学创作，在以历史知识普及、实现史学的大众化的目标上，突出强调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判“旧”的通俗读物。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以唯物史观为标尺来检验旧的历史通俗读物，叶圣陶指出某些历史连环画如《史可法》《杨娥》等“做了封建道德的宣传品”，正风出版社的《太平军初占江南史事录》“毫无批判地采用了封建统治阶级污蔑革命农民的材料”。[1]227(第3册)金灿然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时代百科小丛书”中历史类的读物如《怎样学习历史》《鸦片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作者或“缺乏起码的历史及一般常识”，或是抄撮成书，但最关键的是写作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即作者“庸俗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毫无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而且缺乏任何人民的感情”。[4]金灿然又批评《豪门梁冀》，虽然作者以豪门梁冀来影射四大家族，但缺点还是特别明显的，具体来说有四:对社会发展史的概念及其模糊;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作了不正确的评估;保留了对农民起义的反动称谓和词句;无批判堆积史料以至成为帝王将相家谱。[5]李家骥的《中国古代史话》(泰联1952)，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标准来衡量，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工作者和学历史的人所必知的。作者偏偏不谈这些，在书中只见少数统治人物出出没没，兴兴衰衰，却看不出个什么”。[6]有的作者也注意用唯物史观检讨之前旧作，例如李长之1937年完成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解放后修订时作者意识到该书“有着浓厚的唯心论的色彩”。[7]1

二是普及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知识。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蓬勃开展，一方面是党和政府的组织宣传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广大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学习理论的需要。学习马列主义，“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一定要听很多的讲授报告，不急于马上获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政策的一切方面的知识，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较有系统地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掌握了这些基本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往往能够自己迎刃而解”。[8]《学习》曾连载“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后辑成“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1951－52)的小册子，全四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发展的过程》《我们的时代》《共产党——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介绍了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阶级斗争，社会思想意识，国家与革命，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等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社会发展的过程》依次介绍了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书末又介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编撰了许多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读物，当然，此类著作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知识大多都是来自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来指导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中国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指示了方向。按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论述，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发展上陷入迟缓状态。《学习》杂志连续登载了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结构、各阶级分析等知识性文章，包括了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3卷1期)，叶蠖生《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3卷2期)，叶蠖生《中国的封建社会》(3卷3期)，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3卷4期)，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3卷10期)，金灿然《旧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卷10期)，完全都是按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体系来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行阐释。

按照毛泽东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四运动将中国革命分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的经典论著奠定了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后由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由此建立一系列近代通史的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循”。[9]中国近代史一般都按照五次侵华战争三次革命高潮这一侵略与反侵略的叙事模式，通俗读物也是如此，大多都是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为基本内容来编撰单篇或会通的通俗读物。

四是普遍承认人民群众以及阶级斗争创造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按照唯物史观的立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肯定了劳动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劳动人民是生产创造，劳动人民的活动是中国历史的推动力”。[10]学习研究历史必须就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最突出的就是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重视。一般来说，以农民起义为主题的通俗读物大多选择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形象的农民起义，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庄葳《中国农民起义的故事》，收入了“揭竿而起”，“赤眉新市”，“黄巾”，“瓦岗军”，“黄巢”，“宋江方腊钟相”，“红巾军”，“李闯王”，“太平天国”九个故事。穆《中国农民革命的故事》，收入大泽乡起义、绿林军和赤眉军，“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瓦岗军，万里长征，方腊宋江钟相和杨幺，“跳动黄河天下反”，李闯王，太平天国九个故事。林章《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故事》，收入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瓦岗军、黄巢起义、闯王起义五个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次数很多，规模也很大”，上述农民起义故事所介绍的，选择“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次农民革命的故事……按照历史的顺序，扼要地来谈一谈”。[11]1用单篇介绍以上这些著名农民起义的通俗读物也为数众多。

五是革命领袖传记的编撰。传记是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体裁。五、六十年代革命领袖传记主要以马、恩、列、斯以及新中国开国领袖为对象。“革命领袖故事对于人民有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人民可以通过具体的故事与形象，认识革命的道理与意义，认识革命领袖的精神与道德品质。革命领袖的故事与形象，往往成为人民教育自己的范例，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革命领袖传记“要求应比一般书籍更高。所描写的有一点不真实，会是对历史对领袖的歪曲，发生不好的影响”。[12]所以其创作需严格以史料为依据。例如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分四部分:求学时期的活动并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的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为建党而斗争;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所依据的材料有毛泽东的手迹、笔记、记录;有关史料;革命烈士的日记、信札、文章和材料;有关人士的谈话和书面材料;已经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和有关文章;其他断代史著作。[13]除了史料外，还有不少革命领袖的故事和传说，例如《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共收入18个故事和传说，故事是“真事经过流传，就添上了传说的色彩，即加上群众自己的东西，但却并没有因此而使故事变得不真实，相反的，使故事的最有意义的部分更加突出了”，传说则未必有事实依据，“是说故事的人编的。但也不是乱编，而是群众按照自己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和想象……同样绘影绘声地说出了毛主席的为人和作风，让听故事的人不能不说，毛主席就是那样”。[14]53－54

三

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虽然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就数量而言，历史通俗读物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至1956年，“中学生的历史课外读物还处于奇缺状态，这是我们每个中学历史教师都深切感到的问题，而广大人民群众也迫切希望读到通俗的历史读物”。[15]在社教运动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下到山西五台县白公社李家庄大队，买了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借给农民读，并且征求意见，“有一个青年借了本《鸦片战争》(工农通俗文库)，当天就读完……连着几天向我们借书读”，这说明人民群众非常喜欢历史故事，也爱读历史书，但苦于缺乏指导，通俗历史读物也相当匮乏。在这过程中，不少群众也结合自身的阅读爱好和知识水平对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提出了很多意见，例如情节不够生动，“书里没有人”，“写得太简单”，“读着没意思”，写得干巴巴的。语言文字不够通俗化，半文半白，半中半西，难字难句、名词术语、人名地名太多。选题缺乏针对性，五台县“距北宋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乡很近，他们自然而然地很关心杨家将，农民希望复习和验证自己已有的历史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知识的领域。如果整本书全是陌生人、陌生事，农民是要摇头的”。[16]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吴晗等历史学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来宣传历史主义，但在历史通俗读物编写中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仍然大量存在，“我们写历史故事，一定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严格地按照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决不能从主观唯心论出发，把历史故事尤其是历史人物理想化……马昌夏先生写的《王安石》就犯了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他把改良主义者王安石理想化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17]还有把“迎闯王，不纳粮”当做“李自成清算豪门，实行减租减息”，如此将“古代劳动人民自发的斗争，附会今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事实不符”。[18]10至吴晗开始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努力克服在通俗读物编撰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并不因为其是剥削阶级而予以一概否定，例如《秦始皇》在批判其暴政的同时也肯定秦始皇的“巨大功劳”。汉武帝同样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虽然从阶级立场来看是一个“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封建统治者”，但从总体而言还是“在客观上对于我国历史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19]32

从内容上来看，古代史的通俗读物已经相当完备，近现代史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世界史的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世界史中比较多的是苏联历史、中苏友好以及马、恩、列、斯等革命家生活与革命活动的小故事，例如《列宁的故事》《伟大的斯大林的故事》之类。

辗转抄袭，粗制滥造，潦草塞责，这是历史通俗读物编撰中最为常见的弊端。抗美援朝时期出版了很多美帝侵华史的小册子，但大多数都是以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为蓝本辗转传抄。[20]成立于1900年的上海广益书局以出版发行通俗读物为主，50年代编印的“工农兵丛书”、“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故事丛书”，内容都剪自报刊文章草草编成。[21]38通俗文化出版社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抄袭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的大部分材料，从中“可以看出有一种单纯依赖剪刀浆糊著书立说的坏风气正在滋长起来”。[1]232(第3册)通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一些革命领袖通俗传记如《马克思故事》《恩格斯故事》《列宁故事》《斯大林故事》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其他如商务印书馆出版徐蔚南《胡志明》，太平洋出版社出版吴之英《胡志明传》和李白英《金日成传》，星星出版社的《永垂不朽的斯大林》等等，都是抄袭或剪贴成书，“有的还用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或庸俗的笔法来描写革命领袖的活动和生活”。[1]675(第5册)

相比之下，吴晗所从事的通俗史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中外历史小丛书”至今仍不断地有修订、续补、重印推出，说明高质量、高水平的历史通俗读物和专业学术著作一样，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Z].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2]黎明.通俗中国史话[M].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

[3]陈哲文.吴晗同志二三事 [M]∥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4]金灿然.反对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出版者——评“时代百科小丛书”[N].人民日报，1950－05－17.

[5]金灿然.历史的歪曲——评《豪门梁冀》[J].新建设，1951(5).

[6]赵根科.评《中国古代史话》[N].光明日报，1953－07－04.

[7]李长之.李白[M].北京:三联书店，1951.

[8]艾思奇.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J].学习，1949，创刊号.

[9]沈渭滨.《新陈代谢》与当代中国史学[J].开放时代，1998(4).

[10]金灿然.爱祖国的历史[J].中国青年，57号，1951(1).

[12]涂树平.编绘革命领袖故事必须严肃认真[N].光明日报，1953－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