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兵，褚林静

(1.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怀远龙亢农场中学，安徽 怀远 233426)

改革之箭已在弦上、蓄势待发，“敢为天下先”的安徽人乘势而上。起于凤阳的“农村大包干”得到中央首肯，奏响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曲;始于来安、怀远、濉溪和望江等4县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成功，坚定了中央高层推动农村税改的信心。在各项改革举措的强力助推下，全国上下迅速卷入了社会转型的大潮洪流当中，安徽亦不例外。社会转型必然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心理冲击乃至精神创痛，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失重。[1]在安徽急剧转型的强烈震撼声浪中，或有皖民痛在心间，或有皖民乐在其中。

一波尚未平息，另一波悄然再起。待皖民稍作喘息、略加调适，又一轮的“转型运动”急迫而至。2009年3月5日，国务院发改委网站公布了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共计32个城市，安徽淮北、铜陵两市位居其列，资源型城市转型势在必行。2010年1月12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标志着此项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11月，《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合肥要“努力成为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这是对合肥的重新定位，亦是合肥发展的新起点。2011年8月16日，地级巢湖市撤并方案尘埃落定:无为县与和县沈巷镇划归芜湖市管辖，含山县、和县(除沈巷镇外)划归马鞍山市管辖;居巢区、庐江县划归合肥市管辖。在较短时间内，安徽真可谓瞬息万变。那么，国家层面战略规划的实施及区域调整带来的社会转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皖民幸福?欲科学解答此问题，还需要回到原点，就影响民众幸福因素的诸种理论深加探究。

一、影响民众幸福因素的理论阐释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和发展目标。然而，究竟何谓幸福?快乐、愉快的感性幸福有之，至于至善的理性幸福有之;财富欲望、贪图享乐的物质幸福有之，完善人生、崇尚境界的精神幸福有之。德谟克利特言，幸福即“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儒家论者言，德者幸福，“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道家信奉者曰，“合于道，顺应自然”。对于“幸福”谜团，人类苦苦寻觅数千年，时至今日，依然众说纷纭。对幸福概念界定、内涵廓清尚且如此，影响民众幸福因素的阐释又何尚不是如此呢?追根究底，幸福是人们为着预定目标、人生理想奋斗的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基于外界环境诸种因素的刺激，民众的快乐感受和幸福体验亦会随之波动起伏。影响民众幸福因素的理论阐释，可谓纷然杂陈，而为其要者:

幸福比较理论。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 (Leon Festinger)在《论社会比较》论文中首先提出这一经典理论。他认为，幸福是人们的感官体验，作为一项心理特征，难以找到绝对的、固定的衡量标准[2]。同一状态在此环境中感觉幸福，在彼环境中亦感到不幸福;相似情境中，此人感觉幸福，而彼人会自觉不满意。所谓社会比较，即是人们受社会情境影响，会将自己(天性秉赋、生活境遇、人生阅历等)与周围其他人进行比较，旨在追寻自我价值。而这种比较，可作对上比较、平行比较和对下比较的简单区分。对上比较即与条件胜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感觉自己各方面都不如别人，继而心存悲观，容易产生自我贬损;平行比较即与自己各方面接近的人进行比较，继而在平衡中找到快乐;对下比较即与条件劣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继而心存幸运，极易导致自我优越意识。一个人能否感受到幸福，或幸福度的高低，并非是纯粹物质刺激或欲望满足，而是通过与别人比较而感知的。经心理学家反复研究证实，如果一个人与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幸福感会明显提升，反之亦然。如薪金酬劳方面，不仅存在同行间的比较，还存在与异行间的比较，通过比较来感知自己幸福状况;而就失业者，与在岗人员进行比较，他感觉很不幸，但将众多失业者置于同一情境下，对不幸的感官体验就会明显减弱。

人生期望理论。1964年，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首创这一理论。他认为，在人生旅途中，人们为着理想而设定一定的人生目标，目标实现的过程即是期望逐步达到的过程[3]。个体期望作为既定目标是与自身的能力和既得经验相联系的，而期望值则是个体对自身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估计。通过努力奋斗，既定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愈大，越能达到个体的期望值水平，则幸福感愈强，反之，既定目标如果难以实现，或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则不幸福感亦会显著增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幸福的理解堪称经典。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即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期望值与现实间存在落差本是正常的，但差距越大，则个体越感觉不幸，反之亦然。

制度理论。幸福是个体对客观环境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因而个体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外在因素。特别就转型社会言，尤其如此。社会转型是体制转型，社会结构转型，更是政策转型，而这些方面将直接涉足到千家万户，甚至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可谓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如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会导致生产资料占有主体的变更、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作为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一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足见一斑。再有如政治制度方面，自由、人权、民主、平等等现代政治理念影响广泛而深刻，自由、人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政治权利，民主、平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在1990年曾对46个国家的以国民幸福为议题进行相关调研，结果发现:政治开明程度、民主法治状况与个体幸福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就发达国家而言，民主化程度越高、法制越完备，公民幸福感越强，反之幸福感越弱;而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幸福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强相关关系，与民主化程度、法制完备状况呈弱相关关系。

动机—目标理论。此理论认为，个体幸福与否与需要的满足程度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关系极为密切，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4]。明确的人生目标使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价值、有意义。个体需要得到满足或目标如期实现时，就会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体验，幸福感亦会明显增强，而当个体需要无法满足或目标不能实现时，就会对社会生活产生消极体验，不幸感也会明显上升。依据社会目标理论的假设，个体需要和既定目标往往是人们幸福之源，也是他们最在乎的方面。因而构建民众幸福旨在为民众需要满足和既定目标实现创造有利条件。当然，不同个体或相异群体也有不同的需要和既定目标，所以对幸福的体验存在差异是属正常现象。

除上述理论之外，在心理学领域还存在踏水车理论以及遗传、人格特质及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等等。就踏水车理论言，享乐踏水车理论认为，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对人们幸福感值影响微弱，而人格因素才是决定性因素;满意踏水车理论认为，当人们的客观条件改善而导致客观幸福提升时，主观幸福感却保持不变，如社会收入状况好转、生活条件改善时，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明显幸福;位置踏水车理论认为，个体幸福状况与自身所处位置密切相关，如当个体生活境遇好转时，他不是与过去进行比较，而是以社会其他群体为参照系，即不是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在与周围其他人比较中感受自己幸福程度。遗传论者认为，个体快乐与否，是神经系统先天差异造成的，客观情境对个体幸福体验极为有限。人格论者认为，个体差异主要是由行为激活系统和行为抑制系统造成的，前者对奖励和非惩罚性信号敏感，后者对惩罚和非奖励性信号敏感，而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们幸福感受差异;人格—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影响着个体幸福体验。

不可否认，幸福是基于个体对社会生活的主观体验和心理感受，而主观感受恰恰来自于外部复杂环境因素的刺激。因此，就影响民众幸福因素的研讨，是不可能与外部环境因素截然切割的。皖民幸福与否，离不开转型安徽这个实境因素的分析。

二、安徽重要转型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的30年，即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30年。具体而言，经历着三大重要转变:国际交往政策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全面开放状态，顺应时代潮流，中国以主动姿态积极融入全球化;社会结构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经济体制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30年，对位居中部偏东的安徽而言，喜忧参半。喜的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令人瞩目，皖民生活极大改善、幸福感明显增强;忧的是安徽发展并未如预期所料。安徽紧邻山东、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区，地理位置相对优越，而其结果呢?却被东部诸省远远的甩在后面。真可谓“三十年一轮回”，夕日江苏人到安徽寻谋生之道，今日安徽人到江苏找幸福之所。就此现象，每个安徽人身在其中，感触很深。试想，到异地真能发现幸福之所吗?答案亦是否定的。近千万皖民常年奔波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塘等发达地区，的确能够带来丰厚的收入甚或巨额财富，但却少了一份温情和一丝亲情。对这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而言，又何来强烈的幸福感呢?反之，就留居家乡的妻子、老人或孩童来说，除了期盼仍是期盼，亲情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仅是一种奢望?对如此揪心的问题，中央高层极为关注，在皖领导亦在深思。《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报批地级巢湖市撤并，志在谋划长远、着眼未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出台，意在思路为先、决策为要。出台的系列新举措，使安徽再次面临重要转型。跨世纪以来的又一次转型，对安徽而言，既是挑战，亦是机遇。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和国家政策导向下，东部地区几近以“天方夜谭”式的速度向前飞奔。从2011年全国31个省区人均GDP排名情况看，上海人均以82560元而位居第二，江苏人均以61022元位居第四，浙江人均以58791元位居第五，山东人均以46976元屈居第八，而安徽人均仅为25395元居倒数第五[5]。从各省区人均GDP试加分析，紧邻安徽周边的沿海省区，即便山东较低，也接近安徽的两倍。当然，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尚存在较大缺陷，本不应该纯粹以GDP论英雄。但这却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安徽与东部沿海省区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如此，与中部兄弟省区相比，也丝毫不能彰显安徽的区位优势;退到底线，将其与西部12省区进行比较，仅比西藏、甘肃、云南、贵州等四省区略强。当前安徽经济发展的这种严峻态势，显然与其地域优势是极不相称的。经济发展方面如此，其他方面与此亦颇为相似，翔实资料可以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2》，此书系统收录了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多个重要历史年份和近年全国主要统计数据，此不赘述。而突破安徽困局的唯一路径即是发展。这里讲的发展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发展，而是秉持科学发展理念，做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一般意义上言，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拥有资源的状况和现行的体制机制。资源是发展的有力支撑，体制机制是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从安徽资源现状看，形势不容乐观。不可再生资源面临困境，如煤、铜等作为支撑安徽发展的重要资源，煤城淮北、铜都铜陵已于2009年列为国家资源枯竭城市。可再生资源亦无明显优势，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等都较为紧张。水资源较为匮乏，其中皖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470立方米左右，不及全国1/4;森林资源与全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全国平均每亩蓄积量为5.649立方米[6]，而安徽省乔木林平均每亩蓄积量为3.386立方米;全省国土总面积约14.01万平方公里，居第22位。在各种资源中，人力资源无疑是发展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但近年来随着东部沿海省区的迅速发展，受优厚待遇、宽松环境等因素影响，皖籍高科技人才大批涌向江、浙、沪等发达地区，但人才培养数量和人才引进数量则严重不足，人才供给严重失衡，以致于安徽出现了人才缺、用人荒的现象。其次，从资源利用、调配的体制机制看，多项体制机制滞后于时代发展。突出地表现在，资源的总体利用率较低，调配机制亦不灵活。再从用人机制着手分析，由于受到“宁为我所有、不为我所用”等传统观念束缚，用人机制固化而缺少弹性，如有的单位存在着本人与其档案“身首异处”的现象，人事档案在皖，而人却服务于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带。在这方面，能否迈先一步，不再囿于传统用人观念所限，如安徽大学推行用人新政，大胆聘任执行院长 (即“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做法，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不仅如此，在激励机制方面亦是如此，因而难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上述表明，一方面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采纳何种方式才能充分发掘、延揽人才，理性留住人才之心，寄予用武之地，敢于用人所长，是安徽转型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些方面，也是安徽在实施崛起、超越战略中能否迎头赶上其他省区，着力构建皖民幸福的关键所在。

社会转型，是挑战，亦是机遇。改革的强劲势头俨然表明，国家整体转型势不可挡。在推进社会转型的实践进程中，谁能谋划为先谁将抢占制高地。就此，“敢为天下先”的安徽人深谙其理，三年来安徽出台的系列举措表明，安徽已经谋划先人一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报批以争取国家政策扶持，地级巢湖市撤并为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提供空间即为例证。

安徽16个地级市中，多市处在长三角经济区的辐射半径内，但以上海为中心，由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16个城市组成的长三角经济核心圈，安徽诸市亦不属此列。再后来形成的长三角城市群时，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巢湖(现已撤并)和铜陵等安徽六个地市被包纳其中;2010年3月底，合肥等六市正式加盟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安徽沿江城市加入其中，仅表明获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优势。安徽上述地级城市，是长三角向中部地区转移产业的最近区域，这为承接东部诸省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安徽应势而动，经多次调研、反复论证，拟定《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并获国务院批复。《规划》的顺利获批，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将可以更好地依托自身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国家层面、省级层面的政策扶持，成为承接我国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区位优势即便捷的立体交通网，即便离长三角最远的安庆，至上海车程也仅3小时;资源优势即安徽、池州、巢湖等深水宜港资源优越，丰富的省籍劳动力资源等;产业优势即产业基础良好、综合配套能力较强。除此之外，还有环境承载优势、内需拉动优势等。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借助长江黄金水道之便，依托合肥、芜湖、安庆等中心城市，打破行政区划，是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理想之地，将有助于长三角经济圈产业大规模、集群式转移，同时也有助于吸纳剩余劳动力。安徽人不出江淮大地即可找就业的愿望将成现实。不仅如此，淮北、铜陵被国务院发改委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不仅可以获得财政资金的帮扶，而且还将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淮北“被国家发改委批准同意优惠政策展期5年，将获得中央财政20亿元以上资金支持[7]。显然，这对资源型城市全面转型及当地民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此外，安徽大力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既可以充分利用省际资源优势，开拓省际市场空间，又可以借助中央各项优惠政策，便于更好地建设安徽、服务安徽。各种有利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安徽跨越式发展，必将全面提升安徽整体形象。

三、转型期影响皖民幸福的主要因素

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不仅个体的人格特征和人生态度，以及所持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影响到其幸福评价，而且社会稳定程度、经济收入状况、经济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同样会影响到其幸福评价。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主观因素对皖民幸福影响与兄弟省区总体趋同，相关论述较多，此不赘述。而就客观因素言，相关发展战略规划的颁布实施掀起的安徽新一轮转型、经济社会发展与周边省区的明显差距、经济社会制度层面“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等是影响皖民幸福的主要因素。

转型社会即是“变动不居”社会，安徽新轮转型使皖民生活处于动态发展中，平静生活再添波澜。安徽承东接西，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也正因如此，铸就了皖民思想观念、生活态度的双面体，既是对“稳居而安”等传统生活观念的承袭，又有着对“因时而动”等现代生活方式感悟。“安于现状”者苟安于世，希望过“太平生活”;“穷则变、变则通”思想者渴望“变动”，认为只有在“动态社会”中，生活才能焕发生机和充满希望。总体而言，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安徽转型的“震荡”，如国有企业“关、停、并、转”改革、行政机构“撤并整合、减员增效”改革等，皖民渴望稳定的生活，希望过几天安生日子。然而，前面转型尚未结束，新轮转型接踵而至。淮北、铜陵两市2009年被国家发改委列为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但作为资源型城市，实施整体逐步转型战略，原有单位的工作人员只有“或留或离”两种选择。诚如思想家罗丹所言，“工作是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快乐，也是幸福之所在”。能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的，即便工资待遇不如以前，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失业者相比，快乐幸福溢于言表;而离开原单位的呢?或一次性买断，或暂发一定额的工资或生活补贴，如淮北岱河矿、朔里矿即是这种现状。一次性买断也好，暂发生活补贴也罢，并非长久之计。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维持生存、获得发展，失业者不得不自主创业或重新择业，但就中老年矿业工人而言，又谈何容易呢?况且，淮北矿业集团是淮北的支柱型产业，作为产业经济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必然会对其他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淮北煤炭资源枯竭不仅制约着淮北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淮北市民的日常生活。铜陵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亦与此相似。《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战略实施，顺利并有效承接沿海省区相关产业，皖江诸城市现有产业亟待进行重要转型。产业转型所引起的链锁反应，导致体制机制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产业转型引起的体制变革，实质即是“利益重新分配，结构不断多元的过程”[8]。因产业调整而引发的利益分配，使皖民闲然自得的生活再次激起浪花。

与周边兄弟省区，特别是东部沿海省区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导致皖民心理失衡。改革开放初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由国家统一调控，省际之间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存有差距，但总体上看，差距不甚明显。在这种生存发展状态下，皖民与周边兄弟省区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相差无几。然而，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你争我赶”的这条赛道上，江、浙、沪等沿海省区借助区位条件、人才优势，充分利用国家特殊优惠政策，率先发展起来，有的省区甚至已经进入发达省区行列。但反观安徽及其周边省区呢?如江西、湖北、河南等省，属于中部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在30年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彼此差距也在逐步拉大。在此仅以近年人均GDP进行分析，2010年江西人均21170元，河南人均24401元，湖北人均27615元，安徽人均20611元;2011年江西人均25988元，湖北人均34233元，河南人均28716元，安徽人均25395元[9]。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安徽与东部海沿省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皖民尚能理解;而与中部同类省区相比，也有明显差距，这恐怕是多数皖民难以理解的。依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幸福是在社会比较中感知的。而这种比较，既有向上比较，即存在与东部沿海省区间的比较，又存在与中部省区间的平行比较。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存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而无论怎样比较，结果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在不同车道上，一线之差会让自感‘弱势’的那部分人不开心”[10]，也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11]，差距越大，人们越发感到不幸福。物质财富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与周边兄弟省区相比，皖民处于弱势，自尊心、自信心受挫，生活满意度下降，亦会觉得不甚开心、不太幸福。或许，这正是对“相对不幸论”的有力印证。

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层面，“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要确保这个有机体正常运作，需要相对完备的制度和健全的体制机制。顺应改革潮流，安徽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制度、体制都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如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的调整，收入调节体制机制的转换等。制度的调整、体制的革新，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过，也应当看到，旧的经济制度、调节体制被废除了，新的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尚不完善，而经济体制、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又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尚待规范的体制机制的运行，必然会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据《安徽商报》消息称，截止到2011年年底，我省个人资产达600万元以上的富豪已有2.2万人，占全国总数的0.8%，其中亿万富豪达900人[12]。就发展中的省区言，高净值人群比例是相当可观的。而其另一面，安徽省贫困人口比例依然比较多，且多集中在大别山等革命老区。在建设和谐安徽的进程中，贫富差距问题应当给予关注。贫富差距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分配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是其重要原因。合理科学的经济制度、体制尚未最终建立，政治制度也同样如此。当前，皖民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较以前有显著改善，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明显高涨，但与东部沿海省区比较，则略显滞后，如广东、江苏两省，2011年省委常委换届和十八大党代表选举，均实行差额选举，尽管操作中尚不太完善，且存在一定弊端，但却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充分体现，是政治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就社会建设方面，亦是慢了半拍，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问题上，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制度滞后于实践的问题。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影响到皖民幸福感的提升。

[1]卢岚.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问题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1(3):103.

[2]Miller， K.Communication theories:Perspectives， processes， and contexts[M].New York:McGraw Hill.2005.

[3]埃里希·弗罗姆.人心—人的善恶天性[M].范瑞平，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4.

[4]苗元江.影响幸福感的诸因素[J].社会，2004(4):22.

[5]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6]周晓留.人均水资源不及全国1/4皖北崛起遇“拦路虎”[N].新安晚报，2012－01－13(A08).

[7]丁贤飞.淮北再享资源枯竭城市优惠[N].安徽日报，2012－03－29(B2).

[8]王云骏.合法性生长的土壤:共产党执政体系的社会基础[J].探索与争鸣，2010(10):79.

[9]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10]何琪.社会转型期民众心理资本及其建设[J].理论月刊，2012(2):139.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9.

[12]李世兵.安徽省资产过亿富豪达900人[N].安徽商报，2012－06－5(B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