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中共“抗日反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袭击沈阳北大营我国驻军，开始了对东北三省的武装侵略。东北军张学良部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撤至山海关以南。日军在三个月内，就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并进攻热河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率领的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面对日本的肆意侵略，国民党蒋介石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继续妥协退让，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了上海。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怒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日本更公开更强暴地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1］宣言痛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和红军，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广大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维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式战争而斗争”。［2］十二月十一日，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发表《为国民党反对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再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口号。［3］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逐步吞并中国，一九三五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使全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有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拯救民族危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号召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正式确立了中共“抗日反蒋”的方针。

二、中共策略由“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逐步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一月二十九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4］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明确表明“联蒋抗日”的态度。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建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红军东征回师发表的《停战议和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通电向南京政府表示，中共“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这表明，中共公开表示放弃“反蒋”方针。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明确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中共愿意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问题与指示》指出，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和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5］如此表明，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三、中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转变的原因

(一)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变是中共自身不断完善统一战线思想及行动的结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针对日军侵略提出动员群众的三大口号:第一、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完整;第二、推翻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第三、只有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才能彻底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并达到完全民族解放。这个口号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就是没有突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客观形势，将解决阶级矛盾作为胜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并且排斥中间力量，没有看到其他阶层的作用。只是盲目的照搬共产国际关于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指示。［6］“下层统一战线”在实际的实施中却屡遭失败。

蒋介石面对日本的侵略，一开始就指定的是“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他还亲自书写一份手令说:“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如此可以看来，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才是抗日来攘外”，并向部下宣布“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并继续“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

蒋介石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指导下，对共产党军队进行大量的围剿，共产党力量急剧减少，再加上蒋介石政府实力远远超过工农红军，这让中共不断思考出路。中国共产党若继续执行“抗日反蒋”的政策，既要抗日，又要反对蒋介石，其实力是不济的。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共从民族危亡的角度出发，不断调整其方针政策。只有让蒋介石政府放弃“剿共”政策，蒋介石才可能走上抗日的道路。

到了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中共开始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作为抗日先决条件的提法，提出“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提出我党可以联合中间势力建立“某些程度内的上层的统一战线”。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国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这个宣言是标志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开始新的转变的重要文献。指出了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应当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的主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不再满足于下层统一战线，开始注意到上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决议特别强调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保证了党在新形势下，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革命。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红军革命委员会为保存国防实力，坚决履行每次向国人宣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对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战政策是逐步完善的，从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建立上层统一战线——联蒋，政策的转变是中共独立自主的探索得出的。

(二)中国共产党政策转变是外部力量推动实现的。

1.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的政策策略，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英美苏等世界大国的影响下制定的。

(1)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对中共制定策略的影响

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苏联认识到日本的侵略对象不仅仅是中国，随着侵略范围的扩大，苏联将是日本的下一个目标。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苏联看作是与日本的苟同，同样是反苏反共产国际的表现。一九三一年苏联在《真理报》上谴责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备战和侵略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北三省，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帮助中国兄弟反对日本侵略，反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共产国际一直是在苏联的指挥下运作的，共产国际指出:“欧美的资本家正在用火车、轮船把武器、弹药和毒气运往日本，这不仅仅是为了对华战争，而且是为了对苏战争”，“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共产国际反复强调要“武装保卫苏联”，认为所有共产党的最重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工农与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以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保卫各国工人的祖国——苏联”。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正确的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针对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指出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必须是“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世界范围内，实行行动统一”，“必须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报告还对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具体阐述，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大会还提出“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形和特点，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

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关于不干涉各国党内事务的决定，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各国共产党在制定政策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从而能够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王明在中共代表团莫斯科会议上的报告，以及《救国报》发表《中国人民之曙光》社论，认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后开始探求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影响。

面对日本的猖狂进攻，国际局势日趋严重，更加加剧了苏联自卫的紧迫感。一九三六年德日法西斯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希特勒和日本外相发表演说，攻击共产国际，暗中影射苏联。在苏联看来，德日显然在“反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后面，隐藏着一个秘密军事同盟”。为此，苏联在外交政策上，更加谨慎，“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卷入冲突中去”。对于中国问题，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坚决反对任何原因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因为苏联看到，要对付日本侵略者，阻滞日本侵苏的野心，是离不开蒋介石政府的力量的，因此对蒋介石的靠拢是表示欢迎的。由此可以看出，苏联方面也有引导中共联合蒋介石一致抗日的倾向和动机的，对中共转变政策起着加速的作用。

(2)英美等帝国主义对中共制定策略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日本奉行的是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中国的局部利益，将日本战火引向苏联。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侵略行动，不仅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怒潮更加高涨，而且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华北事变后，英美在华北的各项权益和投资贷款等，都受到了日本的排挤和打击。据统计，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在华投资大大落后于日本，一九三六年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共44.2亿美元，而日本就占了20亿美元，比一九三一年的11.3亿美元增加了70%。在商业和贸易方面，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因受到日本的排挤，特别是日货的大量走私和商品倾销，使英美货物的入口大大减少，石油、毛织物、卷烟纸的入口额，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就减少了五分之二。对此，英美十分恼火，在报纸上公开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黩武的国家”。于是英美开始改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采取措施让蒋介石中央政权与日本对抗。一九三五年美国派经济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同年冬，英国政府财政顾问主任李滋罗斯来华帮助蒋介石政府改革币制，给中国政府十万英镑的信用贷款;一九三六年美国又与蒋介石政府订立“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美国财政部向中国购买白银五千万盎司，以卖价所得稳定法币外汇价格。在军事方面，美国积极援助国民政府，以对付日本的军事侵略。到一九三六年秋，南京政府已成为美国武器市场最大的主顾。毛泽东分析当时的情况，说:“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暂时的赞助中国统一与和平。”［7］英美实施这些政策，其本意不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抵制日本的侵略，而只是在自己国家的在华利益受到极大的冲击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拉拢蒋介石政府也只是为了能挽回或者保住在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利益。但是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共看到面对国际国内局势，蒋介石有可能转变其政策，有抗日的可能，为中共政策转变起了推动作用。

2.从国内形势看，中共政策的转变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

(1)各民主党派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爱国民主运动。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发展的，各民主派则参与了组织和发动，推动了形势的发展。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团结御侮，挽救民族危机，各民主党派奔走呼号，批判和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易辙，并积极宣传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三党发表了《对时局宣传大纲》，抨击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痛斥蒋介石“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抱所谓无耻的镇静政策和不抵抗主义”。中国青年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爆发后，提出，“政党休战，共同抗日”，呼吁“出死力以御强寇，化内战而为外战”。［8］青年党还提出“从速行动起来，推翻障碍抗日工作之一党专政”。同时，中国致公党也呼吁“取消党治，以团结党派共组抗战政府”。［9］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各党各派各军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八一宣言》立即得到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支持。国民党民主派的革命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当即在其机关报《大众报》和理论月刊《民族阵线》撰写发表文章，响应并宣传《八一宣言》。

民主党派除了大力进行舆论宣传外，还直接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第三党直接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行动。一九三六年，各民主党派组织联络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明确提出它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制定共同抗战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坚决反对当局任何压迫民众运动，摧残言论自由等行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领导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项工作:广泛宣传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妥协投降活动;直接组织广大爱国群众开展各项抗日救亡运动;积极与国民党内赞成抗日、同情爱国运动的人士联系，推动他们来影响国民党当局改变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实现抗日。

民主党派所表明的抗日态度和进行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向中国共产党表明了抗日的明确立场，壮大了抗日武装的力量;另一方面影响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汇聚成反对妥协、反对内战、要求全民族一致抗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蒋介石国民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逼蒋抗日”方针创造了历史条件。

(2)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

一九二八年底国民党宣告统一完成，但在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形势的出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个称呼的获得是国民党地方军阀政治态度和社会历史作用改变的结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三个多月时间，我国东北三省就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严峻的国内形势要求中国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部首先冲破蒋介石不抵抗的禁令，率部抗日，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抗日，得到全沪人民的大力支持，这是国民党实力派政治态度转变的开始。这时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已经开始，但只是局部的。随着日寇侵略中国的不断深入，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先后都转上联共抗日方面来。主要的因素是，各地方实力派看到中共抗日的决心和不断壮大的力量，以及蒋介石卖国政策的不得人心。遭受日本侵略损害最大的北方地方实力派较早的开始行动，冯玉祥、阎锡山、宋哲元、张学良、杨虎城等先后表明抗日立场，南方的粤、桂两派也开始了联共抗日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之前由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看清各自不同利益派别在抗日中表现的作用，排斥中间力量，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做出的表现，中共逐步转变态度，改变政策也改变称呼，称他们为地方实力派。毛泽东在给粤桂两系负责人回信中说:“督促批判，责其(蒋介石)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一九三六年六月，控制广东的陈济棠和控制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趁蒋介石要剥夺他们对两广的实际控制权，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帜，成立军委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相对立，这就是著名的“两广事变”。虽然两广事变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是两广实力派为争夺权力而针对蒋介石的，但是两广实力派仍表现出一定的抗日倾向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政治态度。在讨论解决两广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被迫让步，提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并表示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协定，并表明对日忍耐的最后限度。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后立即表示“赞成他们的抗日行动”，赞扬两广“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义举。

“九一八”事变后，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从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切身体会中，深刻体会到与其“剿共”，不如抗日。在一九三六年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出了联共抗日。他认为抗日不应该反蒋，应该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战的道路。“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中共中央看到了蒋介石在面对各派强有力的措施做出一些让步并表明抗日主张，看到了“逼蒋抗日”的可能，于是适时地将“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

(3)蒋介石政策的不断转变

蒋介石是国民党领袖，国民党的大政方针，蒋介石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九三五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蒋介石感到“中日事变已无法避免”。蒋介石在日本横蛮嚣张的气焰面前，愤懑之情不断增长。《何梅协定》签订时，他写道:“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其奇耻!若不图自立，复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志之!志之!”［10］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在《经济往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限度。”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日本侵略所表示的强硬态度。鉴于亡国的危险和政府垮台的可怕，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开始有所转变。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在所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同时也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表示了当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体现在对日政策上有:在经济方面，于一九三五年推行币制改革，注重经济抵抗，要求国人“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东西”，以“减少敌人的经济力量，增加我们的抗日实力”。在政治上改组政府，蒋介石接替亲日派汪精卫亲任行政院院长，并将政府各部门中的亲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职，增加亲英美派和政府抗战的决策实力。在军事上，加紧军事建设，在京、沪、杭等战略要地抢修国防工事;整编军队;实行兵役法征集新兵;勉励军人“要随时准备抵抗。随时准备图存，做国家的长城”。［11］在对日外交上，决定放弃对日本的不抵抗和“和平外交”政策，实施积极抗战准备与强硬外交谈判并重并立的方针;以“殊非事实”揭穿日本“广田三原则”的外交骗局，并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阐释了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即“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声明“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在国际外交方面，争取国际支援，特别是争取苏联的援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底在南京成立了中苏文化友好协会，由与苏联有历史联系的孙科任会长。蒋介石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表示希望与苏联订立秘密的军事协定以对付日本。一九三六年七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他不能签订任何伪满洲国的协定，假假如有人强迫他签订，就是“最后牺牲的时候”。

以上的这些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都表明了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为保住其政治统治，做出的政策改变。再加上蒋介石本身所具有的爱国情怀以及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和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其看来，泱泱文化大国，岂能臣服倭寇!他曾经说:“我国虽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12］这些都让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国民党蒋介石有抗战的倾向和动力，促使中共转变对蒋介石的政策，联合蒋介石一同抗日。

四、中共“逼蒋抗日”政策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在将政策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在社会上造成舆论，不断强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向中国民众表明抗日决心，并在实际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打击日本侵略者。全国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造成强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给蒋介石政府以一定压力。同时中共加强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与桂系合作逼蒋抗日;支援傅作义绥远抗战;与刘湘达成停战协定通过团结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中有抗日倾向的势力团体，给蒋介石造成压力。这些“逼蒋抗日”的措施都是积极有效的。但是真正的“逼蒋抗日”的完成者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共与张学良在举行会谈的时候，张学良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并陈述了合理性。张学良原本也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护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的。但由于蒋介石将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困在内战的战车上，继续对日妥协，镇压爱国运动，出卖绥远抗战，加上“剿共”经常失败，张学良看到自己的士兵不断在内战中牺牲，感到心痛和惋惜，认为长久内战无益于自己，也无益于中华民族，于是张学良对蒋介石所寄予的希望彻底破灭。张学良、杨虎城在经过苦谏和哭谏数次都不成功的情况下，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月实行兵谏。十二月十二日扣押了蒋介石，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后思想仍然是矛盾的，因此转变蒋介石的态度，使其接受抗日主张，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和张、杨采取有力的措施，步步紧逼，同时以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要措施为:通电全国、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军政大员，澄清事变真相;对南京政府的讨伐军事予以坚决回击;建立抗日军事组织，成立抗日援绥军，出兵援助绥远抗战;逼蒋派出和平使者，下达停战手令;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最后送蒋回南京，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中共在不损害张、杨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利益的前提下，做出了一些让步，同蒋介石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口头协定。通过西安事变，基本上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五、结 语

中国共产党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将“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其不断成熟的政策策略，完成了国共再度合作的酝酿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中国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它不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进步，而且为赢得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政策的转变，使得最终国共实现再次合作，深入地研究和广泛地宣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功绩和历史经验，将给后人以启迪，给未来以借鉴，对于推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发生重要的积极作用。

［1］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2］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记事(1931.9——194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6］韩金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1921年——1949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三辑)［Z］.1992.

［9］张亿军.风雨同舟81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10］(日)古屋奎二著，陈在俊译.蒋总统秘录［M］.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1986.

［11］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12］王俯民.蒋介石传［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