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筱萍，陈 露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中第一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个概念一问世，立刻受到了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国际政治理论学界的广泛关注，对软实力的研究瞬间成为了国际政治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并迅速在其他学科蔓延。软实力的提出给世界认识及评价权力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个视角并不是软实力理论创始人和美国所极力鼓吹的那样是实现世界共同繁荣的工具，而且“不仅是对小布什在世界上单纯使用硬实力的单边主义政策反思和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硬实力下降且伤害到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不得不用软实力加以弥补以保持和提高美国国际影响力的结果。”软实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许多国家也充分认识到了软实力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了相应的战略和策略的研究。为此，我国应该在自身软实力不断上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我国软实力的建设。

一、软实力应作为综合国力的战略重点纳入国家发展方略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综合实力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由传统的经济、军事、地域扩张等所构成的硬实力竞争愈演愈烈之时，由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等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软实力竞争又迎面而来，软硬实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使各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和形式。一个国家的实力是指其综合国力而言的，而综合国力必须是软硬实力的平衡发展，缺一不可，因此，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实力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硬实力资源经过近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飞速发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排名中节节上升，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对于中国的各种猜忌也如影随形，中国威胁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一定的市场，大肆渲染中国实力的增长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的论调，甚至有一些反华分子叫嚣要防御和遏制中国，以各种手段企图干预、阻止甚至破坏中国的发展。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其发展态势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从而引起世界各种力量的强烈反应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国和平崛起所引发的上述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则很可能陷入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要应对种种来自国际体系的严峻挑战，一方面，而且是首要的方面，我们必须强化国家的硬实力建设，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军事实力。纵观历史，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经济实力都是其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经济发展落后、贫困潦倒的国家根本谈不上实力，也绝无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所以说，硬实力在国家总体实力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是软实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另一个方面，软实力在一国的实力建设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者说，在消除国际误解与疑虑、化解与主要强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降低竞争中的冲突和摩擦等方面，软实力比硬实力更能显示出它的魅力。因为软实力是依靠吸引力影响他人的偏好、自觉地选择你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达到软实力拥有者的目的，所以在顺利融入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过程中软实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家间利益关系日趋紧密和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硬实力的使用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经济制裁和军事手段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时已不似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尤其在非战争时期，如果要想化解敌对国之间的矛盾、实现真正的和平，还必须通过对话、谈判、沟通等方式。在解决矛盾和纠纷的过程中，软实力可以用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收益，正所谓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再者，国家间实现合作的前提条件是相互了解和信任，而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只能只通过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实现。

从国内发展和稳定的角度来看，化解我们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需要借助于软实力。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伴随着威胁我国稳定和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如，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实现路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前的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的分配方式转变为资金、技术甚至是土地都是参与分配的要素;受行业垄断、腐败问题以及再分配制度不完善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配距离不合理的差异，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仅仅依靠硬实力采取简单的经济处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无法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还容易导致新的社会冲突、滋生新的社会矛盾，最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更严重的影响。而使用软实力，利用沟通、说服等软手段，与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团体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制度化、经常性的互动了解广大民众的利益状况、生活需求，并不断的修改我们国家现有的政策，使我们的政策更加合理、公正，更能体现民众的愿望，较好地满足不同阶层民众的利益需求，以赢得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这样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以维护国家的和谐稳定和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软实力的手段来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灌输教育、宣传推广等方式来倡导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文化精神，引导、塑造和规范国内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及对自身的认可，使广大民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规范持久性地理解、信任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将我们党和政府宣传的主流价值观深化到民众的内心，使民众形成与党和政府相同的价值取向，愿意与党和政府同呼吸、共命运，党和政府在广大民众之间就具有了凝聚力和影响力。

因此，在国际战略格局处于大调整和我国国内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要提高我国国家的整体实力，就必须将软实力发展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重点纳入国家发展方略，从四大战略入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第一，科学发展战略:科学定位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放在与经济硬实力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促进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共同发展。第二，价值主导战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主导和引领多样文化的发展，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第三，文化融合战略:提高我国的文化传播能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国文化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文化融合化解文化冲突，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认同和支持。第四，自主创新战略:立足本国文化发展的实践，从本国文化发展的实际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出发，自主进行文化创新。

二、软实力建设应该是价值观与文化策略的有机结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文化和价值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软实力也被西方裹挟着直逼其他国家的软实力层面，其他国家的软实力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温柔的霸权侵蚀的危险。在西方软实力的攻势中，他们借助自己强大的经济力量向外推行自己的文化霸权和价值观是其主要的手段。原本是各国软实力平等互动交流的局面被西方强大的软实力攻势所打破，世界文化的交流呈现出一种单向的文化输出，西方强势国家在利用自己本国的文化产品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在向文化产品接受国传输着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企图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控制别人的思想文化领地，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达到长期控制和影响世界、称霸世界的目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实力的展现较之以往更加复杂，他们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遏制或是扶助某一国的国家实力。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可能对于全球资本流动状况的依赖性较强，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这些国家缺乏自身管理全球政策的经济资源和治理能力，那些依赖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最贫穷国家，为了贷款而牺牲了相当大的自治。而对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压力则可自主控制，对于这些国家，尽管经济全球化了，但很多政府政策的动机仍可根源于国内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利益。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交互作用，国际化到他自己的国家则产生同样的作用，很少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或者国际化跟他们的国家根本是不相关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可以靠历史、其强大的经济结构和议程制定权找到多种有效途径对付全球化效应，就像有美国学者比喻的那样，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的一个“黄金护身服”。由于高度发达国家的政府保持政策选择，因此，他们对国际规范制定的态度是:成功的政策必须既迎合本国公众的需求又在国际政治领域取得成功。成功的国外经济政策要求使国内和国际的“利益集合”能够部分重合。国家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战略性地行动，建立联盟、制定协议以增进利益。并且这些协议需要与国内公众的偏好相一致，还要不会轻易地被反对政党推翻。国际组织模型以统计模型为基础:它假设在当代全球体系中国家的存在是最重要的自治所在。然而，这一模型引入了在公共国际法框架内运作的国际组织，公共的国际法承认国家间名义上的平等。因此，与现实主义者无障碍的国家权力的看法相反，国际组织模型在权力实施上建立一系列限制条件，尽管这些限制看上去是软弱无力，至少要通过一些在形式上尊重国家独立性的程序来实施。

我们所强调的国家软实力，不仅仅是把软实力作为一种实现经济与外交目的的次等手段来对待，我们的着眼点是落在软实力的基本层面上，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软实力构成要素如主流文化自身的积极建构，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市场的吸引力、思想的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挖掘与应用。再者，我们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它是我国国家政体的文化显现，是我国国家利益的独特呈现方式，很明确的说，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带有鲜明国家意识形态属性，这与约瑟夫·奈宣传文化软实力时将国家意识形态性隐蔽其中的做法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寻求的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软实力，而是一种体现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软实力。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面对西方强国以文化和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全方位渗透的情况下，我们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尊和自信，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以自己的文化理念为核心，在软实力建设中融入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融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打造能成为文化力的软实力。因为“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一定是有魂的文化。价值是文化之魂。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价值观都扮演着文化核心的角色，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气质。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决定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即是价值体系建设。”在我国，其文化之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我国在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一定要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充分利用中华文化丰富的资源，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唱响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和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自强精神。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交锋的过程中，既以广大的胸怀吸取当代文化的精髓，也要广为宣传中华文化内在的价值，以其普适性的内在价值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认可，使中华民族文化越来越多的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创建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形式，让我们反映主流价值的文化能为群众所接受和喜爱，实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地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三、应该加大软实力建设投入力度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的注意力都比较集中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增长，对于文化等软实力因素关心得较少，所以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软实力并不强大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思想上树立起软实力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加大投入，深入挖掘我国宝贵的软实力资源，努力将我国的软实力资源优势转变为软实力优势。首先，应加大科研的投入，认真构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梳理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内涵的具体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形成我国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着“和谐”、“仁爱”等观念的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个人、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的文化价值观，它们既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的精神力量。同时，和谐也是世界应该普遍遵循的国际关系范式，国家之间的和谐是国际社会得以存在并发展，从而推动整个世界不断前进的必要条件。应该在对我国文化资源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我们独特的文化软实力体系，让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交锋中展现出应有的魅力。其次，积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积极组织对我国文化资源的调查研究，在对我国现有文化资源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梳理出能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资源，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法律机制保护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资源。创造有民族特色鲜明的优势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精心铸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品，为越来越多的文化精品走向世界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努力创办好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为窗口，让中国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增加中国文化在国际空间的存在度。

四、认真发挥非政府组织在软实力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一书中写道:“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国界的团体和网络。跨国公司和非政府机构(包括恐怖组织)将发挥更大作用。很多这样的组织吸引我们的公民加入他们的跨国联盟，形成它们自己的软实力。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所说，非政府组织是‘一股巨大而重要的力量……对于许多涉及美国政策的问题，例如人权、环境等，非政府组织实际是一种推动力量’。”非政府组织也是影响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虽然政府行为对软实力的消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国家软实力建设的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形成软实力的过程中其重要的特征是行为主体不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而是民间的一些社会团体、公司企业等，其活动的形式大多是公益服务、文化交流、旅游参观等。非政府组织行为在创建软实力的过程中，具有灵活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他们的行为普遍而具体，与普通民众个体的学习、生活、工作等密切相关，而这些日常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以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例，一个企业的产品出国到国外，其质量、性能等在被输出国的民众使用后，会留下相应的印象，而这些对产品的印象会与产品输出国的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就非常注重商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他们将产品输出与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以公共产品作为国家战略之一，他们能从这个战略中得到双赢:从公共产品本身，和从他人的角度看来是美国实力合法化的方法。促成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格局对美国将非常有益的。当然美国方面认为世界市场的开放尽管会使美国受益，尽管世界市场开放不够充分，但也是贫困地区减轻贫困的必要条件。此外，经济增长也更可能促进其他民主社会国家里强大的中产阶级的稳定。为了保持系统的开放，美国认为必须反对国内的保护主义，同时支持为世界经济制定规则和体系的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如果处理不合理，它将会对基本的国际秩序和大多数美国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存产生深远影响，从这个高度来讲，美国方面认为应该对此给予最高度的重视。目前，世界上的大型公司或企业在经贸领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市场中，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全球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网络格局，其活动对于促进或阻碍全球市场中流动的资源、技术和人员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美国的微软，不仅在计算机和国际互联网发展方面有行业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而且其产品也在世界广为传播，从一个侧面是世界各国民众感受到了美国科技力量的强大。其次，电影、电视的出版与发行是民间非政府组织行为，由于传媒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通过电影电视这个媒介的作用，可以让外国的普通民众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潜移默化地产生对这个国家看法，比如曾一度在我国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它掀起了在我国电视剧中的收视热潮，伴随着韩国这些电视剧在我国的广为播放，一股“韩潮”席卷中国。因此说，非政府组织行为在创造国家软实力的过程中，起作用是难以估计的。他们所起的作用往往政府组织难以达到。而且，由于民间行为与各国民众的工作、生活具有广泛、经常和直接的接触，所以更容易影响民众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从这些方面来看，非政府组织的民间行为在塑造本国软实力方面是政府行为的必要补充，它以更加细致、形象和具体化的手段塑造着一国的国家软实力。因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大力发展我国的国家软实力。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3］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4］约瑟夫·奈著，吴晓辉等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骆郁廷.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5).

［6］骆郁廷.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与中美关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

［7］沈壮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真谛——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6).

［8］沈壮海.文化如何成为软实力［N］.中国教育报，2011－04－2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