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珩[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柳州 545006]

作 者：杨珩，文学硕士，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郭小川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诗人，他在政治抒情诗上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作为独立的创作个体，他在政治一体化话语体系中，尽管有《一个和八个》等充满探索意味的叙事诗，但仍可清晰地看到主流话语对他诗歌创作的束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与作用下，他的诗歌创作难免依附于主流。诗性的探索与政治性的依附成为郭小川诗歌创作中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出现与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政治形势有关，与诗人对诗歌创作的不懈追求有关。这种矛盾，在郭小川担任作协秘书长的七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诗性的探索与实践：诗人的本性流露

郭小川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和强烈历史感的诗人，他经常说诗歌应当“触及当代重大问题……不顾及当代的重大问题，怎么能说是‘战鼓’”①。因此，“他的诗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②在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规范不断加强、政治一体化话语体系统治文学创作话语权的情势下，革命意识形态诗歌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他擅长的政治抒情诗“在五十年代迅速崛起，作品生命力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二三年，才因‘朦胧诗’的兴替、诗风大变渐失影响”③。到作协工作的七年是郭小川政治抒情诗创作的爆发期，政治抒情诗是郭小川的代表作，亦是郭小川在文学界立足的资本，可以说“‘诗人郭小川’，确实是来到作协工作之后的产物”④。

在政治抒情诗创作的爆发期，郭小川曾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过一些深入的思考，他说：“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⑤郭小川已经不再满足于用鼓动性的政治语言去激励读者，而是试图挖掘人民和革命战士的心灵美。在政治上郭小川是个不断革命的战士，在艺术上他是勇于探索和实践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一种奇特的两面性：“一方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紧跟形势，总是积极地响应和配合党的工作，特别是‘斗争’的新需要……另一方面，当单独面对‘文学’的时候，他又从艺术上感受到了不甘寂寞的情怀，容易被新鲜的东西所吸引，也每每在自己的创作中搞一些创新。”⑥成名作《致青年公民书》《投入火热的斗争》体现了郭小川对党的“斗争”工作新需要的满足，《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作品则代表了他作为诗人对人生、命运、宇宙等诗歌永恒命题的思考，是一个诗人对诗性的探索、追求和实践。

《望星空》“是一首抒情诗，抒发一种哲学思想”⑦。表面看来，“它与当时流行的‘颂歌式’政治抒情诗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与当时沸沸扬扬的‘大跃进’民歌也有某种共同的情绪背景”⑧，但实际却有着质的不同：《望星空》表现了诗人对于人生、宇宙、命运等命题的哲理性思考，包含诗人对于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立思考，诗行寄托了个体生命与历史洪流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言语间承载着现实反思与批判的主旨，对大跃进的虚妄本质进行了委婉否定，流露出对大跃进的惶惑苦闷和不安情绪。这些诗歌作品，是郭小川对诗性不断探索、实践的成果，是诗人对诗性不懈追求的本性流露，体现出诗人对诗歌永恒主题的思考。

二、颂歌式作品的创作：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的自觉行为

在作协工作的七年，郭小川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收获颇为丰盛。这一时期的创作，显示出“他开拓思想境界，独立地观察、思考生活的趋势”⑨，突出的作品有《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致大海》等，这些作品内容上充满了革命朝气，语言上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充满音律的美感。

然而，矛盾的是郭小川除了具有诗人这一身份外，他还是作协秘书长，是国家重要的文艺官员。在作为诗人的时候，郭小川追求的是充满自由思考的、能反映永恒深奥诗歌主题的作品，这是诗人的本性使然；而在作为文艺体制内的行政官员时，他又有着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肩负着为主流意识形态做一个“宣传鼓动员”的使命。诗人与行政官员这两重身份，使郭小川在诗歌创作上陷入既要做“宣传鼓动员”又不能舍弃对人生、命运、宇宙等诗歌永恒主题的自由思考。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郭小川对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心里有很多矛盾，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终于想了许多，想到党对文艺工作领导，想到这个稿子如何写法。……矛盾，何等矛盾呵！……什么领导问题，实在不愿想下去了。……创作上遭遇了极大的危机，而不做这种事又去做什么呢？”⑩郭小川的创作遭遇了很大的阻碍，自由思考也几乎被迫中断，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对党的工作又是积极的。从他记载的日记来看，虽然对作协秘书长一职繁琐而又棘手的行政工作感到厌烦，但对“响应和配合党的工作，特别是‘斗争’的新需要……这种响应和配合并非应景行为，是发自衷肠”⑪。“他不想唱廉价的颂歌，实际上却唱了不少廉价的颂歌。”⑫他曾在1957年9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国庆诗）想了很久，又是没有结果。为了写一个纪念十月革命节的诗，花了多少不眠的时间呵！但为国庆节而写，这实在是神圣的义务呵！”由此可见，郭小川不仅是一个诗人，自觉进行着“诗的革命”，他也是一个有着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诗人，自觉背负着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责，在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促使下自觉写“革命的诗”。

郭小川以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事业高唱着颂歌和战歌。他在回忆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时曾经说过：“当我因为走上文艺岗位而重新写作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土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和许多同志一样，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我自己将永远不会把这一点遗忘，而且不管什么年代，如果我动起笔来，那就是由于这种信念催动了我的心血。”⑬这一时期的郭小川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创作的诗是革命的诗，他用诗歌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为行政官员时，那种艺术上不甘寂寞的情怀、被新鲜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吸引的诗人气质，在他的政治使命感、责任感面前悄然退让，他的文学才干服务于他的职务需要和政治任务，正如他所说的：“一定写出诗来，宁愿用几个晚上不睡，这是何等严重的政治任务呵！”

文艺官员身份赋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压制了郭小川作为一个“自觉的诗人”的独立个性和自由思想，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常抑制他对诗歌本质的追求与实践。于是，诗人郭小川对诗性的探索和追求自觉依附于文艺官员的职务使命感和责任感，诗歌创作表现出的对政治的依附体现得甚是突出，“被迫（或自愿）地回到当时对文学（也是对社会生活）的规范的轨道上来，而进入了靠近贺敬之的那种写作立场。60年代得到高度评价的诗，事实上却是越来越走上‘形式化’的道路。”⑭

三、矛盾的根源：诗人与行政官员双重身份的二难选择

在讨论诗性的探索和政治性依附的矛盾性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郭小川是如何调到作协任秘书长的。在调到作协工作前，周扬找郭小川谈话，说中宣部陆定一部长欣赏他的战斗力，要派他到作协，加强作协的工作。因此，大概在1955年9月，在陆定一和周扬的安排下，郭小川调到作协任秘书长一职。陆定一和周扬的安排是颇有深意的。建国以后，党对文艺的领导以体制为依托，而作协是文学进入体制化的体现，作协是文学体制化的具体组织形态。作协担负着引导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和促使文学作品规范化的职责和使命，这一职责和使命的实现，需要一个有战斗力的人去完成。郭小川正是被陆定一看重的、具有“战斗力”的最佳人选。

调到作协以前，郭小川主要是一个行政干部，被调到作协是因为组织上看重他的行政能力，具有“战斗力”，组织希望他在作协的行政工作上发挥作用。郭小川接受作协秘书长的职务是考虑到可以利用作协的环境，发展自己的创作，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他调到作协是奔着做诗人的目标而来。在调到作协工作这件事情上，组织和他的主观愿望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就成为他在作协七年里职务工作和文学创作冲突的主要根源。他的行政职务要求他的创作必须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之内，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使他自觉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可诗人对于诗性的探索与实践使他偏离这一轨道，这样的偏离在文艺体制内是不能容许的，尤其不能容许作协秘书长这一文艺体制内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发生偏离。对诗歌创作发生偏离的批评，令郭小川在诗性探索和实践的道路上产生了犹疑，甚至产生了退缩，对诗性的思考和实践止步不前，对政治的趋同愈发显现出来。

对党的忠诚和笃定的政治信仰使郭小川甘愿“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唱出了党的歌声”。怀着对国家、党和领导人的无限忠诚，他在体察现实、捕捉形势变化、思考问题的时候，守住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坚信党与革命领袖的英明正确，设法跟上时代的脚步。可是偏偏他又是一名有着文学理想和追求的诗人，他对人生、命运、宇宙等诗歌恒常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思考，这些思考被他写入《望星空》《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等诗歌当中。这些诗歌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甚至被认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政治性的错误’”⑮。

作协秘书长这一政治身份赋予他的职责和作为诗人的个人体认与思考产生了一连串的矛盾。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文艺政策的多变和频繁调整，文坛受政治时局的影响，常常处在飘摇不定的状态，郭小川的创作也难逃政治格局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处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文艺政策、文学规范不断加强的特殊时期，具有特殊身份的郭小川，作为行政官员他被赋予了加强文学规范、自觉弘扬主流意识的职责，必须遵命写“革命的诗”。当他作为一个诗人，不自觉地从诗人的立场出发时，有诗人对于个人主体和自然客体关系的许多思考，他向往的文学境界是：文学艺术的方向应有利于鼓励作家的创造性，“而不是限制他们的创造性，关于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则由他们自己去探讨，去考验，党不应该干涉”；“不要把政治与艺术做机械的理解”；要信任作家，不要把他们看做小孩，不要对作家“耳提面命”⑯。这样的想法导致了他诗歌主旨的“失控”和“倾斜”⑰。以《望星空》为例，这首诗表现出既想表现人性又压抑人性，既想歌颂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又想表现诗人对人生和宇宙的个体思考。既表现又压抑二者之间的矛盾，反映了郭小川作为行政官员和诗人双重身份之间的立场与思想认识的矛盾，体现了诗学追求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成为郭小川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而矛盾面貌的根源。

郭小川在作协任秘书长的七年，是一个政治动荡、文艺政策多变的时期，复杂的历史情境左右了他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作品的面貌，使他的诗歌作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貌。究其原因，郭小川是“时代的号手”，又是一个拥有着强烈而独立自我意识的诗人，他遵循着时代变化的轨迹进行创作，又怀疑着这个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诗人与行政官员的二重身份，使他一方面不断进行文学创作的探索与实践，一方面又受到意识形态的桎梏。他既是意识形态政策的执行者，又反被意识形态禁锢，“双重性身份集于一身即是一对矛盾，又要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里实现其双重使命，这就更加不易”⑱。这样矛盾的双重身份注定了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单纯的诗歌文本，也是展现和折射出更多思想层面的个案。

①② 张恩和：《郭小川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第229页。

③④⑥⑪ 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第189页，第174页，第174页。

⑤⑬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第394页。

⑦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⑧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⑨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⑩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八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469页。

⑫ 周德芬、周志宏：《“战士诗人”的创作悲剧》，《上海文论》1989年第4期。

⑭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⑮ 华夫：《评郭小川的〈望星空〉》，《文艺报》1959年第23期。

⑯ 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十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263页。

⑰ 古远清：《中国当代诗论50家》，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⑱ 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