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义刚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 言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债务杠杆的作用是将可能被管理层滥用的现金流转移给债权人，达到有效降低管理层的可控现金流量并增强对经理层监督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债务治理效应［1－4］。此外，另一个热门话题是外部审计对公司代理问题的影响。廖义刚等（2009）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视角证实了独立审计能够降低公司债务代理成本，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若独立审计机制与债务治理机制并存，两者相互作用将会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5］。但已有研究也发现，债务虽然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但最终外部审计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即债务融资与外部审计具有替代性［6］。显然，对于高质量审计与债务融资之间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研究表明审计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并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是缓解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7］，同时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债务治理作用越强［8］。那么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公司，高质量审计与债务治理的协同或互补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我国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视角，检验高质量审计能否提升银行借款的治理功效。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我国银行债务无法发挥治理功效的原因就在于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存在，如田利辉（2004）认为由于没有相应的治理措施，虽然商业银行增大了政府关联公司的可控资源，银行借款的增加反而会导致代理成本的上升，这就意味着债务治理功效没能发挥作用［9］；金雪军、张学勇（2005）则发现，在2003年以前，债务融资会增加经理人的自由现金流进而增加公司代理成本［10］。然而，上述研究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2003年前，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自2003年开始的股份制改革已经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新一轮改革的开启，伴随而来的是国有银行日益规范的运作及不断增强的风险意识，可以预期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银行债务将逐步发挥治理作用，进而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

另一方面，银行借款一般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借款，相对于长期借款而言，短期借款需要在短期内不断地进行还本付息，因此公司会经常面临偿付本息的压力，这就迫使管理层必须约束其风险偏好，因而管理层相对来说难以滥用资金从事过度的在职消费活动和经理人帝国的创造［11－12］，同时，由于长期借款的还款周期较长，债权人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远不如短期借款，加上管理当局缺乏还本付息的巨大压力，因而较多的长期借款反而更有可能激化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综上，提出以下假设1a和假设1b：

H1a：银行借款能够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

H1b：与长期借款相比，短期借款更能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

审计需求的信息理论认为高质量审计可以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并且能够通过传递信号达到有效配置财务资源的作用；王艳艳、陈汉文和于李胜（2006）认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有效制约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且经过高质量审计师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也更高［13］。那么高质量审计能否为债权人提供有助于进行债权监督所需要的信息呢？Houghton（1983）发现澳大利亚的信贷官进行信贷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胡奕明、唐松莲（2007）认为独立审计在银行贷款定价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因债务人财务杠杆及信息透明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14］；江伟、雷光勇（2008）发现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具有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和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显著［15］。因此，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需要对债务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等阶段的持续监督，而财务信息在这一监督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根据审计需求信息假说，高质量审计能够显著地提升被审计单位的信息质量，因而也能促进银行债务更显著地发挥债务治理功效以进一步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因此，提出假设2：

H2：银行借款对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代理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唐松等（2009）的研究认为，上市公司所在地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则公司债务治理的作用也越强［8］。另一方面，关于制度环境和独立审计治理功效之间的联系，学术界有替代论和互补论两种不同观点。近年来很多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独立审计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如Francis、Khurana ＆Pereira（2003）发现独立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普通法系国家的公司对其有更高的需求［16］；Francis ＆Wang（2008）发现公司的盈余质量随着所在国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增强而提高，但这一关系仅在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中体现，而在非国际四大审计公司中，盈余质量和公司所在国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并无显著关系，上述研究支持了互补论［17］。但Choi和Wong（2007）则支持了替代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独立审计的治理功能在法律制度较弱的国家更为重要［18］。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会影响独立审计治理功能的发挥。

陈信元、朱凯（2009）的研究表明，在发达金融市场中审计意见类型对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影响，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显著减少公司外部融资的平均成本，还可以使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所获得的审计意见类型，最终表现为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公司将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19］。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市场中，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力度较大，银行对债权人的监管动力不足，或者即便努力实施了监督行为，由于政府的干扰使银行也难以采取措施加强债务监督，审计意见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也不显著，此时高质量审计与银行借款之间不存在互补关系也不存在替代关系。综上，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需要依赖高质量审计所提供的信息，高质量审计和债务治理机制预期能够发挥积极的协同效应。综上，提出假设3：

H3：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若其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则银行借款对其代理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的选取

选取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了金融行业和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存在行业特殊性；（2）剔除管理费用为负的样本；（3）剔除缺少财务数据的样本；（4）剔除无法判断控股股东性质的样本；（5）剔除主要变量处于1%和99%分位数之外的样本。最后样本为3617个，其处于金融发展水平高地区的样本1731个，处于金融发展水平低地区的样本1886个。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以下分别采用代理成本模型和代理效率模型检验有关假设：

上述模型1和2是代理成本模型，模型（3）和（4）为代理效率模型。其中，exp／saleit是销售管理费用率，用于测度i公司t的代理成本；sales／assetsit是总资产周转率，用于测度i公司t年的代理效率；变量loanit、sloanit、lloanit分别为i公司t年银行借款水平、短期借款水平、长期借款水平，系分别运用公司的银行借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金额除以当期资产总额获得；audit为高质量审计的测度指标，将国际四大在我国的合作所以及中注协年度排名前四大的内资所定义为高质量审计师；变量sloanit×audit、lloanit×audit和loanit×audit分别是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以及银行借款的交乘项，如高质量审计能与银行借款存在协同效应，则上述交乘项在代理成本（效率）模型中应该显著为负（正）；fcfit表示i公司t年的自由现金流；sizeit为i公司t年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payit为i公司t年高管前三名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ln lit为i公司t年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cqtrzit是t年i公司长期投资率，等于i公司t年在建工程、固定资产以及长期投资的增加额与总资产的比例；levit是i公司t年的财务杠杆程度；stateit为虚拟变量，若i公司t年属于国有控股，则该变量取1，否则为0；arturnit和inturnit分别是i公司t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year是年度虚拟变量组；∑ind是行业虚拟变量组。

四、实证分析

（一）单变量检验

将全样本按照金融发展水平中位数分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低两组子样本，表1是对两组子样本主要变量均值和中位数差异的检验结果。表1显示金融发展水平高地区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率、长期借款水平、资本投资水平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更低，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代理效率；金融发展高水平地区上市公司变量sales／assetsit和aud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金融发展水平低样本组，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代理效率并促使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

表1 金融发展水平高和低地区样本主要变量的T（Z）检验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中Panel A是代理成本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银行借款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这支持了假设1a；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高质量审计的介入将弱化银行借款的监督效应，这一检验结果并不支持假设2。进一步检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s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借款相比长期借款更有助于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这支持了假设1b。此外，交乘项sloan×aud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lloan×aud的系数却显著为正，这结果意味着假设2依然没有得到支持。

Panel B 是代理效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4的检验结果显示变量sloan和lloan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银行借款无法显著提升公司的代理效率，意味着此时假设1a未得到支持。进一步考察高质量审计能否有助于银行借款发挥治理功效进而提升代理效率，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loan×aud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意味着就提升代理效率而言银行借款作为一个总体，高质量审计的介入无助于其提升治理功效；变量s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并有利于代理效率的提高，这支持了假设2；变量l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随着高质量审计的介入，长期借款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代理问题。表2的检验结果综合表明，银行借款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但无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代理效率，其中短期借款降低代理成本的效果高于长期借款，这一实证发现部分地支持了假设1a和假设1b；而银行借款与高质量审计的协同效应仅在短期借款中存在且仅有助于提升代理效率，这意味着假设2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支持。

表2 代理成本模型和代理效率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

将全样本区分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低样本组并使用代理效率模型进一步展开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仅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变量s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检验结果总体证实了假设3，即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若其处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则银行借款对代理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但这一效应仅在短期借款中存在且只体现为提高代理效率。

（三）附加检验

将全样本划分为法治化水平高和低两个子样本，并分别使用代理效率和代理成本模型检验高质量审计能否提升商业信用的治理功效。表4显示，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模型中变量bloan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为正，这表明商业信用的存在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并提升代理效率；将全样本区分为法治化水平高和法治化水平低样本组后，仅有代理效率模型中变量bloan×aud的系数在法治化水平高样本中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法治化高地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其商业信用提升代理效率的作用更强。这再次证明了独立审计职能的发挥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即处于法治化水平高地区的上市公司高质量审计与商业信用的协同效应可以显著提升代理效率。

表3 代理效率模型按照金融发展程度高低的分组检验结果

表4 商业信用、高质量审计与代理成本（效率）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测试

为增加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分别使用十大①以及审计行业专业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测度指标，研究结论基本不变；（2）用总资产负债率代替银行借款率，相关检验结果基本不变；（3）改变将变量交叉相乘法，将样本分为雇请与未雇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分别检验两组样本变量loan、sloan及lloan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研究结论基本不变。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各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值，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3，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五、结论

以2007～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视角检验高质量审计是否具有提升银行借款的治理功效。研究发现：短期借款与高质量审计间的协同效应有助于提升代理效率但无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此外，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间的协同效应仅显著存在于金融发展较为完备地区的上市公司中。与此同时，附加检验的结果显示，高质量审计具有透过改进代理效率进而提升商业信用的治理效应，但二者的协同效应只存在于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中。上述研究结果揭示了高质量审计提升债务治理功效的路径和影响因素，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高质量审计和负债的治理功效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注释：

① 依照中注协年度排名，处于当年度前十名的事务所则为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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