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艳霞

(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 长治 046011)

上古时期，人类主要依靠瞽史记忆，用口耳相传的形式完成历史信息的传承。今天在传统史学文字与实物之外，更多的历史亲历者的语言被赋予了史学的价值，成为还原历史真实的重要手段。现有理论已经对口述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只是想借助本人在实际社会调查中的所见所感，谈谈对口述史材料解读与使用的思考。

一、口述史:另一个角度感知到的历史

我们的口述史调查最早是从武乡开始的，这里曾经是抗战时期敌我交战的主战场，也是用汗水和鲜血滋养的中国革命老区。在历史叙述里，这里的光荣历史被开国元勋回忆过，被历史档案记录过，被专家学者考察过，被影视作品再现过。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在大历史背景之下的小人物被关注则显得格外苍白。许多历史细节需要他们的解答，许多历史的真相等待他们的还原。我们的口述史调查是围绕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的活动而展开的。口述者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严肃的历史，历史在这里变得亲切而生动起来。口述之下，严肃的八路军总司令变成了其貌不扬的老兵，他和老百姓拉家常，和老百姓同劳动，有战争指挥时的冷静与睿智，也有战争失利时的沮丧与狼狈。听老乡们讲述现实版的“锄奸”，远比影视作品更加真实、惊心动魄。70岁大爷口中的老父亲，80岁大娘记忆中的兄长……他们的讲述就像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历史场景中的黑暗角落，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历史的大门。

几次的社会调查，是我们还原、丰富对这段历史认识的过程，也是不断感悟与成长的过程。但是现实情况是，大部分的亲历者都已故去，很多健在的老者年老体衰，无法流畅、完整地讲述历史的全貌。而目前相关调查的开展也主要以民间学者为主，虽然民间学者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但这种研究仍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而对历史资料的传承与记录方式以当事者的口述和民间学者的简单记录为主，内容主要关注政治、军事方面，缺乏全面的考察。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调查开展、口述材料的搜集对历史学研究而言，既有地域与内容的要求，也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对现存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对历史的尊重与挽救。失去对口述材料的关注，对于某段历史的认识与研究也将失去价值。

二、疑问:口述史材料解读中不变的原则

口述史是历史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它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构建的历史，它给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拓宽了其范围。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不被人知晓的多数平民。它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工作伙伴。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中引出历史。它帮助较少有特权者，尤其是老人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它有助于社会阶级之间、代际间的接触及由此而来的理解。对于单个的历史学家来说，由于口述史的共享意义，它能够给予一种地点或时间的归宿感。”［1］正是由于口述史具有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以及跨学科性等特点［2］，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补充上，在普通人生活状况的记录上，口述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对口述材料的冷静质疑与合理解读，是我们利用口述材料还原历史的基础。对此，陈旭清博士在《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对口述史材料的完整解读，应考虑三种关系:一是访问者与历史对象的关系;二是被访问者与历史对象的关系;三是访问者与被访问者的关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第一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而第二、第三种关系，因为被访问者身份、阅历的差别，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访问者是通过被访问者获得历史对象的信息，因此，被访问者是影响口述材料真实性的重要因素。

在我们进行有关太行根据地民兵组织的社会调查中发现，被访问者对历史对象的认识与叙述与他的社会地位、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有直接关系，因而同一事件的叙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变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3］材料收集过程中，被访者的口述内容会根据访问者的需要而改变，这个过程既包括对叙述材料的省略简化、选择过滤，还包括对材料的渲染夸大。所以，保持对口述材料必要的质疑，是甄别被访者记忆的再生产、再表述行为的影响的首要前提。

首先，在长期统一舆论宣传教育之下，被访者对历史对象形成了统一而相似的认识，由此形成简洁、统一的历史表述模式。在我们的教课书里，当提及抗战时期日军对民众的残害与奴役时，总会提到日军的“三光政策”。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不论是年逾花甲的老人，还是生于新中国的年轻一代;不论是目不识丁的妇女，还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当他们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与战争时，几乎所有人都会用“三光政策”来形容日寇的残暴。这里面有些人是真正见识过日军“三光政策”的暴行，他们叙述的“三光政策”是血淋淋的场景和不堪回首的记忆。有的人，“三光政策”这个词语是从当时的反日宣传中，从日伪的恐吓舆论中，从其他村庄的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得到的;而年轻一辈则大都是从长辈的叙述中获来的。之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个词语，是因为长时期以来所受到的统一的宣传与教育的影响，认为只有这个词才是最能反映日军残暴程度的。那么，对于不同人所叙述的“三光政策”的口述材料就需要我们加以区别对待。

其次，现实环境对被受访者记忆的改造与语言的包装。口述史调查过程中，被访问者的记忆与语言特点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但在实际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很多被访问者的记忆是经过修饰的，语言也被他们刻意地进行了包装。我们在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调查时，在当地一颗大槐树下找到一位老人。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老人还是身着军装，胸带奖章，在一群老人中间显得格外特别。在叙述八路军在王家峪的历史时，老人的语言中加入了诸如“同甘共苦”“人民战争”等词语，这一切都与王家峪特殊的历史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作为这个小村庄里的老八路，老人应该对各类采访、谈话等形式并不陌生，对于采访者想要知道的，自己应该讲给采访者的内容也是有所准备的。这些准备是对历史事件添加式的描述，还是从属式的描述［4］，决定了这段材料的价值的高低，需要我们加以重点分析、辨别。

再次，利益的显性与隐形驱使之下，口述材料体现出的矛盾性与差异性。口述史具有的动态性特征，表现在史料上，体现为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人口中的不同描述。这其中经济利益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八路军调查为例，因为国家政府的重视与扶持，出台了许多对革命老区，特别是当年重要机构所在地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带给当地民众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因此，“八路军”也就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经济的金字招牌。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不惜篡改历史。还有些老百姓，出于对家乡的维护与热爱，在叙述中自觉不自觉地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夸张、改动。所述史料难免有偏颇之处。如八路军总部1938年4月10日，由沁县小东岭移驻武乡县马牧村，一直到1940年11月4日离开武乡到达辽县武军寺。其间，先后在武乡马牧村、义门村、寨上村、砖壁村和王家峪村驻扎。在调查中，几乎每个村庄的被访问者都在反复强调本村的光荣历史和曾经为革命所做的贡献。这里面既有对家乡的宣传，也希望借助第三方力量肯定他们的价值、给予他们更多帮助的目的在里面。在调查中，一位老人还详细叙述了八路军在砖壁村驻扎的经过，指出当年八路军在砖壁村不是文件上记载的三次，而是四进四出。类似的材料一定程度上会对历史的客观性造成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可以给我们提供多一些的思考角度，对此类材料的动态性分析，同样有助于我们对材料的理解。

又次，被访问者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具有选择性特点。那些个体记忆最深刻的、对个体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往往是被访问者提及最多的、重点渲染的地方。这些富有个人色彩表述是对历史事件的细化与补充，也流露出个体小人物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与评价。在调查中，一位村财粮主任的儿子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抗属身份全家被日本人通缉追捕的经过。“我们母亲就带着我们逃到其他地方，谁家也同情，但是谁家也不敢收。最后有个大娘就收留了下来。让我妈叫她婆婆，让我们叫她奶奶。我妈妈的名字原来叫李XX改成魏和平，我原来叫程XX改成武男男，我妹妹原来叫程 XX，改成武女女。”时过境迁，当年的情景老人仍历历在目，仓促间改的名字老人记了一辈子，对大娘的感激之情，对日本人的仇视伴随了老人一生。材料为我们再现了国破家亡之下普通百姓的仁义与智慧。另外一位1948年入党的大娘，在谈到今天的中日关系时，仍然气愤难平，“这会儿要和人家(日本人)处朋友，我就不懂，那会儿烧光杀光抢光，这会儿又和人家处朋友呢，我就想不通。你们就没有受罪，那会儿我们苦啊……反正我是不和他处朋友。说朋友多了有好处，朋友多了路宽，我觉得日本人祖祖辈辈不应和它处朋友。”

这类材料因为个体的差异，所以打上了较深个人烙印。在材料的处理上，我们应该在关注其特殊性的同时，将其纳入整个历史还原的体系之中，通过这些普通人、小人物的话语表达，情感流露，具体、生动地接近历史真实，构建更为立体的历史。

三、解析:口述史材料使用的必要手段

在历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受“政策—效果”模式［5］的影响，专注从自上而下视野轨迹考察历史，由此造成了观念对研究不同程度的干扰。而通过调查得到的材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轨迹，通过它的重新梳理，可能会得到与之前一致的结论，也可能相反。但无论如何，都是我们在追求历史真实与完整性上的有益探索。

首先，口述史材料是形成结论的直接来源之一。在调查中，所收集的材料中有些是对现有文字材料的补充、完善和丰富;有些材料所表达的观点则与传统理论宣传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这种差异的不同处理方式，会影响调查结论的得出。在材料使用时，很多时候，我们在动笔之前其实头脑中已经有了固定的理论，甚至受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我们的结论也都已形成，写作的过程只不过是将已有材料加以堆砌与运用，以证实自己结论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论带史”。将这样的思维方式带入口述史研究，必然导致思想掌控材料的结果，而从调查中发现真实的初衷将得不到贯彻。

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必须依靠大量的、经过严格审查的历史材料，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事实中引出结论。这个结论是由材料之间的严密的逻辑推断而得出的，不是某个人强加到你头上的。陈寅恪先生曾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绝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6］

在对太行民兵的社会调查中，很多问题在教科书中都有论断，这些是其他学者在实践考察中得出来的结论，但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个地方。比如在谈到有关群众参加八路军的动机问题时，很多受访者并不像一些书本上所说，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民族独立而战，而是有着更为朴素、简单、合理的原因。有位老者说，当时许多年轻人参军，有的是因为家境穷寒，参军之后有饭吃;有的人是因为看到当时村里有人参军很威风，为了“赶时髦”;还有一些人为的是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等等。这些材料的收集，有助于还原更为真实具体的历史。这些材料的使用，也会使流逝的历史在材料的支持下丰满、鲜活起来。

其次，对口述材料价值的正确定位与合理分析。在社会调查中，我们还要注意避免过分抬高或迷信材料的情况发生。如前文所说，干扰影响口述材料的因素很多。如果放弃了对口述材料的质疑，放弃了应有的思考与探究，不加以辨别盲目采用，往往会使我们的研究陷入对所获得材料的盲目崇拜之中。历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材料进行判断和分析，明辨源流、去伪存真。对于口述材料而言更应如此。例如，我们在对学生假期社会调查口述材料的整理中发现，一位同学收集到一首歌谣，而且据说是当年日本人唱的，“我住城，你住乡;我举大炮，你举枪;我吃大米，你吃糠。”歌谣很写实，想来当时应该很多当地人都知道。那么，这首歌谣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信息和盲点呢?我们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分析。一是，这首歌是汉语，一定是中国人唱才会被老百姓听懂，那么唱这首歌谣给老百姓听的应该是汉奸，至少是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而不是被访问者所讲的日本人。二是，这首歌谣用对比的手法来炫耀他们的优越性，又用汉语的形式加以传播，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老百姓看清形势，放弃抵抗，心甘情愿地去做他们的汉奸走狗。所以这首歌应该是日本人支使汉奸编唱的，用以招揽汉奸、麻痹民众的一种宣传手段。至于这首歌有没有日文版，当时的日本人是否会唱尚属于研究盲点。

再次，材料的使用过程中离不开理论指导。分散的材料、矛盾的观念需要理论的支撑。“材料是被理论照亮的，是被思想辉映的。”只有加入前人的智慧与思考，才能赋予材料生命力。

心态研究法是20世纪以来实践效果较好的历史研究方法之一。当我们在调查中问及为什么在艰苦条件下老百姓也不愿投降当汉奸、享受荣华富贵时，老百姓的回答出奇的一致“不愿做亡国奴!”对于这一回答，我们如果用心态研究法理论进行分析会发现，“不做亡国奴”是这一时期民众的集体态度或“信仰共同体”，在当时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识。对这一“常识”的共同遵守，是绝大多数民众坚持抗战、在黑暗中等待黎明的精神支柱。

同样，在调查有关抗日根据地建立与巩固问题时，被访问者通常以事实举例来说明共产党如何爱护老百姓，八路军如何与人民同甘共苦，抗日政府如何组织发动群众，以及如何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而我们在材料使用过程中不能仅仅对材料进行罗列与堆积，还要将相关的理论引入材料进行分析。如用“民族主义”解释模式，解释共产党通过激发民众民族主义开展抗日活动;用“土地革命”理论解释农民对共产党的支持，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通过现有理论对材料的梳理，在检验普遍理论意义的同时，构建更符合事实的理论解释，进一步丰富理论体系。

开展口述史调查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是我们走出校园，投入历史的过程，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期间，我们学着用自己的双眼去寻找历史的信息，学着用双耳去聆听历史的记忆，学着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驾驭所获得的材料，学着用自下而上的眼光审视社会，学着思考，学着提炼自己的观点，学着在调查实践与理论构建的双向活动中体悟历史的真谛。

［1］［英］保罗·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21.

［2］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7.

［3］［英］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J］.史学理论，1987(4):85.

［4］［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116.

［5］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农村为中心［J］.近代史研究，2006(4).

［6］文史参考［G］.北京:人民日报社，20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