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明军

(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例如失去亲人、社交中遇到尴尬、无法实现目标等。由于这些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常常引发各种消极情绪。若个体能直面问题，采取行动改善处境，就能很快从阴霾中解脱出来，并产生积极情绪体验。但有些人面对这些挫折时，往往采用消极的思维方式。他们反复猜想导致消极情绪的原因，担心各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由此妨碍建设性的行动。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反刍思维(rumination)。

自从诺论·哈克斯曼(Nolen－Hoeksema)1991年提出“反刍思维”概念后，国外研究经历20余年，因其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而逐渐成为热点。心理学研究常常将反刍思维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联系在一起，认为反刍思维是负性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是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的预测变量。近年来，国内也逐渐开始关注反刍思维的研究。然而在国内外反刍思维的应用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应用研究结果常常不一致，甚至相互对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尚未形成对反刍思维统一的定义以及对反刍思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一致的理解，反刍思维的测量工具繁多。

一、反刍思维应用于抑郁的研究

反刍思维的研究伊始于抑郁症的研究。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反刍思维和个体抑郁有紧密的关系。有关抑郁的认知理论认为，那些倾向于用一种特殊方式理解消极的生活事件的个体和倾向于采用否定的认知方式及不良态度的个体有易患抑郁症的风险。按照诺论·哈克斯曼的定义，反刍思维的特点就是个体反复的、被动的陷于抑郁症状、原因的沉思当中而不能自拔。那么，反刍思维是否和个体抑郁症状紧密相关，是否抑郁症的直接原因?理论上讲，抑郁症患者往往有反复思考其消极情绪的倾向。早期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反刍思维能够预测个体抑郁情绪的持续症状和抑郁的间歇症状，近期的研究表明反刍思维还可以预测严重抑郁症的发作［1］。然而，来自测量学的研究认为，诺论·哈克斯曼编制的反应风格反刍量表就和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的某些项目重合。也就是说，基于这两个自陈问卷所作的实证研究观察到的反刍思维和抑郁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两个量表结构上的重合［2］。

虽然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分心，反刍思维会强化躁郁症患者消极的情绪状态，促使其产生消极思维和回忆，并削弱其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但采用非躁郁患者为被试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反刍思维对躁郁症患者的这些消极影响［3］。这也间接表明，反刍思维与躁郁症二者的结合可能共同导致了个体沉思中的消极情绪状态。

近期的研究发现，虽然消极的认知风格与反刍思维有很高相关，但消极的认知风格和反刍思维对个体抑郁的影响不同。认知上脆弱的个体更可能陷入到反刍思维之中，因为他们潜在的消极思维使得他们很难突破自我调节的循环。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具有消极认知风格并倾向于反刍思维的个体较其他人更可能患上严重的抑郁症［4］。研究还发现，反刍思维可以调节抑郁与消极认知风格、消极态度和神经质之间的关系。这表明，反刍思维似乎代表一种普通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一系列危险因素可能影响抑郁。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和诺论·哈克斯曼2011年的研究，分别用儿童和成人为被试，采用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的方法，探讨反刍思维和抑郁与焦虑的关系，发现反刍思维不仅能解释被试抑郁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而且能解释这两种心理异常重叠或同时出现的原因。由此，该研究认为，反刍思维是抑郁与焦虑患者情绪障碍的跨诊断性因素。

由此可见，反刍思维和抑郁的关系实际上不仅涉及到反刍思维的内涵和本质，而且涉及到反刍思维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的问题。由此可见，反刍思维和抑郁之关系的复杂性。这些相关研究并没有直接表明反刍思维是抑郁的原因，反刍思维对抑郁的影响可能是一种普适性的中介因素，既可以作用于抑郁也能作用于焦虑。

二、反刍思维与担忧和焦虑的相关研究

担忧被认为是“一系列思维和想象，它用消极的方式负载情感，相对来说不能控制。它是个体对结果不确定的，又有较高可能性的事件或消极结果的一种心理上的尝试解决，和恐惧紧密相连”［5］。有关广泛性焦虑症的研究表明，担忧是一种具有个体防御功能的认知机制。博科维克(Borkovec)认为，担忧状态是一种个体言语的极度缺失状态，它促使个体摆脱了内心赋予情绪激活的意向，由此个体可以减轻情绪上的痛苦并使个体保持一种控制感［6］。但是，因为担忧具有回避反应的功能，它会妨碍情绪的加工过程，并由此阻止恐惧情绪的消除。先前的研究认为，担忧只和焦虑相关，反刍思维只和抑郁相关。近期的研究认为，担忧实际上不仅隐含在焦虑之中，而且也隐含在抑郁之中，并且反刍思维可以预测个体的抑郁［7］。休斯(Hughes M.E.)等人的研究表明，反刍思维和担忧与个体抑郁和焦虑的相关关系重叠。反刍思维和担忧共同促使了个体抑郁和焦虑的症状，但反刍思维和担忧在结构上却是不同的。反刍思维和个体的自我意识、抑郁和焦虑的症状及认知(内容)相关，而担忧和个体对未来的关注及恐慌性的认知风格相关。这二者虽然类似，但却是悲伤性思维的不同方式。因此，休斯等人认为，反刍思维和担忧可能是普通悲伤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调节着个体神经质特性和个体的抑郁与焦虑表现。

苏珊(Segerstrom)的研究表明，某种形式的重复性思维并非孤立地与焦虑或抑郁相关，它与二者共变——它不仅可以预测焦虑也可以预测抑郁。那么，重复性思维为什么既可以预测焦虑也可以预测抑郁呢?她认为，反刍思维与焦虑的关系涉及个体消极情绪与神经质。而消极情绪与神经质就是用来测量个体经历消极心境的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反刍思维与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共变不仅是因为重复性思维，而且包括消极情绪的因素。从理论上讲，相对于消极情绪和神经质，重复性思维与焦虑和抑郁相关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的解释［8］。(1)重复性思维和个体没有实现的目标相关。中断的目标会促使个体增加认知注意，而当这些与目标相关的问题一时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时，这些认知注意就会逐渐演变成慢性的、甚至是病理性的反刍思维。(2)重复性思维可能会阻碍个体情绪加工。担忧可能阻止和恐惧相关的情绪自动激活，这样一来就限制情绪加工。情绪自动激活和情绪加工在有效实施暴露疗法和从创伤性事件的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3)重复性思维可能会干扰和抑郁及焦虑相关的信息加工。信息加工效果可能和个体进一步的重复性思维有关:进一步的认知注意导致进一步的信息加工。这样一来，进一步的加工就会导致更大的信息加工激活，更容易将其他相关信息和认知“节点”连结在一起。因为焦虑和反刍思维的内容主要是消极的信息，这些现象可能就是重复性思维对抑郁和焦虑影响的通道。

三、反刍思维与再评价研究

格里沙姆(Grisham et al)等人认为，在传统以躁郁者为被试的研究中，不管是在分心条件下还是在反刍思维条件下被试者消极情绪的影响并没有分离出去。这些研究的缺点在于，当个体专注于消极事物或专注于其他无关事物的情境中，反刍思维和分心的心理过程的指向是不同的。与分心相比，再评价更能与反刍思维状态进行比较，因为它可以通过实验情境要求被试专注于消极的事物。在格里沙姆等人的研究中，首先让被试回忆先前一悲伤事件，然后在主试操纵下让被试按指令对该事件进行再评价(指示被试从公正者或第三者的角度，并对该事件的积极方面进行思考)或者反刍沉思(指示被试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反复沉思该悲伤事件，它开始时给你带来的感觉和这一事件产生的原因)［9］。结果表明，相对于反刍沉思，再评价更多地和被试的积极情绪相联系，更少地和被试的消极情绪相联系。这一研究表明，个体对悲伤事件的不同回忆和思考方式会引发个体不同的情绪反应。

那么，为什么个体反刍思维和再评价式思维对相同的悲伤事件思考时有不同的情绪反应呢?莫斯(Mauss)等人的研究表明，对过去事件的再评价是个体的一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它和个体报告的较高积极情绪、个体报告的较低消极情绪紧密相联系［10］。格罗斯(Gross)等人认为，当个体从较少涉及情绪的角度、以再评价方式对一消极情境进行加工时可能会诱发个体发现问题的解决办法，由此增加他的积极情绪［11］。并且对消极情境的再评价可能促使个体发现该情境蕴含的不同意义，由此降低他的消极情绪。

其实，这些研究结果和早期情绪心理学家沙赫特(S.Schater)和辛格(J.singer)的经典情绪实验所反应出来的规律并非相悖。沙赫特的实验者先给三组大学生被试注射肾上腺素，使他们处于生理唤醒状态，然后对三组被试用三种不同的说明来解释这种药物可能引起的反应。告诉第一组被试注射药物后将产生心悸、手抖、脸发烧等反应，这些是注射肾上腺素的真实效果;告诉第二组被试注射药物后将产生双脚麻木、发痒和头痛等现象，这与肾上腺素的真实效果完全不同;告诉第三组被试，药物是温和无害的，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即不告知这组被试肾上腺素的效果。然后让三组被试分别进入愉快和发怒的实验情境中，观察这两种环境下各组被试的情绪反应。结果第二、三组被试在愉快环境中表现出愉快的情绪，在愤怒的情境中表现出愤怒的情绪;而第一组被试在两种情境中都比较冷静。显然，这是由于第一组被试能正确地估计和解释后来的真实生理反应，并将环境对他的影响也进行了认知解释，因而能平静地对待环境作用。而第二、三组被试对真实生理唤醒水平的认知解释是错误的，因而他们的情绪反应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可见，超越了个体情绪化纠葛的较为客观化的认知越是真实和深入——如再评价，个体的情绪反应就越不强烈，而当个体从更为积极的方面、从更为公正的角度进行评价时，消极情绪反应自然就会减少。国内学者原琳，2011年用影视材料为情绪刺激材料，研究41名大学生的认知评价对负性情绪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影视材料中演员演技和信息的认知评价会影响个体观看影视材料的主观情绪体验，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负性情绪所致的生理唤起的增高［12］。

所以，反刍思维与再评价对个体情绪反应关系的研究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认知对情绪的影响，这同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观点一样，认为个体对事件的看法决定个体对该事件的感受，在心理治疗中着重解决个体的认知问题。评价是个体对事件的主观评判，决定了情绪反应和感受的本质。然而，以上反刍思维和再评价的概念辨析及实证研究分析亦存在缺点:基于人为的实验情景导致反应者情绪激发这一实验模式而得出结论。这种解释即便是科学合理的解释，也只是支持反刍思维的“状态论”。这种实验范式和反刍思维的(性别等)差异研究、反刍思维和重度抑郁的相关研究在解释反刍思维的本质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显然，后者是支持反刍思维的“特质论”的。其次，反刍思维经常是个体在一定情景中自动激发和运行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它常常是有个体差异的。由此可见，人工设计的实验情景在多大程度上能真实反映反刍思维的本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难道反刍思维和再评价的差异仅仅是因为被试者的态度不同，对待情绪信息的方式不同吗?因此，笔者认为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如引入质化研究的方法)、多种实验范式，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反刍思维的表现、原因、结果，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和解释其本质。

四、反刍思维及其应用研究的反思

由上可见，不管是反刍思维应用于抑郁、焦虑的研究，还是反刍思维与再评价对个体情绪反应关系的应用研究，都表现出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和不稳定。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尚未形成对反刍思维概念的统一认识，对反刍思维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不一致。反刍思维应用研究中这些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对反刍思维理论建构的进一步深入。

首先，不同的反刍思维理论在诠释反刍思维内涵、解释反刍思维机制时存在差异。如诺论·哈克斯曼1991年将反刍思维定义为“个体的某些行为或思维，这些行为或思维常常聚焦于抑郁相关的事件、引起抑郁的原因、抑郁症状的后果症状”［13］。比如，“我感到很无力，无法集中注意工作怎么办”(过分关注个体的抑郁症状)，“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我到底是怎么了”(关注这些症状的原因)，“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就不能完成工作了”(关注症状带来的后果)。他认为，个体抑郁时往往表现出两种反应风格:反刍反应风格和转移反应风格。反刍反应风格表现为个体遭遇生活事件后，反复关注抑郁症状及消极心境，反复强迫自己思考这些生活事件及其原因，其反应是消极的，妨碍解决问题，不利于心理健康。转移反应风格表现为个体从抑郁症状中转移出来，参与愉快的活动，它是积极的，有利于心理健康。前者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模式和稳定的个体特质。康威(Conway)也认为，反刍思维是个体对痛苦及其情境的反复消极思考［14］。反刍思维者常独自沉浸悲伤不能自拔，从而抑制交往动机，阻碍积极行为。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消极事件，习惯性地用这种反应方式，即使事过境迁，也依旧反复思考。因此，反刍思维被认为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马丁(Martin)支持反刍思维状态说，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有意识的重复思维状态［15］。他认为，反刍思维源于个体对现状与目标之差异的感知及对这种差异的控制感的缺乏。当个体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虽作出了一番努力，但仍难以逾越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距离。此时，个体或重新评估目标，或思考其他途径和方法。如果这种思维持续反复出现，就称作反刍思维。马丁将反刍思维分为正常反刍和病理性反刍两种。前者能促进目标行为，减少目标差异，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风格;后者则导致了消极情绪，妨碍目标达成，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当个体得知已达到控制思维的目标后，反刍思维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其次，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在操作性定义的基础上规定了反刍思维的内容，并在研究者自身建构的视域中运用反刍思维的概念。并且，这些不同维度中反刍思维的概念无不和人格、情景因素、元认知及负性情绪混杂在一起。在操作性定义中，反刍思维要么代表一种认知风格(认知特征)，和个性心理特征紧密联系;要么代表一种认知过程，和认知对象的选择、认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么代表一种认知状态，和负性情绪(如抑郁)紧密联系。操作性定义的结果就使得反刍思维的内容变得不是那么的“恒定”。基于操作性定义所编制的反刍思维测量工具所检测出来的心理内容，也就代表不同的心理实质，会产生重合、不一致甚至冲突。因此，让我们不得不怀疑建立在这些个性特质和环境特征基础上的“反刍思维”是研究者建构出来的，而非一种“实在”。要改变反刍思维的研究现状，必须进一步探讨反刍思维的本质，要从理论上规范反刍思维的内涵和外延，确定反刍思维模型的结构，明确反刍思维和再评价、负性情绪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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