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宁

( 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山西 太原 030027)

勃兰兑斯作为丹麦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对文学的批评是文化批评。所谓“现实主义，其精神实质是作家在艺术的把握大千世界的前提下，正确地将其时代精神与现实生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为了一种与时代同步的普遍愿望而展示出一种真实的艺术画面。”[1]现实主义文学是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的，如果说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是文化批评，那么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创作则是立足文化角度对现实展开的批判，这是这一时期各个国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共同点。而在19世纪中期共同的时间跨度下，各国的文学又各自呈现自己的独特风采。本文运用勃兰兑斯《主流》中的文学批评理论，以19世纪中期两部以女性为聚焦点的小说《简·爱》和《包法利夫人》的对比为例，来挖掘英法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及其成因。

一、英法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差异及其成因

(一)英法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性角色的差异及时代成因

夏绿蒂·勃朗特和福楼拜两位作家从各自所处的环境中挖掘提炼，塑造了简爱与爱玛这样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对于二人的比较可谓是一部文学批评上的“双城记”。造成二人迥异的个性以及结局，作家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占到了重要的原因。

《简·爱》的诞生可谓是让女性作为主人公第一次如此挺拔地以一个反抗者的身份站立在文学舞台上，古往今来无数的读者都被简·爱身上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尊、独立、勇敢、坚强所深深震撼。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简·爱自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悲惨的经历非但没有博得舅母的同情反而被视为负担，饱受舅母和表哥的排挤和欺凌。在冰冷的寄宿学校受尽非人的对待也并没有让她屈服，即使在面对地位悬殊而心爱的男主人罗切斯特，简·爱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勇敢坚强、自尊自爱是动人心魄的。简·爱这只英伦玫瑰在暴风雨般的环境下表现出的是一种昂扬的生存意志，一种发自肺腑的自尊与勇敢，这和作者夏绿蒂·勃朗特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是一种普遍的国民性格的展现，进一步浸透到女性思想而最终在女性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作品中，简爱极具有强烈个性和自我意识的爱情表白，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颂。

在这段爱情表白中，简·爱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她在呼唤和争取平等的爱情，渴望和自己的爱人以尊严的方式平等地站立在一起，而她的这一愿望、这一诉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于婚姻观念的传统认识，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仍然是男性的附属品，正是因为屈居于从属的地位，才更应该奋起反抗。女性要积极寻求理想的对象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女性在借着男性的这架云梯改变自己的生存境况的同时，也无形中被男性踩在了脚下，简·爱的这一控诉正是对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对女性看法的反抗，她的这一反抗发出了女性解放的声音。简·爱的呼唤正是时代强音的回响。

与此同时在法国，也有这样一部作品——《包法利夫人》，同样也将视线聚焦在女性问题上，而这位美丽的女主人公却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哀伤。《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作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力避在作品中流露自己的感情，要求文学“镜子”般地反映生活，排除主观抒情的成分，以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普列汉诺夫肯定他的这种客观性，认为他的这一创作理念让他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了“文献价值”。他的这一理念在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夏绿蒂·勃朗特通过自传式人物简爱对传统女性地位的观念提出了反抗，而受过贵族式教育的爱玛对于自己的命运也进行了反抗，这是浪漫主义幻想对平庸麻木的现实的反抗。爱玛作为一名接受过贵族教育的农家女孩，对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童话式的梦想，在与花花公子罗道尔夫的偷情中，爱玛终于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对于激情和幻想中的爱情全部的渴望，但罗道尔夫却只是想逢场做戏，无关痛痒地就甩掉了爱玛，而丈夫的平庸和家庭生活的无聊激起了受挫的爱玛的更强烈的反抗。她的这一次反抗则演变成对丈夫彻底的背叛，与莱昂的重逢让爱玛沉迷于这种肉体的情欲之中不能自拔，为了追求梦幻中那种贵族式的生活，爱玛挥霍尽了丈夫的钱财，而最终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服毒自杀。可以看到，这位法国女性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反抗”这一主题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压迫、又得不到满足时就会有反抗，在19世纪中期的英法现实主义文学也始终伴随着反抗这一主题，而与英国的简·爱不同的是，爱玛选择的是另一种反抗，她的反抗始终是疲软的，她不断地用堕落的方式进行反抗，更多的使用一种虚伪的假象蒙蔽自己的感官，每一次反抗只会将她带入更深层的深渊。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幸命运的根源是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身为农民的女儿却要命地接受了贵族式的教育，让她的世界镶上了一层虚幻的蕾丝花边，而她的这些幻想也都是低层次的，是物质上的享受，是故作姿态的模仿贵族，是肉体和情欲上的满足，修道院里的贵族教育没有带给她先进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却将上流社会腐朽堕落的拜金风气和道德沦丧追求肉欲的枯枝败叶堆满了她的大脑。因此她的反抗不是真正的反抗，也不具有简爱那种反抗的进步性，她始终是愚昧的，临死她要求不要怪罪任何人，原来一直以来自己才是瞎子，在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悲剧的根源，看清自己双脚所踩的世界不是她空旷的大脑里幻想的带着迷幻色彩的天堂。而爱玛的结局也正印证了李健吾所说的，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情感的女人。”[2]

同样是“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两位年轻女性，她们的性格以及命运归途却有如此大的反差，就作者批判现实的角度来说，受到了时代环境的重要影响。夏绿蒂·勃朗特生活及其创作的主要时期为19世纪中期，当时的英国社会“由于进行了许多政治与经济改革，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即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一方面在拿破仑战争后的一百年内，英国没有介入任何欧洲大陆大规模战争，因此赢得了一段较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又因为英国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发展迅速，英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物质繁荣的新时代，人们情绪乐观，甚至自满，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3]这种普遍的自信也包括妇女的自信，这一时期，妇女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女权运动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维多利亚时代是小说的黄金时代，而女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走入人们的视线，女性作家的大量涌现也成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世纪中期的英国掀起了女权运动，在法国却表现得相对平静。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确存在比较强烈的女权主义浪潮，但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法国，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主流表现是母性主义，而“母性主义在妇女群体中的实际影响表现为女性公民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追求的最大缺席。”[4]社会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法国社会仍然是父权制话语占统治地位。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就是以一个男性旁观者冷峻地剖析爱玛的命运悲剧，仍然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父权制的发声练习，而这种男性话语权的根深蒂固不仅表现在作者所运用的描写女主人公的冷漠表述上，甚至连女主人公自己的思想观念中，也屈服于男性的统治。爱玛对于自己的不幸其实是有知觉的，她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命运的不公，因此在怀孕的时候她希望自己生一个男孩儿，因为“一个男人，至少是自由自在的；他可以体验各种激情，周游整个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去尝一口远在天涯海角的幸福之果。而一个女人却处处受到束缚。她既委顿又驯顺，她身不由己，体力既弱，法律上又处于从属地位。”[5]从这段文字来看，爱玛是有觉醒的，而这觉醒却并不彻底，似乎解决自己生存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自己的性别，就是让自己的下一代成为一个男儿身，才能终结这种不幸，女性只是将这种头脑中意识到的社会对性别的不公在她们的头脑中回旋，却终究寂寞无声，没有发出自己内心的呼唤，更没有反抗的行动。

(二)人物性格差异背后的不同民族气质

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理论是一种文化批评，受到了圣伯夫、泰纳、孔德理论的影响，“力图展示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和种族等各种环境因素相互交叉、制约和影响”[6]。勃兰兑斯充分注意到了各国环境的差异对本民族精神、文学精神造成的潜在影响：“在德国变成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丹麦变成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崇拜者”，而对于英国也表现出了其独特的民族气质，他曾经在《英国的自然主义》中分析其组成：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使人们对高级动物的喜爱以及他们对一般动物世界的熟悉；强烈的“个人独立性”；民族“一向讲求实际”的功利主义。这些都是英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气质，是法国或其它国家所不具有的。一位美国作家对于英国人的这种特质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这个岛国上的人，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岛。”[7]

英国民族身上所洋溢的这种强烈的独立性，在英国现实主义女性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中也有清晰的流露。当受尽生活折磨的简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站在社会上，当她终于可以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她所表现出的顽强、自尊让整个社会震撼。简·爱踏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登广告寻求家庭教师的职位，在与罗切斯特的感情取舍时表现出的果断决绝，她追求的是建立在经济独立基础上的感情独立。而简·爱身上散发出的这种迷人的独立自主气质，正是整个英国所独有的精神气质。

如果说勃朗特笔下的简·爱从上到下都洋溢着一种独立，一种自主的革命精神的话，那么福楼拜笔下的爱玛也有一种“反动”精神，而这种反动却是脆弱的。与简·爱相同的，爱玛也仅仅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她的血液中也激荡着内心的欲求，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浪漫主义小说让她对上流社会的贵族生活充满了无穷的想象与渴望，而这样的梦想与渴望却终究只是她的虚荣心吹出来的一个在幻想世界中闪烁着七彩光芒的肥皂泡，一旦进入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会被击得粉碎。在根本上，她的反抗是表层的，是落后的，她的身上流淌着高卢人的血液，好浪漫好幻想，却不务实。她的反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抗争命运的不公，她越反抗，在沼泽里陷得越深，她的内心深处终究是没有真正地追求过独立与自由的。而简·爱的反抗则是彻底的，是从物质基础到爱情观、价值观的全面革命，这两位女性表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气质在两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身上所留下的烙印。

(三)现实主义下的浪漫英国与现实法国

福楼拜冷静客观的文风是因为福楼拜的诗学接受了科学的影响，就福楼拜个人而言，出生于医生家庭，对于生理学、解剖学天然熟稔，他有着一颗“医学意义的心”，他“在作品中完成了对于‘感情’和‘思想见解’的有效回避，同时保持了事物的自然和天然状态”。福楼拜这种冷峻客观的描写除了自身的价值判断以及医生家庭的背景，就其社会根源，还在于当时法国社会自然科学的成功和理性科学的扩张。福楼拜独特的艺术观和科学观形成的基本环境有三：“一是国家与社会普遍重视自然科学的作用，自然科学的地位被无限抬高……二是自然科学方法和结论被用之于社会各领域，促成了理性的滥用和扩张……三是文学艺术主动乞援于自然科学，并在审美领域形成史无前例的自然——科学主义(自然主义)思潮。”[8]而在英国社会，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以及狄更斯、萨克雷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样关心的都是小人物，而这些作品却普遍都“提倡仁爱精神，反对使用暴力”，“人道主义精神和改良色彩较浓”[9]。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和两国的时代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和平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发展迅速，英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物质繁荣的新时代，人们的情绪也是普遍乐观的。而法国则不同，法国的这种悲观失落与法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情结是分不开的。拿破仑曾经带领着他的军队横扫欧洲，他凭借个人的非凡胆识将法国带上了法兰西历史上最辉煌的顶点，而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没有随着帝国的覆灭而灰飞烟灭，而是伴随着大革命的号角吹进整个民族的心灵深处。“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团体在整体上或多或少都是拿破仑英雄主义的信徒”，“在大革命后的城市时代，资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斗志，日益退化为葛朗台、包法利之类的庸众”[10]，巴尔扎克曾经用拉斯蒂涅的嘴对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法国资本主义上流社会发出挑战，司汤达、福楼拜等人也在他们的心中隐藏着一种城市英雄主义，他们分别通过《红与黑》中的于连、《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向日益虚无腐朽庸俗的社会发起挑战，而拿破仑的英雄主义事业伴随着神圣同盟的建立而土崩瓦解，其对于英雄主义情结的影响就是在狂热之后思想者们对于结局的客观冷静，因而，这两位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主义”斗士如堂吉珂德般失败收场。与之相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一片欣欣向荣，文学作品中洋溢着轻松昂扬的气息，不仅表现在大批优秀作家作品的涌现，更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到狄更斯温和的人道主义。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简爱虽然历经坎坷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她所渴望的地位和平等的幸福，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在他们狂风骤雨般的恋情中互相折磨，在下一代的身上却最终归于平静。而这在整体上反映的是英国和法国在同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色调上的冷暖差异。

另外，在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机制上，有两种很明显的分流：外倾型和内倾型。英法两国作家都着力对现实真实再现，而差异在于其着力点。以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和左拉为代表的作家是明显的外倾型，而司汤达则是明显的内倾型。把这两种潮流放在两个国家来看，英国作家的内倾型明显比较多，而法国作家群体中外倾型是主流。内倾型的作品主要用以表现人物内心的张力，反映的是主人公在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之下的内心挣扎与反抗，外倾型作品则将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将细致的描写用在对于广阔社会场景的真实再现上。回到作品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未摆脱浪漫主义的色彩，作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代表的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是一部具有浪漫主义倾向作品，这部书就其故事情节而言是特别的，女主人公简·爱的独立勇敢和自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在结局部分，简·爱意外地得到了大笔的遗产，并终于获得了与罗切斯特平起平坐的物质基础，当她找到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时，作家用她女性善良浪漫的情怀在这里营造了具有童话浪漫气质的一幕，罗切斯特在简·爱的悉心照料和爱的照耀之下居然奇迹般地复明了，而这样一个明显浪漫主义的结局也为不少文学评论家所诟病。除了《简·爱》中的明显感觉牵强而富有不真实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安排之外，在狄更斯的作品中，这样的情节也是俯拾即是，虽然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反映19世纪的英国社会，但“他们并不完全按照自己生存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的逻辑在生活，而是依照自身观念、自我意志和主观逻辑在生活，而环境倒是时时会合乎于他们的主观逻辑与意志的。所以，实际上这些人物是虚幻化和抽象化了，他们的性格自然也就凝固化了。”[11]因此，他的文章中始终都有一个童话的框架，而这样的框架本身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就风格而言，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脱尽浪漫主义习气。而同时期的法国作家，虽然其文字的整体色调是灰暗的，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挽歌”气息，但他们却是将喜悦收起来，沉下心来思索人类发展的问题，分析社会制度的弊病之所在，因此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哲学家的气质。

(四)作家的叙事角度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差异

法国文学在阅读之余，除了其情节引人入胜，涌现出一系列生动逼真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主人公以外，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从法国文学的艺术技巧运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一脉相承的传统，后代作家在前代作家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发展，从宏观上看，这一变化发展的过程是前后相继、有序进行的。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角度基本上都是全知视角，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隐藏着作者的身影，这种叙述不仅把故事发展的情节带给读者，也同时融入了作者大量的情感，巴尔扎克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并时时刻刻在人物的生活中剖析他们的心理，巴尔扎克甚至以作家的身份与作品中的人物、读者谈心，“巴尔扎克总是带着感情去进行描绘的，因而也就使他的描绘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巴尔扎克的描绘往往表现出她自己的思想感情，甚至他的七情六欲”[12]，而到了福楼拜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发现这种感情充沛的全知全能的作者消失了，代之以作家冷峻客观的叙述，作家不再是凌驾于作品之上的上帝，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读者只能通过人物的行动以及一些外部表象如神态动作来了解，福楼拜这一独特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已经完全脱离了巴尔扎克时期所带有的浪漫主义，而这种渐变式文学叙述模式的演变也对后期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产生影响，“形式方面，左拉对非人格化、戏剧化、自由间接体和琐屑的、精确的描写手法均有继承”，“福楼拜的自由间接话语标志着叙述者从浪漫主义式的插入向叙述的沉寂转变为左拉所使用的那种更接近于电影手法的写作技巧提供了方法”，“叙述者声音的抹杀和场景(而非讲述)的优势地位，构成了左拉作品的重要特征。”[13]由此可见，福楼拜作为巴尔扎克与左拉之间的过渡，在文学形式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法国文学的这一传统，也在每一代文学家的创新中得以一以贯之的继承，在文学形式的探索创新上具有重大意义。以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为代表的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其思想的深邃足以达到思想家、哲学家的深度，而其创作又富有形式结构上的革新。这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伟大的贡献，也是其他国家现实主义文学所无法达到的高峰。

与此同时，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却并没有这种对于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其鲜明特点仍然在于一系列生动特别的人物形象，比如狄更斯的“狄更斯式人物”，夏绿蒂·勃朗特以《简·爱》为代表的自强独立的女性形象，艾米莉·勃朗特虽然在《呼啸山庄》的叙述与结构中有创造性的探索，却终究是个别现象，而没有在文学的历史维度长时间大空间内形成系列影响。而其他的英国作家在叙事角度上仍然是惯有的叙述方式，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俨然是简·爱的发言人，作者以及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全部冲动就是“我爱”“我恨”“我遭受”，狄更斯、萨克雷的人物是第三人称也还是旧有的全知视角，作者全权为主人公代言，在叙事艺术上并没有相应的创新。运用勃兰兑斯在《主流》中的理论，也可以将这种独立的创作归因于民族性格中强烈的独立性。除了内容上的各具特色，形式上的鲜有创新也和英国人拘谨的普遍性格有关。

二、英法现实主义中所共同具有的传记式叙事

勃兰兑斯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常常提到的一种批评方式是传记式批评，他的这种批评显然是受到了圣伯夫文学家的心理变迁、传记式批评的影响，对于这种批评方式勃兰兑斯进行了热情的赞扬：“在作品中看到了作家，在书页背后发现了人”，“只有到了那时，文献才是活的。只有到了那时，灵魂才能赋予作品以生命。只有到了那时，作品才变得晶莹透明，可以被理解了”[14]在他的理论中，他曾做过这样的对比联系：“夏多布里昂在描绘勒内时就是在描绘他自己”，“而柯丽娜的形象无非就是斯塔尔夫人的自我写照类似这样的自传式批评”[15]，虽然有些地方看来有些过分绝对，但是仍然不难看出，这种自传式描写在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中是比较常见的。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找到作家的影子，比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一部明显的自传式作品。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的自传色彩则更为强烈，“夏洛特的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其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来源于亲身生活，书中的女主人公与作者她自己更有诸多相似之处。”[16]简·爱成为孤儿寄养在舅母家后被送去寄宿学校的这段经历，夏绿蒂·勃朗特本人显然有着几乎一致的人生履历，成年以后她们都选择了独立生存做家庭教师，感情生活上都经历了相似的所爱，都爱上了有妇之夫，其中主人公内心强烈的自尊心和要求平等的呼喊与真挚爱情间的冲突，让简爱和勃朗特陷入了两难，毫不夸张，勃朗特是通过的简·爱的选择做出自己的选择，通过简·爱的嘴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的切肤之痛在她的自传式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由于对女性心理细腻深入的描写，让《简·爱》与夏绿蒂·勃朗特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世界文学史的丰碑上。

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英国文学部分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自传式叙述，在法国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前文已经提到过，虽然作者拒绝在作品中现身，拒绝充当主人公的上帝，但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福楼拜的自传式叙述，他曾经高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17]与夏绿蒂勃朗特与《简·爱》之间完全镜像式的自传不同的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是把自己的个人经历放入作品中，而是将自己的世界观放入作品，让整部作品呈现福楼拜式的灰暗色调。福楼拜一生离群索居，优越的家庭环境是他不用奔命于生计，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隐居在父亲留给自己的大庄园里，除了有少数几个朋友，如与屠格涅夫、都德、左拉有来往，几乎不与外界接触，他渴望爱情与激情，有过几个心仪的对象，却终究不能够接受婚姻，听见门的响声就发怒，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白痴”。他的这种消极避世的处世态度表现了他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因为追求完美，才使他不敢面对现实世界进行选择，现实的世界对于他美的理想而言是不堪一击而粗鄙丑陋的，而他对于美的向往则是基于幻想，这与包法利夫人是一致的，因此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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