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丽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江闿(1634—1701)，榜名越闿，字辰六，号览古、青芜，别号牂牁生，晚号卤夫。徽州歙县人，贵州贵阳籍。清初著名的诗人、词人。康熙二年(1663年)举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荐举博学鸿词。历任益阳县令、均州知州、解州知府，擢员外郎，未赴任即卒。少以高才力学为四方推重，诗词皆有才笔，当时名流对其诗词赞不绝口，其词艳而不腻，精于写景，远传于江淮之间。著有《江辰六文集》二十四卷，另有《览古诗》一卷。

江闿既是诗人，又是词人。他在清初词坛名声很大，《借书图》题咏盛于一时，所作《春芜词》传于江淮之间，受到当时词作大家的推崇，如吴伟业言“秦柳、苏辛最难兼长，辰六两得之，所以为佳”，朱彝尊言“广陵佳丽地有能歌辰六诗余者，知必名于江淮之间”，纪映钟言“玉艳珠鲜、难为仿佛”。其词集被聂先、曾王孙选入《百名家词钞》①(鄂图本“征词目录”)，同时一些词作被陆次云辑录的《见山亭古今词选》所录入。其诗歌在清初邓汉仪辑录的《诗观》初集和二集中收录达三十首之多，清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和民国初年徐世昌辑录的《晚晴簃诗汇》两部大型诗选中也都有入选。由此，江闿可以算得上是顺治、康熙年间文坛上众星闪烁中的一颗明星。

因江闿文集中引入钱谦益、屈大均诗语，其著作在乾隆间曾遭禁毁，故其著作长期以来湮没无闻。因此，尚未发现以江闿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专门性论文，只在涉及一些与江闿有交往的人时有提到。可见，目前学界对江闿其人及其著作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完整的论述，因此关于江闿的很多课题尚处于空白状态。20世纪末《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出版，使得像江闿这样颇有建树的文人及其作品不被湮没。本文主要介绍江闿的诗学思想，希望能使其第一次以清晰的面目出现在文学史上，并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的评价。

江闿虽然并没有诗论、诗话一类的专门理论著作，但其诗学观散见于他的诗文序跋中。江闿的诗学观大体表现为：提倡脱去束缚，反对循规蹈矩，主张自立门户；反对规唐模宋，主张不拘一格，转益多师，唐宋皆为师；诗歌本于性情和学问，提出诗歌“本于性情则真，本于学问则厚”的理论，因此，他强调要勤而好学，后用心作诗；主张诗歌要具有秦风之雄豪之概，反对贵华贱实。其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试图将言志、缘情和载道三者结合起来，直抒性情，进而达到“醇”的境界。

一、转益多师 不拘一格

诗歌史上，关于唐宋之争由来已久。明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于宋诗，则全权否定，一概抹杀，到公安派，又提出异议，反对七子，大倡宋诗。清初诗人也受明代影响，其间有同七子之说，力尊盛唐之音，如顾炎武、王士祯、朱彝尊等人；有反对七子之余弊而仍主唐音者，如王夫之、吴伟业等人；有力宗宋诗者，如黄宗羲、钱谦益等人。众说纷纭，形成门户之争。而江闿却认为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就有不同风格，不管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凡是有所成就者，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学习古人，切不可摹写太深，只求形貌，而要重在学神。如汉魏六朝、唐宋之大家，他们也都向前人学习，但却各有旨趣。如他在《宋长白诗序》中所说：

汉魏六朝诗，古朴浑成，去商周未远。唐之沈、宋、杜、韩，宋之苏、陆，明之南北二李，非不师古，而各有旨趣，遂令人莫可端倪。近之师心自用者，无论矣。乃若刻画太甚，如写生家，止求貌肖，将传神阿堵者，何在？殆欲学古人，去古愈远。②

江闿认为学习前人之精神，自抒真性情，这才是真正学习古人之法，也才能达到最佳境界。他特别提出必须不为古人所拘泥：

论诗之道患乎无本，然本亦有辨矣。本于性情则真，本于学问则厚。今之论诗者不然，谓宜本于宋唐六朝汉魏，而上溯其源于楚骚、毛诗。或则必本一家言如苏、李、陶、谢、少陵、香山、昌黎、放翁、坡仙诸贤。其说未尽非也，无如胶瑟之见未化，有意仿佛，去之愈远，其不类者，未免婴邯郸学步之诮。即类者，徒为优孟之衣冠，往往窃其貌，失其神髓。试进而考其《三百篇》之所本者何在?则未有以应，及退而问其在我之性情、学问，茫如也。

陈子之为诗也，不为一代一家之气韵格律束缚，而兴会所流，歌咏随之，乃独成其为陈子之诗。③

如果一味拘泥于古人成规，必然如“邯郸学步”“优孟衣冠”，只能学其貌，而失其精髓，则会失去诗之真，诗之厚。但是如果无视前人之传统，不借鉴和继承，师心自用，那又会流入“野”，而走向荒诞。江闿认识到诗歌创作中“师古”和“师心”的关系，既不能竭力刻画，如画写生，又不能轻薄前贤，师心自用。他其实是比较正确地认识到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这在《宋长白诗序》和《湘山诗序》中各有表达，其《湘山诗序》认为：

窃尝闻世之为此者，每每牵合某代某家，竭力刻画，夸工炫巧。不则轻薄前贤，师心自用，近代若茶陵、若庆阳曾未寓目，骚、雅何处说起，故不病于拘，即病于茔。无怪乎知者不若作者之多也。④

江闿主张不要拘泥于一家一派，因为“资各有近”，不可强求。学古人诗，不在于强似古人，而是通过学习“濯磨锻炼其资”，以自“成其一家”。可知，江闿的诗歌创作是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锻炼天资，在博通的基础上求变，从而自成一家。正如吴雯清对其诗的评价，“历患难死生不变真，未易得往所旨，亦自成一家，不闻群响，今兹更进纯洁，欲驾古人而上之。”

二、诗本性情 诗本学问

江闿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是性情和学问，不允许情感被形式所淹没。在诗歌的创作上只有感情的真实流露，才能流传久远，只有丰富的知识积累，诗才得以厚重，即“本于性情则真，本于学问则厚”。若不顾性情和学问，以一朝一代、一家一派之格调气韵为根本，盲目模仿，只能袭其貌而失去诗歌的真正精髓，诗歌缺乏真和厚之美。江闿不仅提出了作诗要有学问，而且还提出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就是一个“勤”字。正如古人所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多次强调“勤”的重要性，学诗如其他一样，只有勤奋多读、多练，才能掌握其中奥妙。如《樗斋先生诗钞序》中写道：

昔智永研心成臼，书法乃到右军。孙莘老尝请益于永叔，永叔应之曰：此无他，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书出，必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山谷谓诗有换骨法、夺胎法，学者不可不知闻。樗斋先生曾集李杜诗注，及刻大历十二家，今读诗知得神解而不依傍其迹。又尝注《南华经》，旧辑《太平广记》，大抵于经史子书及稗官，无不涉历，雅与永叔、山谷之言有合，于智永之学书亦略同，岂偶然哉。⑤

文中举欧阳修、黄庭坚之言和智永学书为例，说明学诗之途径有二：一是多读，二是多练。他还在《车静渊诗序》中对诗人车静渊的勤奋作了很高的赞赏，写道：

甚矣！古之君相圣贤立大业垂显名于天下，后世未有不勤而能之者。舜命九官元恺勤求贤也。禹之胼手砥足十三年，过门而不入，勤治水也。汤六事自责铸庄山金济民，勤得民也。……虞卿扬子云、司马子长各有数十万言，勤讠巽著也。……车子居京师，为文人辐辏地，出而交游，入而读书于学，亦何勤也，一日有西山游，未几而山行归矣，诗成帙矣，梓即峻矣。⑥

由此可知，江闿对于诗歌创作的基本态度是主张以性情和学问为主。正如宋荦评其诗“洗脱一尽，复言言出于根据，非深乎经史未易读也”，和吴雯清的评价“历患难死生不变真”，这些评价可从侧面印证江闿的诗学主张。

三、排斥贵华而贱实 讲求敦厚而雄放

在清初诗坛上，一些人受“神韵”说的影响，往往只注重诗歌的形式境界，追求新意和奇语，而不讲求诗歌的思想内容，这极易流于空洞无物。江闿对“贵华而贱实”亦加以排斥的，认为他们脱离诗道宗旨，以致会缺乏性情。他在《吴叔子诗叙》中就极力批评了“贵华而贱实”的诗风，他说：

昔苏明允游京师，归语其子子瞻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嗟乎！独文章然乎哉！世之言诗者，甫知搦管，即侈然自负，新意奇语，间亦有之。然绳以古人法度，丝发未谙，此不过窃名风雅、忽近贱实者流也。⑦

江闿认为，重于形式之诗，即使是学古人法度，但也只不过是窃名风雅者流，他们只是借华丽的形式来掩饰实质上的平庸无奇，且易于拟古空疏。因此，江闿在诗歌内容上讲究“温柔敦厚”，风格上崇尚雄健高放的秦人之风。王士祯评价其诗“江子之诗独能以三百篇温柔敦厚之词，而传于二百四十年善善恶恶之义”。这足以看出江闿在诗歌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内容的重视。在诗的风格上，崇尚雄健高放之秦风，认为诗歌得秦之风气，才流传久远。他在《范立生诗序》中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考十五国风，当东周颓靡之日，秦风独劲，乃叹古昔诗书之泽，唯秦风得之为最久。即诗歌言之，唐让李、杜。李白固蜀人亦曰秦人。明推二李，梦阳亦秦人。秦之人多善诗，其所由来远矣！虽然人之传与不传，不独诗亦不可必得之，数其间不致湮灭无闻，盖亦难言也。⑧

总之，江闿诗歌主张是把“缘情”和“言志”结合在一起的，诗歌创作要至情至真，应是诗人思想感情的真情流露，而不是效法古人之貌，失其诗歌之真；又要具有温柔敦厚的思想，进而把“情”“志”“道”三者合而为一。

注释：

①闵丰：《清初清词选本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②⑧(清)江闿：《江辰六文集》卷十七。此《江辰六文集》为二十四卷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康熙政在堂刻本。

③⑤⑥⑦(清)江闿：《江辰六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康熙政在堂刻本。

④(清)江闿：《江辰六文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康熙政在堂刻本。

[参考文献]

[1](清)江闿.江辰六文集[O].《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康熙政在堂刻本.

[2](清)江闿.春芜词[M].民国黔南丛书本.贵阳：贵阳文通书局，1943.

[3](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M].李明回,彭超,张爱琴,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1.

[4](清)邓汉仪.诗观[O].《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康熙慎墨堂刻本.

[5](清)江登云.橙阳散志[O].清乾隆刻本.

[6](清)王士祯.渔洋山人合集[O].清康熙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