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惠民，刘宇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当代台湾及旅美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为台湾，也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审美经验。本文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位学者,简要考察论析他们各自的批评个性与贡献。

(一)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夏志清(1921—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为他赢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席。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一度成为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这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的实际批评，一共三编十九章，分为：第一编初期(1917—1927)、第二编成长的十年(1928—1937)、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从1917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起到1957年文化大革命止，以历史为经，以作家和作品为纬，叙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时代、文化、政治背景、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学派别及论争；附录有《一九五八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姜贵的两部小说》。

该著开拓了国内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者的视野，同时也发现、还原了因政治立场不同而被漠视的一部分作品和作家。钱钟书是其重要研究对象之一。钱的小说为世人所疏忽，夏志清称其《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也予以充分的肯定，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张爱玲亦是夏志清特别推介的作家，他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经过夏志清的一番点石成金，人们重新认识到了在政治挂帅的文学史中被遮蔽的作家作品。书中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以及其中体现的人文理念，给年轻作家们以巨大的启示和潜在的影响力，也可作为当代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密切关联的例证之一。而在此后，文学界、学术界开始了对过去的一种真正的、理性的反思，开始重写文学史、社会史，从学科史本身以慎重、科学的态度来评定文学成果和历史功过，在回顾这种学术发展流程时，有人把这种启蒙的契机称为“夏志清现象”。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注重使用比较的方法来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其他国家作品不同的艺术特色，或者如何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深刻领悟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力求在作品中搜寻出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特色。《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附录二《现代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精神》以“感时忧国”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精神传统，他认为新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之处，“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由于作者身处国外，资料取得有限，无法做到全面性的观照，因此全书框架未能突出现代小说历史发展的线索，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里，已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人的文学》是夏志清的一部重要论文集，半年之内重印四次。该书收集了十二篇文学评论，归为三辑。第一辑,主要讨论明清小说和小说理论，包括《〈隋史遗文〉重刊序》、《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三篇文章。第二辑中的六篇文章则评介了当代作品，其中有四篇为书序。《写在〈夏济安日记〉前面》从夏济安的日记入手，展示了一个在台湾文坛上颇有影响的批评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内心世界，一往情深的苦恋、宗教性的自省，充分代表了浪漫主义的精神。《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展示了余光中作为一个现代的放逐者对于祖国的思乡病和对于祖国所受耻辱耿耿于怀的痛心呼喊。第三辑，收录三篇文章。《追念钱钟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一文的由来颇有意思。1975年，夏志清的好友宋淇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难抑，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交由台北《中国时报》发表。文章不仅对钱钟书的才华和一生的文学成就加以概括，也从讨论《谈艺录》连带注意到了当时批评界的一些问题。《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是夏志清和颜元叔笔战的产物，对于颜采用“新批评”方法分析旧诗谈了自己的看法。《人的文学》一文则借用“五四”时代“人的文学”这个观点比较了传统文学和新文学。

《鸡窗集》典出于晚唐罗隐诗“鸡窗夜静开书卷”和南宋范成大的“鸡窗夜可诵”。“鸡窗”是夏志清的书斋名，夏又生肖属鸡，夏志清常常半夜两三点钟起床，“鸡窗”夜静时看书、写作，六时入睡。《鸡窗集》表现了夏志清的人格魅力。尤其是第一辑《自传的片段》和第三辑《谈书忆亲友》，充满生活的乐趣与艰辛，对朋友的诚挚之心。夏志清的生活并不轻松，教学研究，学术讨论，接待访客……“我用功读书，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来，为了小孩，工作效率越来越差，抚摸着微肿的左掌，更增添了岁除的哀伤。”夏在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哈利自杀身亡，于是他与学友们建立了“哈利纳德尔登纪念基金”，每年捐款给耶鲁研究院。兄长夏济安英年早逝令他悲痛不已，辑三中的《亡兄济安杂忆》、《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足见其深厚的手足之情。对于老朋友的感情，着实让人感动，“比我年长的老朋友，就像孔乙己碟里的茴香豆一样，‘不多了，已经不多了’。每给小鬼抓去一个，我生命上就添了一块无法填补的空缺。”

(二)颜元叔

提起颜元叔(1933—2012)，就会联系到“新批评”。新批评源于战前的英国，50年代左右兴盛于美国学界。新批评派专注文本，强调形式，并且提出一些根据语境来细察作品的特殊视角。其先驱是英国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和批评家理查兹，后来因美国学者兰色姆的《新批评》(1941)一书而得名。7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杂志》引入“新批评”观念，台湾大学的《中外文学》则成为展示成果的平台，“新批评”由此得到发展繁荣。学院派批评家在这一阶段是批评的主力军，其佼佼者为时任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的颜元叔。他不仅成为“民族文学”“社会写实文学”的积极提倡者，也成为了“新批评”的代言人。透过对洛夫、罗门、余光中、叶维廉等人作品的批评，颜元叔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台湾现代诗在结构与意象运用上的毛病。他对於梨华的不留余地的批评，更是让人耳目一新。颜元叔评论的出现，标志着台湾真正严肃的现代文学批评及研究的产生。在60、70年代之交，他对一些重量级诗人在结构与意象运用方面所作的诊断，对白先勇、王文兴小说独具眼光的分析以及对於梨华不留情面的批评，均说明他所从事的是真正严肃的学术研讨。他是“开创了学院研究台湾当代文学现象的第一人”。

颜元叔认为，“新批评”的第一原则是“就文学论文学”。“第一，承认一篇文学作品有独立自主的生命。第二，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它有自己的完整性与统一性。第三，所以,一件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独立的存在，让我们专注地考察其中的结构与字质等等。”因此，新批评所强调的缜密细致地分析文学作品的本身，考察一篇作品优良或伟大的因子何在，而这些因子“都存在于作品的结构与字质中”。

“新批评派”认为作品是一个独立自足、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应该以作品为中心，摆脱作家个性、社会环境、时代风气等“不必要因素”的干扰，不考虑作者的创作意图，不顾读者的阅读感受，排斥作品之外的意义，主张细读文本，在字里行间搜寻字词、意象的含义。这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文学研究方式引来了很多的批评意见和激烈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叶嘉莹、夏志清。1976年2月，夏志清在《中国时报》发表了《追念钱钟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一文。夏志清对于台湾当时出现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趋向表示了两大隐忧，“第一，文学批评愈来愈科学化了，系统化了，差不多脱离文学而独立了”；“第二，机械式的‘比较文学’的倡行，好象中西名著、名家，若非择其相似的来作一番比较研究，自己没有尽了批评家的责任”。针对夏文，颜元叔于3月10日发表了《印象主义的复辟》，向夏志清提出三个问题：“一、比较文学是否值得研究”；“二、方法之学是否值得提倡”；“三、文学批评有无价值”？夏志清又用《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作为回应。颜元叔再发一文《亲爱的夏教授》。论战中，双方就各自所关注的方面充分阐述，夏的隐忧确实反映了当时文坛一些研究者以为新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错误观念，而对于在台湾推行“新批评”或其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而颜对于主观感受、认识的排斥，虽然防止了文学批评的过于随意，但不免有些矫枉过正。双方互不相让，一方极力要一扫台湾文坛封闭保守的旧空气，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一方则对新方法带来的问题有所预见并力图排除。

经由颜元叔的一番大力推介和实践研究，台湾文学批评在社会上取得了空前的能见度。批评成为了一门新的学科。批评和阅读感想之间原先的暧昧关系由此区分。阅读作品与批评作品是两回事。批评有一套分析的工具、一套术语，有基本的理论训练，最好要有一个比较的架构。自此，纯中文式的文学阅读方式在台湾逐步受到以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方式的挑战。之后若干年，结构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逐渐进入台湾文学界。颜元叔的大胆实践，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李欧梵

七十至八十年代间，李欧梵(1939— )的多本著作大都是研究鲁迅及其同时代的作品，由此讨论五四时期至30年代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该时期文学运动与传统的关系。代表作有：《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鲁迅及其遗产》和《铁屋中的呐喊》。《铁屋中的呐喊》是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鲁迅的家庭和教育，及其早期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对传统题材的创造性阅读，主要包括：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代表的小说研究、《故事新编》中对传统题材的再创作、对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文人的研究、后期旧体诗的创作。第二部分为全书重点，主要探讨鲁迅文学创作的三大文类：短篇小说、散文诗、杂文，描绘出一个处于“庸众”之中的“独异个人”的形象。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鲁迅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以作品分析为主(第九章述及左翼圈子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也适当探索了鲁迅对苏联文学及其理论的借鉴问题。全书吸收并发展了西方汉学界鲁迅研究的成果，对于夏济安的鲁迅研究名著《黑暗的闸门》和首创捷克学派的普实克的成果，既有借鉴，也有扬弃。对于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则着力凸显其文学家的身份。李欧梵笔下的鲁迅，不仅仅是高声呐喊的斗士，更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丰富内心情感的人。

“现代性”是李欧梵学术研究一贯的关注点。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探索，李欧梵不仅是一个开风气者，也是他“数十年来的一个基本目标”。《现代性的追求》这本论文集，集中体现了李的关注点所在。该书精选了李欧梵多年来发表的10篇论文，分三辑。辑一，“真的恶声”，讨论了自清末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多重声音。从清末民初的《申报》副刊说起，讨论“公共空间”的开创。另外还论述了鲁迅来自铁屋子的声音。辑二，“浪漫的与颓废的”，纵览清末以迄现代，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潮起潮落。论述内容包括：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以“独行旅客”的感受为考察对象，梳理出从刘鹗到王蒙的几部旅行主题作品中“自我”主题的历程；探讨20年代新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爆发”现象及个人主义的追求；新感觉派的兴起等。辑中六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现代中国文学中或“浪漫的”或“颓废的”文学文化现象。辑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包括两篇长文，论述了清末至1949年30年间中国文学的“现代”特性与之后“感时忧国精神”的逐步取代。

八十至九十年代，是李欧梵的“双城”(上海、香港)时期。《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延续了李欧梵对于“现代性”主题的不懈追求。他以租界时期的、殖民化的上海为考察对象，研究外滩、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电影院、《良友》画报、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感觉派”作家的小说，张爱玲的“传奇”小说。第一至第四章通过对1930年前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文化重构，对殖民时期的上海进行现代性的构建，他以早期的杂志、电影、文学作品与电影海报等“印刷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再现了上海的都会文化与都会想象，重绘上海文化地图。第五至第八章，主要讨论了六位与上海渊源很深的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邵洵美、张爱玲)及其作品，从他们的文本感受上海都会文化。最后两章为作者对上海殖民化的再思考，其中提出颇具创见的“双城记”之说。在李欧梵看来，长期以来，香港与上海处于一种互为“他者”的关系之中。80年代，香港不仅替代了而且超越了上海。而80年代后期上海的都市重建，其实就如同镜像的镜像——香港长期以来是以老上海为蓝本的。

李欧梵一直自比“狐狸”。“刺猬与狐狸”之说出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以赛亚·伯林(Isaian Berlin)。显然李是“狐狸型的人”而不是“刺猬型的人”，想法多样而注重细节。《李欧梵自选集》一书集中了李多年来的一些主要创见，读者可充分领略其“狐狸”的风格。书中有学术论文、文化批评、读书札记或杂感，一共分五个主题板块。“浪漫一代”来源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追溯了郁达夫、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文学道路和人生轨迹。“话语的边缘”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讨论“批评空间的开创”，而本论题下的另外两篇则主要讨论电影，李认为，香港电影是一种商品。其“后现代”电影制作的才能在于对普通香港居民的集体“政治潜意识”(以商业产品形式)锲而不舍的探索和公开再现。“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主要论述“现代性”一词的由来，晚清文学、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欧游心影”收录了5篇文章，通过考察外国作家作品讨论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启发意义。

李欧梵学术研究的特色在于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并显示了广阔、灵动的思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别开生面。

(四)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是王德威(1954— )对于晚清小说最精到的概括。这一提法在近年来海内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中，颇受学界瞩目。“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提法的具体内涵，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文中，已给出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具体而言，它指陈三个不同方向。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二，“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三，泛指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非主流的文艺试验。王德威认为，晚清文学，即自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这六十年间的中国文学，历来被文学界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将其定位为向现代文学的开端即五四“文学革命”发展的过渡。而王德威以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实则新旧杂陈，多重复义，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充满种种实验冲动与丰沛的创造力，而且在文学生产的诸方面均透显出现代性的多重可能。然而，“五四”文学家们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他们延续了“新小说”的“感时忧国”叙述，却摒除或压抑其他“不入流”的文学实验，最安稳的写实主义被颂之习之。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忽略了晚清一代更为混沌喧哗的求新声音。晚清小说不只是一个“过渡”到现代的时期，而更是一个被压抑了的现代时期。“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而非开端。此即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王德威还曾提出“小说中国”的观念，此观念有三层含义：一，20世纪中国小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映；二，小说的真正功能是虚构、想象和叙述，“小说中国”就是“虚构中国”；三，相对于多年来的“大说”，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穿衣吃饭、市井恩怨更是构成历史的组成部分。《小说中国》中作者不仅探讨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复杂脉络，也强调了“小说”虚构中国的必要，“小”说的重要。

接应《小说中国》的观点，《想象中国的方法》继续“一反以往中国小说的主从关系”进一步诠释“小说中国”。本著代表了王德威个人思考“小说中国”的方式与实践。考察的作品始自晚清，迄于当代。描写传统小说史未及探勘的脉络，或细究经典作家作品幽微的层面。对于晚清小说的重新审视和定位，王以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小说、科幻小说、公案小说、谴责小说)为例，论述了其众声喧哗、多声复义的现代性特征；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家作品的细读和重读，《从“头”谈起》将鲁迅和沈从文关于砍头的文字进行了比较，从一个小角度显示风格迥异的作家对革命和政治的不同看法，从巴金的奇情小说谈及同性恋主题乃至男性“母亲”造型；《从老舍到王祯和》一文从老舍早期作品谈起，意在阐明：老舍的喜剧/闹剧力量一方面承袭且精练了晚清谴责小说的风格，另一方面也成为台湾当代作家王文兴、王祯和近作的先声。《女作家的现代“鬼”话》诠释了从张爱玲到施叔青李昂姐妹到西西、钟晓阳到苏伟贞的精彩鬼话。本著还探讨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并对文学道义化、政治化、功利化提出了质疑。

自清末以来，小说成为文学现代化最重要的表征。“如何现代”成为学者文人念兹在兹的课题，而“怎样文学”往往被视为通往现代的主要门径之一。《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延续了《小说中国》的立场，王德威企图运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模式来解读晚清到当代的小说，旨在探讨现代及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书中触及了下列六个议题：“被压抑”的现代性；小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辩证；文学现代“性”之路；历史的空间想象；流派、典律及典范间的互动关系；小说创作与文化生产。作家作品的选择“尽量超越主流或典律的局限”，十九世纪中叶的《三侠五义》、《品花宝鉴》、《老残游记》、《活地狱》到后现代的《丰乳肥臀》、《狂城乱马》等，均在其考察范围之内。《三个饥饿的女人》借用路翎、张爱玲、陈映真创造的三个饥饿的女人(郭素娥、谭月香、蔡千惠)讨论现代中国的饥饿主题。意在证明小说“不可思议”之力量，正在于它不断跨越国体与身体、政治与情色、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畛域，并产生错综互动关系。“作者·流派·典律”一辑藉对“非主流”的海派小说、拒绝典范的作者张爱玲及其传人王安忆的关注，展示了自“海派”到“张派”之传奇，说明了“现代”小说内蕴“现代性”之多样，发人深省。

“众声喧哗”是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概括，此语源于俄国批评家巴赫金(M.M.Bakhtin)的“heteroglossia”，指陈一种多义复调的社会对话及实验方式。1988年出版的评论集《众声喧哗》一共两辑，第一辑为30年代作家作品论，有《鲁迅之后——“五·四”小说传统的继起者》、《纸上“谈”科技——以李伯元、茅盾、张系国为例》、《老舍与哈姆雷特》等9篇；第二辑则为论析80年代作品的9篇论文，包括《“真的恶声？”——鲁迅与当代大陆作家》、《“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玫瑰，玫瑰，我怎么爱你？——一种读法的介绍》等文。在该书中，王德威试图用“众声喧哗”的观念来修正台湾乃至大陆的写实主义小说史，开展出一个极具创意的阅读可能。而“众声喧哗”一词，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成为习见的文化、政治、社会现象，甚至成为了一个流行用语或口头禅，该书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众声喧哗以后，又该何去何从？《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正顺应了人们的某种期许。王德威提出应该回归基本面，思考喧哗的前提无他，就是折冲群己、出入众声的对话性。它带来包容妥协，但更带来紧张反弹。这样的众声喧哗伦理毋宁比浮面的“我有话要说”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不仅预留对方的立场，并不断与自我对话。该书涉及90年代以来大陆、香港、台湾、新马及欧美华文小说评介93篇，显示了作者广阔越界思辨的风范。

王德威的评论，文字瑰丽妖娆、铺陈绵密，思维极具发散性，洋洋洒洒颇有大家气度。《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以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为讨论范畴，推荐华人各个社群的杰作，以期引起对话，并藉以扩充跨世纪华文文学的版图。论述的地域范畴跨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论及朱天文、朱天心、王安忆、钟晓阳、苏童、余华、李昂、莫言、黄锦树等20位当下最具实力的华文作家。行文纵横捭阖、融会贯通。作者对于各地区中文文学文本的熟稔，于此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