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敏

（解放军装备学院外语教研室，北京 101416）

论《我们的一员》中女性战时复杂的角色

邱 敏

（解放军装备学院外语教研室，北京 10141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女性既扮演了传统的主妇角色，又承担起了新的社会角色，传统战争叙事所推崇的性别角色模式开始瓦解。然而，大部分西方女性的身上仍然深深烙印着传统父权思想的痕迹，她们既希望走出家门承担新的社会角色，又不能完全抛弃自己对传统主妇角色的认定。女性在一战中所扮演的复杂的角色，以及她们关于自我身份的复杂心理，在薇拉·凯瑟的战争小说《我们的一员》中得到了真实反映。本文从“传统的主妇”、“新的社会角色”、和“女性生存处境的过渡性特征”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西方女性战时复杂的角色，以及当时西方社会女性意识的发展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女性意识；性别角色；社会角色

英国学者艾格尼丝·卡迪纳尔指出：“在危险的时刻，那些关于男女不同身份的捏造的陈词滥调就再次清楚地表明自己。确实，战争语言欣然帮助一种两极化的思维原型：现在是男人打仗和女人留在后面的时候，是所有男人成为‘儿子’和所有女人成为‘母亲’的时候，是男人行动起来和女人被保护的时候。”卡迪纳尔的这段话揭示了传统战争叙事给男性和女性所分配的不同角色：男人是为了保护母亲而在前线打仗的士兵儿子，女人是被男人保护的在后方操持家务的母亲。这种两极化的、简单的性别角色模式，一方面明确地把女性排斥在战争之外；一方面又鼓励女性成为母亲，照顾参加战争的男性，为他们提供生活物资、医疗伤口。也就是说，只有当女性成为战争儿子的母亲时，男性主导的社会才会肯定女性在战争中的价值。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被男性肯定的母亲，不仅仅指儿子的母亲，也指丈夫的妻子，这个妻子在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之外，对丈夫而言，就是一位不辞辛劳地照顾他所有日常生活的母亲。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先进的武器和交通工具拉近了前线和后方之间的距离，前线和后方之间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随着前线/后方这种极端的两极划分被打破，传统战争叙事所推崇的性别角色模式也开始瓦解。战争期间，大量西方女性走出家门，接手奔赴战场的男性所留下的工作，既扮演了家里面的母亲和妻子的传统角色，又承担起了家外面的新的社会角色。

新的社会角色客观上使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一定提高，女性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也相应地得到增强。然而，一战时期大部分西方女性的身上仍然深深烙印着传统父权思想的痕迹。她们没有完全挣脱男性权威的束缚和压抑，既希望外出工作，扮演独立的社会角色，又不能完全抛弃自己对传统主妇角色的认定，仍然希望自己是获得男性肯定的好妻子、好母亲。女性在一战中所扮演的复杂的角色，以及她们关于自我身份的复杂心理，在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战争小说《我们的一员》中得到了真实反映。本文将从“传统的主妇”、“新的社会角色”、和“女性生存处境的过渡性特征”三个方面，来具体论述《我们的一员》对西方女性战时复杂角色的呈现，以及这种呈现与当时西方社会女性意识发展的关系。

一、传统的主妇

一战期间，西方女性在战争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她们既承担了家门内传统女性料理家务、照顾一家老小生活的责任，又走出家门承担了一向由男性扮演的社会角色。凯瑟对女性战时复杂的角色进行了充分呈现。在《我们的一员》中，战争中的传统主妇主要分为两类：贤惠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主人公克劳德的母亲维勒太太是一位温柔体贴的母亲，儿子的喜乐总是时刻牵动着她的心。当克劳德因为受伤而默默痛苦时，她的内心一样隐隐作痛；而当儿子快乐时，她就会由衷地感激上帝。小说开头，克劳德想干净体面地开车去镇上看马戏表演，父亲南特·维勒却要他跟两个雇工赶着骡子运一车发臭的牛皮去镇上卖。为了安慰敏感的儿子，维勒太太提出给克劳德熨一件亚麻外套，让他穿着体面地去镇上，肮脏发臭的牛皮可以让雇工负责：“我认为，工人可以照看牛皮。你穿得正式一点去镇上不是会感觉更好一些吗？”虽然自尊心强的克劳德最终赌气穿着旧衣服赶着螺车走了，但是维勒太太的慈母形象已深入读者的内心。维勒太太还是一位贤惠的妻子：她和女仆玛海莉一起承担了农场繁重的家务；对于丈夫南特·维勒的独断专行，她总是顺从地接受，从不抱怨：“如果他宣布整年都不种一个菜园，她不会反对。…… 如果他想吃烤牛排，走出去杀了一头小公牛，她会尽最大的能力来处理肉，如果有些肉变坏了，她会尽量不发愁”。克劳德的妻子伊妮德表面上也是一位贤惠的主妇。她勤快能干，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和舒适：“门窗总是敞开着，窗台上花盆箱里的葡萄藤和长长的矮牵牛在微风中摇摆，房间井井有条，充满阳光”。她还把丈夫打扮得干净体面：“伊妮德喜欢熨衣服，克劳德这辈子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多干净的衬衫，从来没有这么满意地穿着它们。她跟他说，他不必节省地穿工作衫，熨六件跟熨三件一样容易”。

《我们的一员》刻画了两位贤惠的主妇，然而，女性的贤惠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父权话语塑造出来的：贤惠的主妇其实是男性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强加给女性的可爱身份。凯瑟笔下慈爱的母亲和贤惠的妻子形象反映了一战时期的女性与传统女性之间难以割裂的联系。一战时期的女性并未因为获得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工作的机会，而同时获得自身精神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她们仍然希望以传统主妇的形象，来获得男性主导的世界的认同和肯定。

二、新的社会角色

《我们的一员》在表现女性在战争中扮演的传统主妇角色的同时，尤其强调了女性承担的新的社会角色。新的社会角色为女性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更重要的是，她们感到自己不再是社会公共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真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在扮演新角色的女性中，凯瑟着重描写了法国姑娘德·库西小姐。克劳德在离前线不远的一座小镇上遇到了德·库西小姐，并对她一见倾心。德·库西小姐战前从来没有独自去过任何地方，战后加入法国红十字会，独自跑遍了法国：“战争来临时我23岁，我从没有在没有母亲、哥哥或姐姐的陪伴下去过任何地方。一年中，我独自跑遍了法国；跟士兵、跟塞内加尔人、跟任何人。对于我们一切都不同了”。因为战争，德·库西小姐的生活被永远地改变了：她不再是需要家人呵护的小女孩，她长成了呵护别人的女人。克劳德发现，在这座曾被德国人占领、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小镇上，德·库西小姐每天都忙着用有限的物资最大限度地救济难民，繁忙艰辛的工作让她看起来有些虚弱和衰老。尽管外表憔悴，德·库西小姐在美国士兵眼里却是“一位完美的女士”。克劳德就由衷地发现，她有“一颗不平凡的心灵”，她“闪闪发光”。当克劳德离开小山上简陋的红十字会临时办事处时，他感到“他在山顶上留下了他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这里，关于德·库西小姐的文字富有深意。一方面，包括克劳德在内的美国士兵对德·库西小姐的赞美，意味着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德·库西小姐个人工作能力的肯定。另一方面，美国士兵对德·库西小姐的赞美中包含着传统的男性意识，即德·库西小姐是“一位完美的女士”，她不是完美的工作伙伴，而是完美的女士。美国士兵是以一个女性是不是符合传统观念对一个女士的要求来评价德·库西小姐，而不是仅仅以德·库西小姐的工作能力来赞美她。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的女性，必须要同时具有完成所有传统女性家门内职责的潜力，她才是一位完美的女性。美国士兵的观念代表了当时社会对职业女性的要求，这一要求实际上成了女性的沉重压力，她们既要履行传统家庭妇女的全部职责，又要外出工作获得经济收入以贴补家用或是实现自己的经济独立。双重身份导致的压力，使得女性在获得工作机会的同时，陷入了某种不堪重负的困境。所以，一战时期获得了更多工作机会的女性，并没有走向彻底的女性解放，如何不再承担全职的家庭主妇的职责，如何和男性建立一种新式的健康的关系，也是她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女性生存处境的过渡性特征

一战时期，女性既扮演了传统主妇的角色，又扮演了职业女性的新角色。女性在战争中复杂的角色，反映了当时西方女性社会身份和自我意识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过渡性特征在全职主妇和新女性的身上都有体现。一方面，大部分西方女性仍然留在家中，扮演着家庭主妇的传统角色，但是她们也受到时代大潮（随着愈来愈多的女性走出家门，女性对解放和平等权利的要求更加强烈）的影响，在精神上已经渐渐有了要用外出工作的方式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实现自我经济独立和更多人生价值的要求，并且因为自己不能外出工作的现状而无奈地痛苦。另一方面，走出家门的女性获得的工作常常都是不重要的、从属的工作，如农民、工人、司机、厨师、护士等。重要的工作和职位仍然由男性占据着，或者空着等着男人从战场回来，甚至连那些不重要的、从属的工作对于女性也只是临时工作，必须在男人回来后还给男性。虽然一些国家的军队开始招募女性，但是女性在军队里主要是当厨师、办事员、司机、接线员、无线电报务员、电工、装配工、仓库保管员等，大部分是低级别的女兵，很少有人能成为女军官。此外，许多职业女性还在传统思想的压力和束缚之下，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因为工作而占用了本应照顾子女和丈夫的时间。

两类女性在面对家庭和职业的选择时，都遭遇了精神的痛苦和迷茫。女性身份的多重性和精神的矛盾性，显示了一战时期女性生存处境的过渡性特征。这一特征在《我们的一员》中得到了如实书写。在扮演了新的社会角色的德·库西小姐后面，有她在1870年的法德战争中战死的祖父，还有她在一战中阵亡的父亲和哥哥。德·库西小姐在战争中扮演了令人尊敬的角色，但是与男性相比，她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不重要的”。作者凯瑟不仅揭示出女性战争期间的新角色其实并不具有实质上的重要性这一事实，而且反映出一战时期西方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意识的进步都是有限的。走出家门的女性开阔了眼界，渴望拥有跟男人一样的权利，追求跟男人平等的地位。然而，传统思想和社会现实的限制又使她们不愿或不敢真正威胁到男性的权威。不仅普通女性仍然必须服从于男性的权威，写作战争的凯瑟同样表现出对男性权威的服从。在《我们的一员》里，她没有塑造出完全独立的新女性形象，而是在扮演了新的社会角色的女性背后，设置了至少一个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的男性形象。正是这个男性形象，透露了女作家凯瑟对男性主导地位的臣服心理。

西方女性在一战中所扮演的复杂的角色和充满矛盾的生存境况，在凯瑟的《我们的一员》中得到了如实书写。然而，遗憾的是，凯瑟回避了对战时性别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希望像男性一样书写战争、参与战争的热望的驱使下，她强调了女性参与战争、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战争背景下女性的婚姻问题、政治权利问题和教育问题等。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从事各种与战争相关的工作的女性、悉心照顾男性的女性，而不是反思自我被压抑的处境、并与男权社会做抗争的女性。凯瑟作品中关于性别问题的缺失，一方面体现了当时西方社会女性意识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一战造成的空前灾难，完全吸引了女性的注意力，她们暂时忘记了其它社会问题，而更多关注战争本身。

2012-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