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莹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 100192）

十八世纪的婚姻在《帕梅拉》中的反映

李 莹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 100192）

《帕梅拉》讲述了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女主人公通过婚姻改变了自己的女仆身份，成功打入上流社会，并在与男权阶级的对话中取得了一定胜利。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十八世纪的婚姻处于一种缓慢变化的过程中。通过婚姻，两个阶级、两种性别相互对话，相互摩擦，进而彼此逐渐融合，形成新的阶级秩序和两性关系。本文将通过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批评角度来探讨婚姻模式在这一时期的改变。

婚姻；阶级；性别；改变

引言

一、阶级关系的改变

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社会中下层人员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由此撼动了阶级社会的基石。上层社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使他们各自都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以前的下层人士。在本书的第一卷中，从头到尾我们都可以看到男主人和女仆人的对抗冲突。即使在相对平和的第二卷中，我们也能看到女主人公对强势阶层温和的反抗。从这些充满对抗的字里行间中，我们发现了一位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强的公主，而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小丫头。

杜迪认为这本书有着很强的革命意义。她引用了帕梅拉的话：“我的灵魂和公主的灵魂同等重要”（Doody 1985:8）。“帕梅拉”这个名字取自悉尼爵士的《阿卡狄亚》一书，其中的帕梅拉是一名公主 (Li 2003:46)。我们不知道理查逊是不是有意使这两个人物产生某种关联。当她被男主人纠缠不休的时候，女管家让她不要对先生没规矩，提醒她要记得他们之间的距离。她说：“当一个主人失去他对一个仆人应有的尊严时，这个仆人就很难保持她与他之间的距离了。”她的声音有力地控诉了上流社会对底层阶级的压迫。此外，她时刻不忘祈求上帝的恩典，提醒她的主人，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启蒙主义的影响显然已经触及到了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她的坚决反抗使她免于沦落到情妇的地位，如果那样她将在她的阶级里永世不得翻身。她的反抗有意无意地成了她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至此，在同一阶级内部进行通婚的原则被打破了。

除了两个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之外，单一阶层内部人员身上的微妙变化也导致了将来婚姻模式的改变。在《帕梅拉》中，女主人公受到了与其他仆人不同的教育，她的个人意识和平等意识都大为增强，因此她身上的阶级色彩是模糊的，这也为她日后栖身于上流社会奠定了基础。主人教她唱歌，跳舞，女红和读书写字，而这些本事在她回到她务农的父母身边后毫无用处。她的“好夫人”，B先生的母亲，和他姐姐，戴弗斯夫人教导她“注意和男仆人们保持疏远的关系 (理查逊2002:7)。”显然，她的地位是介于主人和仆人之间的。

虽然上流社会人士B先生和戴弗斯夫人想把帕梅拉塑造成为一个穿粗布衣衫的仆人，本书还是略去了她的仆人身份，突出了她身上上流社会的品质。用博温的话说，帕梅拉“已经一直都是”一位贵妇人了。她的举止，所受的教育，她的刺绣使她的社会地位复杂化了。从衣着看来她可能还是一个仆人，但她上流社会的气质使她远离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模式。理查逊让他的女主人公在其信中模糊了自己的身份，她说她的女主人让她胜任了她这个阶级原本不能胜任的工作(Smith 2007:109-10)。

我们的女主人公俨然一副弱不禁风的贵妇人模样。她时不时扑到在主人的脚边，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在关键时刻还能及时地晕倒。她确实更像个投错了胎的小姐，而不像天生的丫环(Li 2003:48)。似乎她的灵魂和身体都一样像公主。不管怎样，豌豆公主也是公主。她找到了她的白马王子，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婚配原则。

然而，现行社会秩序的卫道士们强烈地反对他们的血液受到污染(理查逊 2002:303)。B先生在结婚一事上的犹豫不决和他对帕梅拉婚后可能被邻居们孤立的担忧都反映了当时不利的社会环境。戴弗斯夫人来林肯郡庄园的兴师问罪和她侄子的傲慢无礼将礼教卫道士的形象向读者展现无余。尽管困难重重，男女主人公最终还是幸福地结合了。这个结局缩短了两个对立阶级的距离，减小了彼此的差异，也给当时众多结婚无望的女仆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瓦特指出，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家庭女仆通常的命运是非常之不幸的。1760年伦敦未婚女仆的数量据说是一万名，而女仆的总数不过二万五千名。帕梅拉直到成年时才得到的唯一的逃避奴隶地位的机会，很可能正是她与主人的结婚，这桩婚事实际上是她一手促成的。这是很偶然的，她的主人的婚姻是个人选择的最高行动，它蔑视他的家庭和他的阶级传统(2003:159)。

原有的阶级制度倾向于让个人屈从于其社会阶级和地位。在十八世纪，这种固有的体制开始崩溃，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改变。在这样的世界里，婚姻这种制度开始被定义为实现个人理想和幸福的手段，而不是家庭与家庭的联盟（Lipking 2000：2053）。

沙巴贝酒庄的法国酿酒师尼可拉斯·德拉克松对詹姆斯作出了回应。为了提高葡萄的品质，沙巴贝将采收期控制在一年两次并避免在雨季采收。农民采收葡萄的每公斤单位薪资也在提高。虽然阿方斯莱弗宁可以酿成令人愉悦的桃红葡萄酒，但要将它想酿成世界级的红葡萄酒还是不够理想。因此，就像哈登一样，沙巴贝正在与农民合作种植其他葡萄品种。尼可拉斯已经对法国老式思维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感到厌烦，认为这限制了法国生产商的竞争力。他热爱自己在巴厘岛面临的挑战，因为他善于利用创新技术来提供葡萄酒的质量。他的座右铭是：“昨日的创新就是今天的传统。”

迈克·莫金将《帕梅拉》称为“促进物质条件改善和社会地位改变的”童话 (Kilfeather 1989:256)。这本书揭示了，或下意识实现了十八世纪妇女不为人知的愿望。她们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挤进上流社会。它反映了悄然改变的婚姻关系。这种变化源于社会大背景的动荡，进而又促进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相互融合与改变，从而对社会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两性关系的改变

与其重整阶级结构的革命性意义相比，《帕梅拉》在两性关系上的变革作用则弱化许多。十八世纪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男子。对于两性的双重道德标准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丝毫根除的迹象。这些问题在本书中均有反映。尽管反抗的呼声几乎被强势话语所淹没，但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到。瓦特写道，十八世纪妇女的法律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罗马法中的家长制观念决定的。一个女人的财产，在结婚期间就完全变成了她的丈夫的财产，尽管在拟定婚约条款时，也由丈夫依照惯例为她安排了在他死后她所应继承的财产；孩子在法律上是丈夫的；他有用鞭打和监禁来惩罚他的妻子的权利 (2003:157)。

在书中，B先生对帕梅拉的未来表示担忧。如果她不能给他生下子嗣，他家族的财产将转给别的家族，而帕梅拉将要在他们的施舍中过活(理查逊2002:560)。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利状况使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不消说，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想让妇女的地位得到彻底的改变是难上加难。在第一卷中，我们还能清楚地听到这个地位低下的女仆对于平等的呼声。然而，在第二卷中，这种声音几乎快被作者喋喋不休的有关女性必须谦卑和顺从的说教给淹没了。

在他们婚前，写信本是女主人公摆脱传统束缚，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然而，在他们确立婚姻关系以后，这种话语权被她的丈夫以及主人彬彬有礼，甚至似乎顺理成章地剥夺了。其结果是，这唯一的反抗的声音不说是被压制，也是被监听了。杜迪指出，在理查逊的世界里，女性不被认为拥有任何绝对的权利亦或任何绝对的东西(Doody 1996:98)。更不幸的是，女主人公欣然同意了这个要求，而且把它当作了对丈夫应尽的义务。

书中最不公平的是B先生希望让帕梅拉遵守的那些规则。然而，帕梅拉对此认真总结，并且铭记在心:

2.我应当把他的不高兴，看作是会降临到我身上的最为沉重的事情。

3.因此，当他对任何人表示不高兴时，我不应当插手去把那人解救出来，否则就会招致他更加不快。

5.我必须不要故意作出卑贱的行为，犯下这种过错！我即使生气，也不应该说出任何怀恨、恶意，不尊敬或不顺从的话来。

6.我必须容忍他，即使当我发现他错了的时候。

7.我应该像寓言中的芦苇那样柔顺，因为唯恐像那抗拒暴风的橡树那样，会被连根拔除。(理查逊2002:512-13)

文中充满了“必须”和“应该”这样的字眼，活脱脱是一部女子三从四德的范本。显然，绝对服从和逆来顺受是十八世纪妻子应该恪守的道德准则。帕梅拉即使对这些条条框框有些许疑问但也都接受了。这不能不说是她对于婚姻中男权统治的认可。

然而，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洛克号召人们关注个人意识而不是任何“纯粹的东西”，比如说灵魂，从而来完成个人身份的建构（Lipking 2000：2053）。女权主义的鼻祖，激进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痛斥了卢梭和福代斯对于女性要绝对服从男性的言论。她认为如果一位女性绝对服从男性的话，她就完全丧失了理性和激情，不是一位天使，就是一头笨驴 (Wollstonecraft 1994:69)。

同样，理查逊在其作品中不会赋予任何人控制别人思想的权利。那些企图压制别人的权威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最终会被颠覆(Doody 1996:98)。B先生就是一例。他先是被感化，然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最终像一名清教徒一样真心地忏悔了。

作者一心想把帕梅拉塑造成恪守妇德的楷模。她面临着三重父权统治的压迫——放荡的主人兼情人，严厉的父亲兼法官，还有一位神圣的天父 （Huang 1990:11）。尽管如此，她还是认识到了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对权威声音发起了挑战。这一点，我们从她对主人某些令人难以容忍的规则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来:

26.他说，命令与服从这两个词应当从他的词汇中删除。——很好，我极为高兴地赞成这一点。

27.一个男子不应当向妻子提出任何不合理、不公正的要求。——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然而谁来一直当审判官呢？

28.她在满足他的要求时，不应当显示出勉强、不安或怀疑的情绪，哪怕说出半个不字也不行；她不应当被嘱咐两次去做同一件事。——这是傲气十足的态度！在有些情况下，难道就不可以稍稍不遵照这条训诫行事吗？但他后来确实说了，

29.这只有当他注意使她的顺从合情合理，并在那些允许她自由行动的事情上不与他的自由行动冲突。——细想起来，这是相当好的。然而，我又要问，谁来当审判官呢？

30.如果他着手做一件错事，那么她不应当与他争论，而应当先让他去做，以后再来进行劝导。——这一点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我想这有些困难！我想在一个女性的议会中，这会产生一场尖锐的辩论。但是他这时说，

31.假定争论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唔，这就好些了；因为我想不应当在小问题上坚持己见；我可不可以说，不论哪一方都不应当这样？ (理查逊 2002:513-14)

从她的反应来看，显然帕梅拉也不喜欢“命令”和“服从”这些字眼。对于无理的要求她表示出愤恨，说那是“傲气十足的”。对于在婚姻关系中缺乏公正的评判标准一事她表示担忧。她期待男性和女性都同样遵守某些规则。“女性议会”是指中世纪时有女性主持的婚姻法庭 (Richardson 1985:537)。要知道十八世纪的议会没有任何女性的声音。杜迪对她在此提出女性议会的勇气大为赞赏。尽管在当时，女主人公反抗父权统治的声音微弱，但这仍不失为日后婚姻关系变革的冲锋号角。瓦特认为，从整体上说，十八世纪初期的家庭还是处在一种缓慢的，混乱的变化之中。理查逊作为中产阶级的伦敦人，属于那种变化很可能是最为先进的社会环境。就父亲的权威和作为一种道德和宗教统一体的家庭组织的极端重要性而言，他本人是坚定地站在传统一边的，相反，他的小说却倾向于那种个人挣脱家庭羁绊的主张 (瓦特2003:156)。

三、结语

《帕梅拉》记述了个人与权威之间的对话(Doody 1996:99)。在充满压迫的大环境下，帕梅拉不断地有意地对平等意识和个人意识进行着思考。尽管有时候是下意识的，但她还是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性别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抗争。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她本人这一受压迫阶级和女性的化身，还是B先生这一压迫阶级的代言人，都经历了缓慢而深刻的变化。由此两个阶级，两种性别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差异逐渐减少了。与之相应的是，他们的婚姻关系也经历了微妙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又非常巨大的变化。然而，这部小说并没有在灰姑娘嫁给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这一环节上戛然而止。只要帕梅拉还在坚持思考和写作，B先生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人，不管是在阶级传统上，还是在性别角色上 (Li 2003:50)。这个“可怜的女仆”是不是能够和主人打个平手仍未可知，也许说不定她还能占了上风，最终颠覆他们在婚姻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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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