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广惠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在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国学研究十分引人注目，全国及一些省市成立了国学研究学术组织，一些学校也把国学引入课堂，一些电视台也为国学的学习开设专栏。应该说，这对于宏扬国学，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特别是鲁迅对学衡派的批判，对新一代广大青少年来说，国学已成为特别陌生的事物了，甚至有些节目主持人和提倡国学的人士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们往往把国学与古代文化或传统文化混同起来，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是国学。有的地方搞京剧进校园活动，有的电视节目让人辨认国画，都声称是在学国学，其实这些都不属于国学。

一、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国学?古人以至近代学者都没有给它下个定义，并没有对其内涵予以界定。这是因为古人就是把大家平时自己研究的学问称为国学，彼此心照不宣、不言而喻，就没有必要给它下定义了。就像我们大家天天都吃饭，就没有人想到要给吃饭下个定义一样，因为它太平常了。

但我们还是可以知道什么是国学。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把提倡国学的著作或宣讲国学的内容拿来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国学了。

国学一词见于周末，用作著作名称，起于明代中叶，较早见于陆树声的著作中。陆树声，字与吉，号平泉，举嘉靖二十一年会试第一，官至礼部尚书。他有《国学训诸生十二条》一卷。据《明史·陆树声传》，他于明嘉庆、隆庆年间都“掌南京祭酒事”，也就是南监——南京国子监祭酒，祭酒是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他“严敕学规，著教条十二以励诸生”，这十二条学规就是《国学训诸生十二条》，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学，《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后来便称国子学、太学等为国学。

但是国学既可以指国家最高学府，又可以指这级学校所学的内容，而国子学的课程则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古代典籍。于是到了清代，王兰生便将自己的讲解儒家经典的著作称为《国学讲义》。王兰生，字振声，又字信芳，号坦斋，从李光地学于保阳书院，国子监诸生，康熙十六年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官至刑部右侍郎、管礼部侍郎事。他不仅精通国学，而且精通乐律音韵，学贯中西，参与了《律吕正义》、《数理精蕴》、《音韵阐微》等大型专门著作的编修。《国学讲义》便是他将为诸生时的学习札记整理、扩展而成的学术著作。

将国学内容加以发展并使其成为世人注目的学科的是章炳麟先生。章炳麟，字太炎，是我国近代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和大师级的学者，是清代朴学的殿军，著有《訄书》、《文始》、《新方言》、《春秋左传读叙录》、《庄子解故》、《古文尚书拾遗》、《新出三体石经》等。他27岁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维新运动失败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并任《大共和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他参加讨袁。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

他在流亡日本期间，曾主编《民报》，1902年，在“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后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进行国学讲演。晚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于1924年脱党，去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致力于国学的讲授。现在我们看一看他的讲演内容，就可以知道国学的所指了。章氏所讲“国学”共分5个部分:

《小学略说》:文字学中的六书;音韵学方面的《切韵》、《广韵》、《集韵》等;训诂学方面的《尔雅》，并略及《方言》《广雅》等。

《经学略说》:《易经》《尚书》《诗经》《礼经》《春秋》。

《史学略说》:重点讲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前四史，简略介绍了司马光《资治通鉴》、毕元《续通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诸子略说》:讲述了《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及后世儒学。

《文学略说》:概要地介绍了“著作之文”(书中各篇互有关系)方面的《周易》、《春秋》、《周官》、《仪礼》及诸子著作;“独行之文”(书中各篇互不相干)方面的《诗经》、《尚书》等;骈体与散体文章之发展源流;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等等，没有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

“小学”是为解经服务的，而“史学”则是《春秋》的支流，所以从上述来看，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是以儒家经学为主，但又旁及诸子及文学。就其广度来说，并不是国学的全部，章先生只是分类选讲而已。

全面系统勾勒出国学的历史发展的是另一位著名学者刘师培。刘师培，字申叔，光绪二十八年举人。辛亥革命后，出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后流寓天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著作颇丰，著有《逸礼考》《礼经旧说考略》《周礼古注集疏》《春秋左传例略》《老子斠补》《春秋繁露斠补》《经学传授考》《小学发微补》《古文字考》《钟古文考》等七十四种，后人汇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

其中《国学发微》是较早的国学系统研究的专著。这部书不分章节，没有小标题，但脉络可寻，可分7个部分:

1.先秦

(1)六艺

(2)诸子

2.汉代

(1)……汉代经今古文之学

(2)两汉诸子之说

儒家:徐干《中论》

法家: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

名家: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

阴阳家:张衡《灵宪》、刘陶《七曜论》

农家:崔寔《四民月令》

3.魏晋

(1)南北经学的不同

(2)神仙家与道教

(3)佛教的传入

(4)玄学的兴起

4.唐代

(1)经学 (经学的音韵、地志、政典、史注四派)

(2)佛学的昌盛

5.宋代

(1)经学

(2)宋明理学

6.元代

7.明代儒学

《国学发微》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国学的发展过程，就其内容说，也是以儒家的经学为主而兼及诸子之学。这里论及了佛学，是因为佛学与经学的融合，产生了宋明理学，论述理学就不能不谈及佛学。

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国学观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国学著作，如徐昂的《国学商榷记》共四章，分别为《易学商榷一》《易学商榷二》《循甲六壬商榷》《牙牌商榷》。叶瀚的《国学通论》、《国学研究法》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后，国学的内涵一度扩大，向中国文化史靠拢，代表者是新文化著名学者胡适，他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拟了个中国文化史系统，说明在他的意识里，国学和中国文化史是一回事。他在这个系统中，分为(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关系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等十类。认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就是国学研究。但这只是一个空架子，并没有具体的书目。及至1922年，清华学堂刚改为清华学校，其学生多半准备出国留学，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前，很想学点国学知识，于是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位学生去请胡适先生为其开个学国学的书目。胡适在《国学季刊》构建的国学——文化史学科体系，本是按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框子硬往中国国学上套的，只是虚构，并未具体化，这次具体开列书目，只勉强开出两个史，其他的史则开不出来，便以《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为题，刊于《读书杂志》1922年第七期上。这个书目共列书164种，分3个部分:

(一)工具之部

计开张之洞《书目答问》、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傅运森《世界大事年表》、阮元等《经籍纂诂》、王引之《经传释词》、丁福保等《佛学大辞典》等14种。

(二)思想史之部

计开《二十二子》、《四书》、孙贻让《墨子间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荀子集注》、《周礼》、《论衡》、《四十二章经》(以下佛经23种)、《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王临川集》、《朱子全书》《陆象山全集》、《日知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72种(《二十二子》、《四书》都算一种)。

(三)文学史之部

计开《诗经集传》、《诗毛氏传疏》、《楚辞集注》《檀弓》《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古文苑》《乐府诗集》《全唐诗》、《元曲选一百种》《惜抱轩文集》《曾文正公文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三侠五义》……以及他自己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等78种。

这个书目一发表，便引起争议，于是《清华周刊》记者于1923年3月11日致函胡适，认为这个书目一是太窄，只限于思想史和文学史用书;二是太深，所列书目多而且深，读不过来。胡适在答书中只好坦白地说: “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他同时承认，“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也就是思想史、文学史名下所列书目是国学最核心的书目。关于拟书太多的问题，他在原书目上择其必不可少的画圈，再加上一部《九种纪事本末》，拟了个“实在的最低限度书目”，共39种，如下: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这个书目，尽管我们可以说它不应收什么和还应收什么，但它包括了经书、子书、史书、诗文集的原著和对它们的研究成果，胡适从而又回到了国学的核心。

也许《清华周刊》的记者对此答复感觉不足，他们又去请教另一位文化大师梁启超，而梁启超正好也对胡适书目不太满意，认为青年学子求拟书目，并非想做国学专家，只是想加强自己的国学修养，那里的一些书很不适合。于是他也拟了一个书目，以《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为题，发表于1923年5月《清华周刊》第281期上。书目列书141种，分为5类: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计开《论语》《孟子》《易经》《礼记》《老子》《墨子》《庄子》《荀子》《传习录》《明儒学案》《大同书》《国故论衡》……及他的《清代学术概论》等39种。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计开《尚书》《逸周书》《竹书记年》《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周礼》《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二十二史史札记》……及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21种。

(丙)韵文书类

计开《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清真词》《东坡乐府》《稼轩词》《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等44种

(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计开《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释例》《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文通》《经籍纂诂》等7种

(戊)随意涉览书类

计开《世说新话》《文心雕龙》《徐霞客游记》《梦溪笔谈》《困学记闻》《癸巳类稿》《曾文正公全集》《语石》《书林清话》《宋元戏剧史》……等30种

这个书目虽然较胡适书目精要，但141种，亦非一般人所能读完的，于是他也如胡适那样，择其要又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共25种，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记事本末》)《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从国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不论是章太炎先生的讲演，刘师培的史的叙述，还是胡适、梁启超的繁简书目，都是以中国特有的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而且总是包含了经学、史学、诸子著作和文人的诗文总集和别集，而且经学部分总是被放在首要位置。在这些著作中，有的是原著，如《诗经》《墨子》;有的是对原著的研究，如对《诗经》训释的《诗集传》《诗毛氏传疏》，对《墨子》校注的《墨子间诂》。对原著的研究中，有的是以特定著作为对象，如《说文通训定声》等是专门对《说文解字》进行训释，有的则以多部著作综合性的研究，如《宋元学案》《宋元戏剧史》等。其中原著，上起先秦，下及明清，不晚于“五四”，而研究原著的著作，不仅有古人，也有近人和今人，如王国维、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国学下一个定义:

国学是中国特有的一门学科，它以儒家经典文献为主，兼及诸子百家“五四”以前的政史诗文著作为研究对象，在校勘、训释的基础上，阐释作品的积极意义并探讨学术思想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研究国学的目的在于挖掘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二、国学的特点

国学既是一门专门的学科，那它就应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和学科内涵的界定。

(一)国学学科性质的学术性。

顾名思义，国学是“学”，不是“术”，它的学科性质是学术，不是技术。这样，就把一些属于“术”的传统文化科目排除于国学之外。中国的学科自来有“学”和“术”之分，刘师培《国学发微》说:

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 (今西人之画皆分学与术为二种)。如阴阳家流，列于九流之一，此指阴阳学之原理言也;阴阳若五行、卜筮、杂占列于术数类中，则指其作用之方法言矣。

古人的学科分类是很严格的，先秦诸子的著作，属于理论性的，分属于“九流”，而卜筮、星占等职业，是术，则属“数术”之中。不仅占卜之术，其他如京剧表演、武术操练、书法运笔、琵琶弹奏、国画泼墨……尽管有的可以称为国粹，但它们不能称为国学，因此，那种把京剧进校园，或开设古筝、书画、武术特长班，也叫做弘扬国学、普及国学是根本不懂什么是国学。

但是，有的文化事象学与术是有联系的。依刘师培提到的阴阳家，只从事占卜职业者为“术”，而研究阴阳理论者，为“学”，如邹衍，则归入“九流”中的阴阳家，与其他诸子并为一家。如京剧表演、武术对打、琴瑟弹奏、国画和书法创作，……是“术”，但是关于戏曲的著作徐渭《南词叙录》、何良俊《曲论》;关于绘画的董羽《画龙辑议》、黄钺《二十四品画》;关于书法的蔡邕《篆势》、王羲之《笔势论略》;关于武术的王琚《射经》、释般刺密帝《易筋经义》，关于音乐的南卓《羯鼓录》、凌廷堪《燕乐考原》……则都是“学”，应属于国学的范畴。但并不是国学的核心成份。

(二)国家学术形象的代表性

顾名思义，国学是“国”学，是中国特有之学，是代表国家立于世界之林之学。没有哪个学科可以像国学能代表国家的文化形象而具有标志性作用。

首先，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从五经、诸子、左传、楚辞、史记、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到《红楼梦》，浩如烟海典籍著作，涵盖了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阶段和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系统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创造，每部著作都有着中国的烙印，因而也最能做中国的标志性学术。

其次，国学研究的着眼点，总是那些影响几千年民族生活、生存和发展的经书，处于时代思想前列的子书，真实反映历史面貌和进程的史书和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文学作品。以梁启超的“真正最低限度”书目为例，《四书》与《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是十三经中的核心;《左传》《战国策》和《史记》等前四史，则是史书的精华;《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代表了先秦诸子中的主要学派;《楚辞》《文选》和韩柳之文、李杜之诗，都代表了那一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因而国学就最有资格成为国家学术形象的代表。

由于国学以高品位代表国家门面、形象，因而它特别排斥那些宣扬低级、愚昧、落后、淫秽和不健康思想的东西，那些堪舆之学、房中之术、厚黑之道以及嫖经赌典，尽管它们也是以著作形式存在，都不能代表我国的学术形象，都应该排斥于国学之外。

(三)研究对象不可更改的终结性

国学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每一部著作都是先人创作的文化产品。和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对象总是不断变化的情况不同，这些文化产品一旦以文字竹帛形式物质化并提供给社会，作者的创作活动便立刻停止，作品便成了终结型的文化现象。如果作者生前没有亲自修订，它便永远以原生态的形式存在并发挥影响于社会，任何人，包括皇帝、总统、天王老子，无权也无法改变它。哪怕是改动一个字，也是不允许的。

国学研究首先要确认研究典籍文本的准确性，所谓文本的准确性，就是文本是不是著作刚一问世时的本来面貌，如果不是，哪怕是一词一句都要想办法恢复它的原始状态。因为文本的失真，会导致理解和研究结论的错误。比如《文选·左太冲〈蜀都赋 〉》:“交让所植，蹲鸱所伏。”《颜氏家训·勉学》:“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这个权贵之所以把“蹲鸱”当成了羊，是《蜀都赋》的错误版本坑了他。那个版本，将“芋”错成了“羊”，于是造成了他的错误。这种现象，是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要想法恢复它的原状。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错误，这是和古代“书”的质料和书写方式有关的。古人先是将字刻在龟甲兽骨上，如殷商的甲骨文。后来又写在竹片上，称为“简”，再将竹简用熟牛皮筋—— “韦”穿上，便成“册”，或是写在“帛”上，卷起来便成了“卷”。一旦牛皮筋磨断了，散乱的竹简就有可能次序错乱，这叫“串简”，也可能丢失几片，这叫“脱简”，串简和脱简都会造成对文本的伤害。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流传全靠手抄。在抄写过程中，免不了将字抄错，这叫“讠为误”;丢字，这叫 “夺字”;多字，这叫“衍文”;即使发明印刷术后，校对不严，也免不了出现“讠为”“夺”“衍”文的现象。而这些都造成了文本的不准确，从而影响了研究者立论的正确。为了保证文本的准确无误，便要进行校勘，或者将众多版本拿来比较对照，于是便兴起了校勘学和版本学等新的学科。其实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工夫是为正确研究服务的，它们是许多学科研究工作的前期工程，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

为了保证文本的真实性，还要做辨伪工作。古人著书没有稿费，不为利，是为宣传自己的观点。甚至有人为了宣传自己观点，连名也不要，便将自己著作伪托名人所作，以取得明星效应。比如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大成，用今天的话说，成为大师级的领军人物。可是王肃不服，作《证圣论》专门攻击郑玄。他引用的材料中有《孔丛子》和《孔子家语》。前者旧署名陈胜博士孔鲋。但是《汉书·艺文志》不载此书。后者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但为二十七卷，至唐时已佚失，今本却是十卷。于是人们便怀疑这两部书是出自王肃之手。这样一来，这两部书中孔子的言论便无法引用并据以立论，必须先辨明它们是真是伪。这类学问称为辨伪学。辨伪工作，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就开始了，如他著录道家类有《文子》一书，在下边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其后各代学者都有人做这个工作。如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辨》。“五四”以来，顾颉刚等先生做了许多辨伪工作。但他们做得也有些过头，有点怀疑一切，甚至怀疑古史的存在，怀疑禹的存在，形成疑古派。

这些工作，这些学科的产生，是由国学研究对象不可改变的真实性所决定的。

三、国学与传统文化、炎黄文化、中华文化

任何学科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又是在众多学科交织的学术环境中发展的，因而，它不可能不与相近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又保持互相的学科界限。在诸般相近术语中，人们常常把国学与传统文化、炎黄文化、中华文化相混淆，但实际它们是互不相同的概念。

(一)传统文化与国学的区别

第一，传统文化与国学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它的内涵要比以中国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国学宽泛得多，而是指一种文化系统。

大家知道，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它的外延涵盖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全部。狭义文化则专指人的精神创造，是指广义文化中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世代传承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的总体体系。而传统文化则是文化总体体系中的一种。

传统文化是就文化的源与流及其传承而划分的。它是指以一种文化为源头，经过世代传承而积淀于当代文化的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是发生于中国境内的以中国原始文化为源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积淀与传承下来并影响当代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文化。

传统文化强调自己的文化源头。人们总是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看作“流”，而努力去寻求它的本源。《易·系辞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处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聧》。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里将网罟、耒耜、易市、舟楫、车马、杵臼、弓矢、宫室、棺椁、书契等文化事象的出现，归之于取法《易》之诸卦;反过来，《易》的各卦，就是这些文化事象的发展源头。而《系辞》又说，是包犧氏“始作八卦”，则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在传统观念中，是从伏羲氏开始的。伏羲氏“以佃以渔”，开创渔猎经济，从考古学说，这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神农氏“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即中国文化进入农耕时代。黄帝尧舜，“服牛乘马”，驯养家畜，发明弓矢，建造房屋，棺椁墓葬……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期。因此，中国文化的源头，从历史学说，源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从考古学说，源于石器时代;从社会学说，它的本源来源于中国的原始社会文化。

传统文化不仅强调文化的本源，而且更重视文化发展的“流”，这个“流”，不限于古代文化，而应该一直贯通到当代。如果一种文化，不是经过世代传承而延续到当代，或者某一文化事象不是世代传承至今，而中断于某个时代，那么它们就不能算作传统文化，尽管它或许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如美洲大陆的玛雅文化，尽管它有悠久的辉煌历史，但它毁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之手，没有传承下来，就不能说它是墨西哥或洪都拉斯等国的传统文化。又如我国比较独特的三星堆文化，在没有以充分证据证明它与巴蜀文化的递变关系前，它也只能是存在于我国古代的一种文化。

传统文化所说的传承，是指民族文化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指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原则。如我国的文字，经历了甲骨、金文、大小篆的古文字阶段，又经隶书发展到草书、行书、楷书的今文字阶段，虽然笔画形态有所不同，但方块字形、形音义统一和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种造字与用字原则却是世代相承，一直贯穿到现代文字，形成汉字文化传统。又如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曲艺到“五四”后的新诗，不论体裁样式如何变化，但是它们形式上的注重韵律和内容上的遵循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传统，一直贯穿古今。

第二，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的终极目的说，传统文化不似国学那样的个案观察，而是着重于时代文化的整体把握，并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变化的因果关系，以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国学的研究，也观注研究对象的相互影响，但那仅限于学术的范畴。如《汉书·艺文志》，班固据刘向《七略》而叙诸子，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橼，是以贵俭;盖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但这仅限于司徒之官与儒家、史官与道家、羲和 (历法)之官与阴阳家、理(司法)官与法家等诸官分别对各家学派的影响。又如黄宗羲著、全祖望补编的《宋元学案》，它不但叙述了自胡瑗以下八十七人的生平、著述和思想，而且将它们按照学术观点分成不同学派而系统论述，并且在叙述时先介绍其师友和弟子，以说明其师承源流，但亦仅限于具体的学派和个人。如其中第十三——第十四卷的“明道学案”，就是叙北宋理学家程颢与弟程颐的“洛学”学派，而其心学即上承周敦颐，下传谢良佐等。又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立传，也是根据其学术思想和师承关系分辨学派。其中没有师承或传人者，则归入诸儒学案。又如清人江藩的《国朝汉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将清代学者按所宗“汉学”、“宋学”分述，后者又分“南学”、“北学”立传，以叙述其师承渊源关系。但这些，都仅限于某个学派或某个个人。

而传统文化则不然，它不仅关注个人、学派的前后因果关系，而且更注重从文化整体上阐释不同历史时代文化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如宋代建国就处于强敌环伺的艰难局面之中，传统文化学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唐代开放宽松的边疆民族政策。康朝对边地异族除了对侵扰内地的强大突厥实行打击外，一般是“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设都护府或羁縻州县，并用边地民族首领任都护府及州县长官或中央官员，于是它们学习中原文化，互相交融。“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力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西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 (王宁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于是唐代边疆民族政策历史因果造成了宋代的立国艰难。又如黑龙江省考古学成果表明，自五常学田村和哈尔滨阎家岗旧石器文化遗址、新开流新石器文化遗址以来，具有两万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但是黑龙江并不存在某些人宣称的那样，具有千年的文脉，它只有一个个文化的断层，而没有一个从古自今的世代传承的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文化学认为，其原因不在黑龙江省本身，而决定于千里之外的中国北方文化地缘。沿燕山和长城一线，是中国北方的文化地缘，其南侧是农耕文化，其北侧是游牧文化。当中原政治清明，势力强盛时，二者相安无事，互相交融，北方游牧民族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并发展自己;一旦中原政治混乱，国力衰微，游牧民族便入主中原，而且是举族南迁，造成了北方的空白。这时便有另一民族来填补遗留下的空白，于是前一文化结束，后一文化开始。如汉代的匈奴，其南匈奴，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冬内迁至西河地区;其北匈奴于和帝永元五年迁徙中亚。于是漠南漠北地空，“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至西晋永嘉年间八王之乱，鲜卑与内迁的匈奴及羯、氏、羌，举族内侵，入主中原，其原居地成为空白，又由乌洛侯等填补。后来女真兴起。至宋徽宗时，宠信群小，大兴花石纲役而国势衰微，女真入侵中原，摧灭北宋。至金海陵王完颜亮夷毁上京，举族南迁燕京和元军彻底平毁金上京，女真文化在黑龙江又出现一次断层。其后，满族继兴，至明末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覆亡之际，满族举族南迁，“从龙”入主中原，于是包括黑龙江在内的北方广大地域成了围猎和放牧的场所。为了防止人们到这里採参、垦荒、放牧、打猎，还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到凤城和从开原到吉林北修筑了新老“柳条边”，于是柳条边西成了草木葱茏的牧地和围场，黑龙江文化又一次出现了断层。这次空白的填补，不是由附近的游牧民族，而是陆续由官庄、站丁、驻军、流犯和开禁后大批鲁冀晋豫闯关东流民，亦即由文化地缘南侧的汉民及其带来的中原文化所填补。

上述的唐代边疆民族政策之于宋代立国于强敌之侧、中国北方地缘文化之于黑龙江文化的断层与填补，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国学，对之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对文化发展进程予以整体把握的传统文化学，才能从宏观上予以解决。

第三，从二者所涵盖的文化种类说，国学只限于精神文化，而且只涵盖其中以甲骨、金石、竹帛、纸张和文字物化的精神文化产品。而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上述文化产品，而且也包括那些以音符旋律、形体动作、光线色彩等形式物化的文化产品;不仅涵盖了精神文化、行为文化，而且也涵盖了物质文化;囊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文已叙，学有“学” “术”之分，国学只包括同一学科中的“学”，而巫师的卜筮、曹霸的唐宫画马、王羲之的临翰运笔、大明湖白妞的说书、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少林寺武僧的拳脚、杨玉环的霓裳羽衣舞、嵇康广陵散的弹奏、念奴“声出云外”的歌唱等都是“术”，都不属于国学，但它们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气势宏伟的北京故宫、金壁辉煌的龙虎山道观、巧夺天工的苏州园林、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精雕细琢的敦煌石窟等建筑、雕塑、园林艺术及其文化产品，云南的石林、四川的都江堰、泰山的十八盘、大渡河的索桥等物质文化人文景观，以及看纸牌、打麻将、斗草、耍猴;卖大力丸、吹糖人、锔大缸、磨菜刀等游艺、技艺行为，都被包括在传统文化之中。

甚至本属于物质文化的食物、工具、器皿和自然物的山河、动植物等，在历史文化发展中与一些神话、传说、典故、故事发生了关系而具有了文化内涵，那么它们便也随之纳入于传统文化之中。所谓文化内涵是指不属于狭义文化的事物中所具有的人文特征。现在所流行的啤酒文化、冰雪文化、风筝文化……实际应是啤酒的文化内涵、冰雪的文化内涵、风筝的文化内涵。比如筷子，有它的形体规格、工艺程序、选材质料、使用方法，这是它的物质文化特点。但是筷子在流传过程中却带有许多文化内涵，如《韩非子·喻老》: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以土铏 (盛羹的陶器)，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茅屋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食高台。

这样，一双筷子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之物，而承担了防腐渐变的社会功能，于是便为筷子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纳入传统文化的范畴，而这一点，却不是国学所关注的。

(二)炎黄文化与国学等的区别

炎黄文化与国学也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国学是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古代典籍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学术研究，而炎黄文化研究的对象则是对一个国家以民族为划分标准的文化类别，只要是炎帝、黄帝族系的历史文化，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包括在内。

炎黄文化是近二十年出现的名称。没有人为它定义或界定。顾名思义，它应是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但使用起来，内涵模糊，无限扩大，往往成了传统文化的代称，但炎黄文化与传统文化并不相同。

首先，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而炎黄二帝是汉民族的人文始祖，尽管汉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中占百分之九十的多数，但也不能代表其他兄弟民族。有人说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因为中华民族是个统称，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中华民族”，只存在五十六个各具民族特点的民族，说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或炎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并不能被所有的民族认可。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纯粹的炎黄文化或汉文化。且不说旧石器时代，炎黄二帝是农耕文化的代表，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他们大致活动于黄河中上游流域。这个区域先后出现过裴李岗文化、仰韵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但是在长江流域还同时存在着三星堆文化和良诸文化。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多源的，它们后来与二里头文化合流，发展成夏商周文化。至东周，中华大地形成了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黄河下游的东夷文化，西北的北狄文化、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中游荆楚文化和上游的巴蜀文化，最后统一成秦汉文化。至东晋永嘉年间，八王之乱后，出现了汉文化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文化并立的局面，最后融合为唐宋文化。至宋，又出了汉文化与契丹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互相竞争的局面，最后统一于元，融合于明。至明末，满族入主中原，满汉文化融合，同时形成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从而形成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吸收与融合了不同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并不能简单地用炎黄文化或汉族文化概括。

(三)中华文化与国学等的区别

中华文化也是近代出现的文化名称，它和传统文化、炎黄文化一样，也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与以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国学不是一个范畴的事物，它是以国别为划分标准的文化类别，是指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古今文化的总和。

有人把中华文化与传统文化等同，其实二者是有同有异的。在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方面，二者有重合有交叉，但在与世界文化交流，吸取境外文化形成中国现代学科上，二者是不同的，有的学科可以同时共属中华文化和传统文化，而有的学科不能归入传统文化，而只能算作中华文化。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发生过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第一次交汇是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始的印度佛教的传入，从而发生了东亚次大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汇。佛教文化经过魏晋南北朝与传统文化的碰撞磨合时期，吸收了儒家心性之学和易、老、庄的玄学，形成了中国化的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等佛教宗派;反过来中国的儒学也吸收了禅宗的“本体真如”、“直指本心”、顿悟等学说，形成宋明儒学的正宗——宋明理学。本来佛教是货真价实的“洋教”，但正因有这个中国化的过程，而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已为相当众多的群众所接受，所以学术界一直把它划入传统文化的范围，当然，也同时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汇开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为第二次。”

第一次中外文化大交汇是佛教的传入，第二次中外文化大交汇则开始于天主教的传入。万历年间开始到明清之际，以利玛窦及其后的汤若望、金尼阁、罗雅谷、南怀仁、庞迪我、艾儒略等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和古典哲学、史地、音乐、美术等。如利玛窦翻译和编写了《几何原本》、《万国舆图》、《浑盖图说》、《勾股义》等十余种著作。又如在徐光启主持下，汤怀仁等编修的西洋历法 (清代改称《时宪历》)一直使用至今。反过来，传教士们又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去。如意大利人殷铎泽与葡萄牙人郭纳爵合译了《论语》、《大学》、《中庸》等，雷思孝翻译了《易经》，比利时人柏应理编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对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英国的坦布尔等思想家和俄国的托尔斯泰等文学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张岱年说:“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改革开放”中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引进，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和孔子学院的纷纷建立，都是这次文化交汇的继续和发展。 “西学东渐”后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于是中国文化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学科，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宗教学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研究等更是上无所依，不是历史上世代传承下来的学科，其源头不在中国，而在西方，所以它们不能算作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这些学科又是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完全中国化了的学科，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如《文艺理论学》，它不同于中国古典文论，完全引入了西方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建国前创造社范寿康介绍德国的康德，朱光潛介绍意大利的克罗齐;建国后高等院校中文系直接使用苏联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作为教材，这是西方文化的直接引入，它们既不能算传统文化，也不能算中华文化。但到了五十年代，中国一些文艺理论学者，把西方文艺理论学科体系与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实际相结合，出版了一批中国化了的文艺理论专著，如冉欲达等的《文艺学概论》，李树谦、李景隆的《文学概论》、霍松林的《文艺学》等。自此以后，文艺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便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员，但它不能算作中国传统文化。

总之，国学与传统文化、炎黄文化、中华文化是几个内涵外延各不相同的概念，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

【学术链接】

丁广惠论著年表

一九五九年己亥，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三年级学生。

《李铁牛的老拳——读〈水浒传·李逵扯诏谤徽宗〉》1959年12月28日作，收于《凤兮斋传统文化论丛》 (下简称《论丛》)下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一九六〇年庚子，八月毕业。九月，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

《论人道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1960年7月24日-26日，收于《论丛》下卷。

一九六一年辛丑至一九七一年辛亥，哈师院中文系助教，学术空白。

一九七二年壬子，哈师院中文系助教，始偶为文，但不能署名。

《〈黔之驴〉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分析》，1972年版，无署名。

《〈山里红〉析》，同上。

《〈友谊的乐章〉析》，同上。

《〈乌兰其其格〉析》，同上。

一九七三年癸未，哈师院中文系助教。

《〈红楼梦诗词评注 〉》 (专著)，1978年作，收诗词174首，部分诗词在哈师院《批孔评红简报·红楼梦诗词评注选刊》连载，署名丁广惠。

一九七四年甲寅，哈师院中文系助教。

《红楼梦前五回诗词选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4年第1—2期合刊，据原稿排印，暑名“中文系评红资料组”。

《红楼梦诗词解释选载》，中央科教组《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连载，有删减，署“哈师院评红资料组”。

《红楼梦诗词译注》，《新华日报》资料组由作者处取得原稿复写本，与南京师院中文系合作，姚北桦先生、赵国璋教授主其事，有删减，改为“译注”，1974年印行，收诗词170首，无署名。

《红楼梦诗词选注》，哈师院学报1974年8月出版，俗称学报增刊本，收诗词102首，署名“中文系评红资料组”。

《红楼梦诗词选注》，国内各省市翻印本，仅见于南京师院《红楼梦新编书录》著录者及北京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收藏者，有三十多种，皆署“中文系评红资料组”或无署名。

一九七五年乙卯，哈师院中文系助教。

《红楼梦诗词选评》，197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征求意见本，收诗词102首，署名中文系评红资料组。

一九七七年丁己，哈师院中文系助教。

《〈西汀豹治邺〉析》，哈师院中文系编《古典文学教学》，绥化教师进修校1977年出版，省内发行。无署名。

《〈观沧海〉析》，同上

《〈龟虽寿〉析》，同上

《〈木兰辞〉析》，同上

《〈护官符〉析》，同上

一九七八年戊午，哈师院中文系助教

《〈黄桥烧饼〉析》，黑龙江省协作教材《现代文选》，黑龙江省广播学院1978年出版，无署名。

《〈三点铁爆杖〉》同上。

一九七九年己丑，哈师院中文系助教——讲师。始可署名。

《“红楼诗案”始末》，《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红楼梦诗词评注》(专著)，收诗词125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署名“丁广惠撰稿、评红组修订”。

一九八〇年庚申，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秦可卿论》，1980年7月7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六辑。

《诗词格律》上、下，黑龙江大学、哈师大等十院校协作教材《古代汉语》，1980年4月出版。

一九八一年辛酉，哈师大讲师

《艺术生命的运动过程》，1981年7月6日作，收入《论丛》下卷。

《曹操 〈观沧海 〉译析》，1981年《语文天地》第 2期，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八二年壬戌，哈师大中文系讲师

《中国渔业起源小考》，1982年5月作，收入《论丛》上卷。

《古代一昼夜的时段划分及其用语》，1982年7月作，收入《论丛》上卷。

一九八三年癸亥，哈师大中文系讲师

《释“无已”》，1983年8月21日作，载1983年8月《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通讯》报，收入《论丛》上卷。

《君主的称呼》，1983年9月作，载《语文天地》，收入《论丛》上卷。

《相制沿革考略》，1983年作，收入《论丛》上卷。

《九卿说略》，1983年作，收入《论丛》上卷。

《六部简说》，1983年作，收入《论丛》上卷。

一九八四年甲子，哈师大讲师。

《哈尔滨街道释名》，《哈尔滨日报》1984年4月至6月专栏连载。收于《论丛》上卷。

《古代的姓氏》，1984年作，载《语文天地》，收入《论丛》上卷。

《古人的名和字》，1984年作，载《语文天地》，收入《论丛》上卷。

《龙的起源与演变》，1984年10月作，载《黑龙江民间文学》1990年第23期，收入《论丛》下卷。

《凤的起源与演变》，1984年12月作，载《黑龙江民间文学》1990年第23期，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八五年乙丑，哈师大讲师。

《古代农田制度与甲文“田”字词性变化的关系》，1985年5月10日作，载《语言与语言教学》1986年第3期。收入《论丛》上卷。

《说狐》，1985年5月作，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收入《论丛》下卷。

《谈虎》，1985年6月作，载《函授教育》，1985年第1期。收入《论丛》下卷。

《古代汉语》 (编著)上下卷，黑龙江省自考指定教材，与赵锐、李述之合作，哈尔滨师范大学1985年1月出版。

《古代汉语》 (编著)一至四卷，黑龙江省自考指定教材，与赵锐、李述之合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至4月出版。

一九八六年丙寅，哈师大讲师——副教授。

《红楼梦脂评作者辨》，1986年4月5日作，载《学术交流》1987年第1期，收入《论丛》上卷。

《脂评畸笏批考辨》，1986年5月11日作，载《中外学者论红楼——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断句十法》，1986年 6月作，载《自学与考试》1987年第25期。

《汉字浅释》，1986年7月作，收入《论丛》上卷。

一九八七年丁卯，哈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古代汉语〉辅导纲要》 (编著)，黑龙江省自考指定教材辅导书，与赵锐、李述之共同署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

《〈龙吟集〉序》(代陈某作)，1987年9月28日作，载《龙吟集》卷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八八年戊辰，九月，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的访问学者。

《〈龙吟集 〉述评》，1988年4月8—12日作，载《黑龙江日报》1988年5月《天鹅》副刊，收入《论丛》下卷。

《改革大潮与史诗》，1988年3月11日作，载《诗林》1988年第3期，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八九年己巳，北师大中文系访问学者。

《读欧阳修〈读李翱文〉》，1989年5月作，载《唐宗八大家鉴赏辞典》，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说欧阳修的〈非非堂记〉》，同上。

《谈刘敞的〈养鸡〉诗》，1989年9月作，载《花鸟诗歌鉴赏辞典》，中国旅游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略谈洪适的〈聚八仙〉》，同上。

《说王淮的〈舜举画花石子母鸡图〉》，同上。

《北方特有的民俗文化灯官考论》，1989年7月作，载《中国民俗学研究》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九〇年庚午，九月，哈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王维〈华岳〉析》，1990年4月作，载《中国山川名胜诗文鉴赏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析》，同上。又载《佳木斯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论田兆民的诗词创作道路——〈华夏吟〉代序》，1990年12月作，载田兆民《华夏吟》卷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九一年辛未，哈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中外民俗学词典》张紫晨主编，我为助编之一，并撰写古代礼俗词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

一九九二年壬申，哈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封神榜〉礼俗考误》，共16篇，《哈尔滨日报》1992年专栏连载，收入《论丛》上卷。

一九九三年癸酉，哈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唐明皇〉礼俗考》，共7篇，《哈尔滨日报》1993年专栏连载，收入《论丛》上卷。

一九九四年甲戌，哈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教授

《中国古代民俗文化史·原始社会卷》(专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

一九九五年乙亥，哈师大中文系教授

《民间文化与爱国主义》，1995年1月作，载《新响导》1995年2月第2期。收入《论丛》下卷。

《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1995年5月作，载《龙江春秋——黑水文化论集之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宗徽钦二宗死于漠北辨误》1995年7月7日作，载《龙江春秋——黑水文化论集之四》，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收于《论丛》上卷。

《桃子的传说与红学的缘起》，1995年9月作，载《思与行》1995年10月第10期。收入《论丛》下卷。

《陆凤〈落花时节〉序》，1995年10月30日作，载刘玉凤《落花时节》卷首(刘玉凤，笔名陆凤，题目为《一片美丽的风景 (代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九六年丙子，哈师大中文系教授

《拨红学以正:中华大文化视角下的红学》，1996年1月9日作，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论文，收入《论丛》上卷。

《维纳斯的断臂和〈石头记〉的残缺》，1996年7月作，载《思与行》1996年8月第8期。收入《论丛》下卷。

《释“绝缨”》，1996年9月作，收入《论丛》上卷。

《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下卷，副主编 (主编为马名超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一九九七年丁丑，哈师大中文系教授

《普罗米修斯的神火和撬动历史的杠杆》，1997年2月作，载《思与行》1997年3月第3期。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九八年戊寅，哈师大中文系教授(延聘，下同)

《马建忠与汉语语法学学科名称沿革考论》，1998年5月2日作，第四届全国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收入《论丛》上卷。

《我和海伦一中校刊及老师们》，1998年9月21日作，载《海伦百年》历史卷，明天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一九九年己卯，哈师大中文系教授

《民俗学和民俗学的研究》，1999年5月作，载《龙江文史》2003年8月第6辑。收入《论丛》下卷。

二〇〇〇年庚辰，哈师大中文系教授

《近体诗不避三仄脚说》，2000年10月作，附录于拙著《诗词格律学》(版本见后)，收入《论丛》下卷。

《海北集》 (诗词集)，收诗词506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12月出版。

二〇〇一年辛巳，哈师大中文系教授

《说鼎》，2001年作，收入《论丛》下卷。

二〇〇年壬午，哈师大中文系教授

《交换律——一个支配格律诗平仄格式变化的重要规律》，2002年4月27日作，载《龙江文史》2008年5月第8辑，收入《论丛》下卷。

二〇〇三年癸未，哈师大中文系教授、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历史文献丛书〈海伦百年〉及其编者》，2003年6月作，载李元玺《陈谷集》，黑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所2009年1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富金壁〈训诂学说略〉序》，2003年1月20日作，载富金壁《训诂学说略》卷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邢燕铭书法作品集〉序》，2003年5月31日作，载邢燕铭《书法作品集》卷首，北方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何谓“三羊开泰”》，2003年2月15日作，收入《论丛》上卷。

二〇〇四甲申，哈师大中文系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负起繁荣北国诗坛的历史重任——代《北国诗词》发刊词》，2004年5月4日作，载《北国诗词》2004年5月创刊号卷首，收入《论丛》下卷。

《〈汉武大帝〉史事辨》，2004年作，载《龙江文史》2007年7月第7辑。收入《论丛》上卷。

二〇〇五年乙酉，哈师大中文系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置闰和立春的单双与有无》，2005年5月5日作，收入《论丛》上卷。

《端午节的起源及其民俗文化意蕴》，2005年10月7日作，载《龙江春秋——黑水文化论集之三》

二〇〇六年丙戌，哈师大中文系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就中西文化问题答哈尔滨电视台记者刘莎问》，2006年2月5日作，收入《论丛》下卷。

《关文谋和他的〈掌中万年历 〉》，2006年7月13日作，载《龙江文史》2008年5月第八辑，收入《论丛》上卷。

《文史研究馆的性质任务与沿革》，2006年10月10日作，载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政府参事》2006年卷，收入《论丛》上卷。

《张甸笑和他的〈拜祭〉》，2006年11月5日作，载张甸笑《拜祭》卷首，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石莹、陈晶〈古代汉语语法要略〉序》，2006年12月4日作，载石莹、陈晶《古代汉语语法要略》卷首，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二〇〇七年丁亥，哈师大中文系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金源文化与中原文化 (提要)》，首届金上京历史文化研讨会文章，2007年8月10日作，收入《论丛》上卷。

《黑土地的风云画卷和它的歌者》2007年5月11日作，载于王杰《兴安风》卷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收入《论丛》下卷。

《郑氏“官府菜”及其传人在哈尔滨饮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2007年12月25日作，收入《论丛》下卷。

二〇〇八年戊子，哈师大文学院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顺治〈御制天主堂碑记〉校记》，2008年 2月 15日作，收入《论丛》上卷。

《顺治〈御制天主堂碑记〉六考》，2008年3月15日作，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8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明末历法新旧纷争考》，2008年4月1日作，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7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清初历法新旧斗争考》，2008年4月5日作，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7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收入《论丛》上卷。

《〈民国十年百斯笃死者合同之碑〉考略》，2008年4月13日作，载《东北史研究》2008年4月30日第3期，收入《论丛》上卷。

《上巳、清明、寒食的渊源及民俗活动的演变》，2008年4月10日作，收入《论丛》下卷。

《楹联学开山之作——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楹联续话〉》，2008年5月11日作，载《黑龙江楹坛》2008年第3期。收入《论丛》下卷。

《三五企业文化的表现形态、内涵、结构及其运作方式》，2008年6月作，载《学理论》2008年三五文化《增刊》。

《凤兮斋传统文化论丛》 (论文集)上下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版权页作2006年12月第1版，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二〇〇九年己丑，哈师大文学院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诗词格律学》(专著)，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丛书，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缤纷多彩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主义的史笔》，2009年“5·1”前夕作，载吕尚《诗词曲赋联选》卷首，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国学的渊源、特点及其与传统文化、炎黄文化、中华文化的区别》，2009年5月11日作，载《龙江文史》2010年12月第9辑。

二〇一〇年庚寅，哈师大文学院教授、省文馆馆员。

《黑龙江历代北部疆域述略》，2010年4月作，载于《东北史研究》，2011年3月第1期。

《春节民俗在黑龙江省当代变异的考察和发展春节民俗的探讨》，2010年2月18日作，载《龙江文史》2010年12月第9辑，收入《中国传统礼俗考》(下简称《礼俗考》)。

《从平仄格律考辨〈毛泽东诗词集〉中所收两首五律的真伪》，2010年8月28日作，载《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两首诗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集》，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2012年4月印，发于《龙江文史》2011年12月第10辑。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黑龙江卷》(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分卷编委，并撰写《绪论》 (即《黑龙江释名及建置沿革》《黑龙江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黑龙江地域文化特点》《黑龙江地域文化的当代意义》《黑龙江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2010年完稿，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〇一一年辛卯，哈师大文学院教授(退休，下同)、省文史馆馆员。

《国家机关及其下属机构对发展春节的重要作用》，2011年5月20日作，载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文章选《百家录话——怎样过好春节》，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收入《礼俗考》。

《史诗通论》，2011年6月10日作，载《全国第二十五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收入《礼俗考》。

《李雪莹〈冰雪晶莹〉序》，2011年10月25日作，载李雪莹《冰雪晶莹》卷首，作家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二〇一二年壬辰，哈师大文学院教授、省文史馆馆员

《借鉴传统辨伪经验考辨〈毛泽东诗词集〉中两首五律的真伪》，2012年4月23日，载《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两首诗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集》，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2012年4月印。发于《龙江文史》2012年12月第11辑。

《立春礼俗考》2012年5月21日作，收入《礼俗考》。

《礼俗论》2012年6月20日作，载《龙江文史》2012年12月第11辑。收入《礼俗考》。

《终结型的文化与独特的变化规律决定了诗律不能进行改革》，2012年8月11日作。

《中国传统礼俗考》(论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