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党的18大和后来的一系列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从2013年起要把城镇化与“农民转市民”作为工作重点来抓。这是一件十份有意义的事业，但几亿农民如何转市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因为农民和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相对不太专业，文化基础也不高，要在城市生存下去，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起码要有一技之长。

一、一技之长与人人成才，只有靠职业教育培养

人口城镇化与“农民转市民”的前提是：人人成才，个个有一技之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然而，我国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受到重视，尤其是“劳力者治于人”的意识，左右着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适用度提高了，但美誉度没有上来，高考生填报职业院校的积极性相对较低，已有的高职学生大多是高考低分学生，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虽然优于知识型高校毕业生，企业也看重动手能力强的高职毕业生，但还没有成为社会普遍认识，中国人仍然醉心于“劳心者治人”。

高职毕业生对企业来说有多重要，只有企业家清楚。目前，有一个典型的例子。2011年7月23日20点30分温州动车事故，经查证，发现主要原因是由于铁路上没有用动手能力强的高职毕业生，而用的是普通本科生带来的（“7.23事故”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2012年12月26日，财经网）。这样的事例，只有企业和职教工作者，才有这种认识，但宣传媒体与党政高层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对职教重视度低，高职院校反而面临生源压力与生存难题。

从教育角度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已经由扫除“文盲”阶段向扫除“职盲”阶段转变，社会劳动者的劳动，由初、中等职业劳动技能向高等、高端技能劳动转向了。可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及时与时俱进，只是停留在少数人有一定的认识的阶段，没有形成全党、全国人民的普遍认识，这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工作重点转向“城镇化与‘农民转市民’”是不利的。

政府重视职业教育，目前只是停留在领导讲话和口号中，最直接的财政支持政策，还没有形成机制，甚至普遍存在的深层认识是：职业教育是私人行为，必须由受益者承担培养费用，实行收费教育，完全可以交由民营机构商业运作，承担这一类教育。因为，你要生存、要吃饭、要穿衣、要成家、要养孩子就必须有谋生的手段，你必须有一技之长，你必须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人成才。结论是：职教是个人问题，是家庭的责任，政府不承担义务。其实，在工业社会里，职教的公共性高于基础教育。

这一认识是我国《职业教育法》没有前瞻性、措施不得力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影响我国人才培养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看不见的阻力。事实上，没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职教的发展，就没有“农民转市民”的可能，人口城市化只会是增加城市贫民窟罢了。

二、职教系统化，才能承担“农民转市民”的重任

我国的职业教育，本来有初、中、高三个层级的职业教育，现在是“低不成、高不就”。所谓“低不成”，就是低等职业教育基本消失，听说在新疆的南疆地区尚有存在，低等职业教育，是小学毕业就可以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劳动技能的教育（相当于初级中学毕业生的文化水平），低等职业学校毕业后，就可以上岗劳动（这一学制和职教模式，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禁止使用童工的条件下，本不具存在条件）。“高不就”，是指高等职业教育被限制在三年制专科层次，四年以上的高职教育就不了位，高端职业人才成为空白。

职业人才，就是生产一线的技术劳动者，它低到种菜、做豆腐、司机、厨师、保安、宾馆服务员等职业，高到航空、航天、潜艇、计算机、高速列车等高精尖产品的生产劳动岗位。如果比照我国现有国民教育系统知识型人才培养的层级看，职业教育，它应该是三档六级，即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三档，高等职业教育有高中后三年制专科，四年制本科，五年以上的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四个级别的高级与高端职业人才培养。如加上初中后1-2年制的初等和三年制的中等职业教育，职教即为六个级次的教育。

可是，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教育部也没有明确的规章与体制安排，职业教育体制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我国虽然经济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与进步，可是，企业急需的人才培养与人才教育准备，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职业教育必须系统化发展，早日实现完整的职教体系建设，与时俱进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党和政府，要像重视“普九”一样重视职教

理论上，党和政府早就十分重视职业教育，1996年就制定了《职业教育法》，由于当时认识不到位，《职业教育法》基本是一个“粗制乱造”法，地方政府执不执行，如何执行，都没有明确规范，即使是核心的财政拨款，都是依据地方财力状况，自主、量力而行。事实上是：机构有了，大楼建起来了，甚至职教园区也建起来了，能一眼看到的硬件都不缺，缺的是懂职教的专家、高水平的教育师和教学运行费用。近10年来，职业教育基本上是靠学生收费作为主力支撑，财政拨款比重较轻，相对正规的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在许多省份只是一个概念（福建省在2013年有了标准），甚至在后发地区的地市属高职院校，财政拨款只能保证退休人员工资支付。

政府重视职教，核心就是资金支持，没有钱做支撑，再重视也是空头支票。其实，职业教育现在有了非常难得的发展基础，可把初中后单一技能培训视同初等职业教育。例如理发、厨师、司机等单一职业技能教育，就可以委托理发店、宾馆、驾校等企业开展“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培训。由企业申请，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考察批准，农民学熟一门技术，凭考试合格证书，政府就给一笔培训费，企业得到好处，就会自动承担起这一政府没法完成的任务，这叫“政府花钱卖服务”。而中职教育，现在国家有明确的财政补贴，缺的是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标准与落实问题。只要解决了高与低两个层级的问题，职教发展就有了基础。

中国教育的发展，关键是受财政体制制约，中国政府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2012年中国大陆财政总收入达12万亿之多，是2002年（1.89万亿）的6倍多。之所以职教发展受困于资金短缺，主要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所致。地方财政，尤其是非沿海发达省份的省级（不含省级）以下地市、县、乡三级财政困难。其财政困难程度是，后发地区的省辖市（地级市）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人民币，不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乡镇的财政收入规模。这就涉及财政体制改革问题。

如果说财政体制改革牵一发动全身，需要时间和配套改革措施，作者建议，把后发地区（中、西部）省份由地市级举办的高职院校的财政拨款义务，全部划归中央财政给付，党政管理层级不变。这样，既解决了后发地区的财政困难，又有一个新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新途径，以解地方财政与高职教育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