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炜，林文娟

(湖北医药学院外语课部，湖北 十堰 442000)

随着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和医学的国际化、社会化，医学英语术语大量涌入汉语语言中填补汉民族词汇表达上的空缺，不断地推动着汉语对外来语词的吸收与容纳。汉语也有开放性的特点，但其开放程度远不如英语，更不能像英语那样通过词形变化创造复合词或派生词。因此，医学英语术语在其“汉化”过程中呈现出不同风格的变化和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汉民族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

一、医学英语术语“汉化”的主要方式和特征

一般来说，医学英语术语的“汉化”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

(一)音译转写。

音译转写主要是以语音借译为主，如 morphine-吗啡、quinine-奎宁、clone-克隆、hormone-荷尔蒙等。这种转写而来的汉字只表音，不含义，即汉字本身的意义已经消失。比如“奎宁”的字面反映不出它是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而“克隆”本身也丝毫不带有“单性繁殖”的意思。有时英语术语原词的读音恰好跟转写汉字的译音相似，也会产生与汉字“音”、“义”相配的现象和效果，如 gene-基因、shock-休克、reserpine-利血平、vitamin-维他命等。

(二)音义兼容。

简单地说，就是用汉语的成分和英语术语的词语成分合在一起构成的新词，具有半音半义的特征。如bandage-绷带、silicosis-矽肺、tincture-酊剂、calcemia-钙血病、parkinsonism-帕金森氏病等等。很明显，诸如此类的音义构词很鲜明地体现了汉语音译词力图“同化”、“汉化”英语术语的努力倾向。

(三)意译转化。

意译转化就是将英语术语的词素或词汇用汉语对应的词素或词汇以(包括其形位和读音)进行转译。从形位上看，这类词已经完全汉化，似乎不是来自于英语术语，但从内容上看，则应该属于英语术语借词。如 test-tube baby-试管婴儿、euthanasia-安乐死、whooping cough-百日咳、protein-蛋白质等。大部分汉语中的医学英语术语词汇都是意译转化而来的，因为意译往往能够说明事物的性质、用途、形状或特色等，让人一目了然，便于顾名思义，毋需说明就能理解这些医学术语的确切含义。

(四)字母借用。

这类术语不是汉语固有的语素组合，他们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表义功能的代词形式存在于汉语的医学词汇中。如CT(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rized Tomography)、DNA(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A型血(红细胞表面有 A抗原的血型，Blood-type A)、B超(灰度调制超声波，Brightness ultrasound)、X光(爱克斯光，X-ray)等。字母借用便于同国际接轨，利于跨文化交流，如DNA一看就知道是来自国外的术语。如果使用意译转化可能让人费解，保留其字母原形或借用其英语字母与汉语词素搭配反而更能简明地表达语义[1]。

虽然汉语在吸收、借用医学英语术语时采用了多种方式，但上述四种方式吸收的术语词汇以意译转化方式为最多，其次是音义兼容方式。而音译转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即便如此，仍然会在音译转写的汉字上做功夫，力图使之或多或少地带有“汉化”痕迹和色彩[2]。即使在字母借用中，有时还不忘在英语字母的前或后加上汉语的语素，如PH值(酸碱度，power of hydrogen)、维生素E(维生素的类名，Vitamin E)等，这些都是带有明显的企图“汉化”倾向的例证。这种现象和特征看似牵涉到不同民族复杂的认知活动，但若从汉民族文化心理方面加以探讨，不仅易于理解和接受，而且对我们促进中西文化交流，领悟医学人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医学英语术语“汉化”的社会文化心理

(一)存异求同心理。

汉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取得过无数辉煌的文化成果，也逐渐养就了一种民族整体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很容易对与之不同的外来思想、文化等新事物产生一种抵制、排他的消极效应，也是汉语在吸收外来词语上总是力主意译而排斥音译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汉民族与外民族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社会由封闭性走向了开放型，在吸收外来词语方面也展示出汉民族的开放、宽容心态[3]。一个有趣的现象，如英语中的 microphone最早音译为“麦克风”，不久就被意译词“扬声器”取代，后来经过民族化改造后，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话筒”。而近些年随着娱乐业在我国的日趋活跃，不仅“麦克风”一词重新回头，而另一个更具时尚简化的“麦”字也开始频频出现于人们口头上、大众媒体中。然而，在处理医学英语术语上，汉民族却仍以其固有的传统文化心理坚守着汉语自身所具有的凝聚力和改造力，显示出汉民族本体文化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很多医学英语术语都经历了一个从音译到意译的“汉化”过程。如“青霉素”原音译名称为“盘尼西林(Penicillin)”;laser，音译为“镭射”，后意译为“激光”，“荷尔蒙(hormone)”也逐步为“激素”所替代等。这些现象说明一个民族在急于接受外来新概念时，先通过音译的方式使本民族中缺乏的新概念快捷方便的输入，为本族语及时提供服务。而一俟音译词语所代表的事物、现象已经为大众所熟悉，人们目光的聚焦点则从语词的意义转向形式，这时必然会觉得这些充满异国风味的音译词语不合汉族人的胃口，需要对其重新加工包装，将其部分或彻底转化为自己民族的东西[4]。这种“汉化”过程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汉族长期形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文化心理，也是在开放环境下所作的一种存异求同的选择心理。

(二)趋雅求美心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含蓄、委婉、内敛的影响下，医学英语术语词汇在“汉化”时往往被赋浓郁的汉语语音和语义色彩，使之不仅与汉语固有词汇形成有机和谐的整体，且具有形象鲜明、极富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的表达效果，以此迎合人们的审美心理[5]。“Viagra”是一种治疗男性性功能的特效药，在把它转借到汉语中时，我们有意地给它虚拟了一个内部形式——“伟哥”，似乎服用了“伟哥”，就可以变成雄性勃勃的英伟男性。它蕴含了中华民族对性表述的含蓄、循规蹈矩的文化习惯和审美心理，通俗易懂又不失雅观。在求医问药时，人们更希望能通过这种趋雅求美的方式来消解对于疾病的担忧和药品的依赖心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现存汉语中有关医学术语的音译词，便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药品类的音译词多带有“命”、“灵”、“平”、“宁”、“定”等字眼，如“reserpine”是一种镇静和抗高血压的药剂，汉语的术语名为“利血平”，让人能在望文生义中达到“于血有利，得以平安”的效果。“Vitamin”是生物生长和代谢所必需的微量有机物，意译汉语为“维生素”，但它的音译名“维他命”在汉语也得到广泛使用，那是因为其既贴合此药的功用，又能使人产生美的联想，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愉悦，更能体现出汉民族的求美心理。这种词很多，如“利肝灵(Legalon)”、“胆特灵(Choletelin)”、“利眠宁(Librium)”、“可乐宁(Dlonidie)”、“康泰克(Contac)”、“息斯敏(Hismanal)、可立治(Coldrex)”等等。这些术语不仅利用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表达了药品本身的功能、品质，还体现出了汉民族在对待疾病时特有的一种祈福求安、追求雅趣的审美观念。

(三)尚简求新心理。

每种语言在增加新成员时都要求它尽量简洁明快，汉语这种以双音节居多的语言更是自然会排斥那种一长串文字组成的医学英语术语，因此这些词的意译名称一开始就注定会夭折或使用面及其狭小。试想，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说:“你去做一个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非医学专业出身的病人肯定会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而如果说:“你去作个CT”，即使病人不懂CT指的是什么，最起码他能够迅速记住这个简单的名称，知道这肯定是一项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而且做完检查后就会自然理解CT的含义了。

首字母缩略词是医学英语术语中的一种常见形式。近些年来，随着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发展，汉语医学用语中的外来字母词递增趋势明显。AIDS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用这种首字母缩略词比它的全称容易记得的多。AIDS最初有两个常见的汉语名称，即“爱滋病”和“艾滋病”。但是后来“爱”字为“艾”所替换，正是因为“爱”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最美好的一件事物，是与“友爱”、“亲情”、“爱情”等意义密切相联系的。把“爱”与“病”放在一起心理上难以接受，而且人们都认为它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一种可怕的病患，所以现在就直接选用AIDS这个外来词，既言简意赅，又能委婉避讳，何乐而不用之呢[6]。许多其他类似的如:“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ICU(Intensive Care Unit)”、“VD(Venereal Disease)”等等。诸如此类既便于表达和记忆，又增加了吸引力和刺激性的术语的流行，不能不说是尚简求新心理带来的显著效果。

三、结束语

医学英语术语的汉化是其进入汉语的必由之路。从客观上讲，是汉民族的语言特点导致了医学英语术语的汉化，但在其被汉语引进、改造、整形的种种经历和现象中，可以折射出汉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这些纷纭繁复的心理因素连同其扎根生长的社会背景形成了一股独特的合力，不仅推动着汉语对外来词语的吸收和容纳，也能帮助我们探索其深深蕴藏的文化印记，领悟医学的人文色彩。

[1]黎昌抱.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2001，22(5):92-96.

[2]王铁昆.汉语新外来语的文化心理透视[J].汉语学习，1993，73(1):35-40.

[3]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82-88.

[4]胡晓清.外来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76-182.

[5]赵爱武.近二十年外来语引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心态[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5(6):154-156.

[6]刘 炜.医学英语术语词汇在我国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特点[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1，10(11):1393-1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