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伟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史 伟

一、引 言

中华书局是中国出版界的老字号，所出版的书籍哺育和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几代文化人。中华书局的成立与国民革命密切相关。1912年1月1日，陆费逵(1886—1941年)看到了社会百废待兴的局势，联络5个同仁宣布成立了中华书局，并自任总经理。最初局员不过10人，资本仪2.5万元。中华书局一成立，当即出版了《中华新教科书》，为辛亥革命成功后普遍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教科书市场，畅销全国各地，一时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一炮打响。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字典》等大型汉语工具书和多种杂志。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添加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资本增至160万元，员工达千余人。中华书局从创建到1949年，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门类齐全，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学术界声望四起，遂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华商大书局。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直至今天，中华书局成为整理出版中国重要古籍和各学科门类图书及相关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华书局以其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之一。

近百年来，中华书局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然而有许多读书人却不知道中华书局在民国初期所创办的20多种杂志，均是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其中最著名和最具特色的是刊名冠有“中华”字样的“八大杂志”，这8份期刊在当时风行一时，颇具影响。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将当时著名的“八大杂志”分别作以介绍，导引当今读者了解清朝统治结束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状况，了解当时社会中华国民人格与民族智识的倾向，以及中华书局为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二、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陆续创办了与商务印书馆所办杂志相对应的20余种杂志，其中《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儿童画报》《中华学生界》《大中华》和《中华妇女界》八种杂志，因有所侧重，创新视点，独具特色，印刷精良以及打出的“中华”品牌，而名声大震，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风靡一时，广泛传播。因此，陆费逵在回忆中说：“中华书局在草创之时，以少数资本，少数人力，冒昧经营，初未计及其将来如何……努力改良，充实内容，新制、新式教科书之优良，八大杂志之风行，《中华大字典》之为空前良著，洵可谓盛及一时!”此后，“八大杂志”的称谓开始确立并被广泛引用开来。提起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业内人士都心领神会。

（一）《中华教育界》

《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在上海创办的教育月刊，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教育期刊之一。1913年1月创刊，1937年8月出至25卷8期时，因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而停刊。1947年1月复刊，卷期号另起，舒新城任社长，至1950年12月因中华书局业务方向改变而停刊。该刊初由《中华教育界》杂志社编发，主要撰稿人有陆费逵、范源廉、沈颐、顾树森、黎锦熙、周建人、黄炎培、周瘦鹃等。该刊问世之时，适值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百废待兴，“国基方才奠定，政体突然变更”，本着“研究教育，促进文化”的宗旨，广泛探讨新兴教育思想、内容、政策、设施以及教学方法等。该刊致力于“教育普及于全国，文化深入于民间”，围绕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对新兴学术思想进行介绍，对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各种创制和试验进行宣传报道，也介绍当时苏联的先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提倡科学教育、电化教育、卫生与健康和生活教育等。其中陆费逵的《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普通教育并重》，范源廉的《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等，还有一些教育翻译作品和创刊号登载的《中华民国元年教育大事记》等，均为民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教育界》是中华书局在辛亥革命后倾力打造的重要刊物，从其延续的时间可见一斑。

（二）《中华实业界》

《中华实业界》是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的一种面向工商实业界的月刊。1914年元旦创刊，1916年6月停刊，共出30期。主编由陆费逵担当，其他撰稿人有穆湘玥、卢寿剓、严桢、严枚、陈霆锐等。他们在创刊宣言中说：“时势愈迫，挽救愈急，譬如贫无立锥之俦，奋勇向前，未尝不可振已败之家”。撰稿人穆湘玥是当时上海影响较大的民族资本家，他留美回国后，揭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双重压制不得伸展的根源，提出中国实业失败的八个原因，矛头对准了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中华实业界》作为当时工商业界的一块园地，讨论了合格实业家的应有品格和自身修养。陆费逵在《实业家之修养》中提出应具备勤俭、正直、和易、安分、进取、常识、技术、经验、节奢欲、培精力十个要素。同时，还刊载全面指导经营管理实业的文章。从合同签订、企业管理、环境保护、橱窗布置、市场调研、广告应用等进行全面业务指导。此外，在讨论员工使用、劳动报酬和岗位监督方面，流露出资产阶级对剥削关系的认识。该刊还有一些关于张謇指导实业和治理淮河以及关于上海商业史、华侨奋斗史等史料。

（三）《中华童子界》

《中华童子界》是中华书局“八大杂志”之儿童刊物。于1914年6月创刊，月刊，至1917年10月停刊，共出40期。是辛亥革命后专供小学生阅读的杂志。主要栏目有：故事、游戏、科学、小说、图画等，寓训诫于游戏，陶冶性情，启迪智慧。“我之童子时代”一栏，第一期由陆费逵撰，依次撰者有周瘦鹃、王宠惠、戴克敦、杨锦森、李廷翰等。我国古代没有儿童期刊，儿童文学园地是一片荒芜，亟待开发。直到辛亥革命前，商务印书馆首先出版了《少年杂志》。之后，中华书局开始关注儿童读物市场，以鼓励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慧、培养儿童之德性为办刊意图，创办了《中华童子界》。《中华童子界》的创刊，有助于缓解当时儿童读物的奇缺，为民国时期我国儿童读物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却因刊物中充斥着帝王将相的形象，缺少童趣，以致有人称其为“缩小了的成人刊物”。

（四）《中华小说界》

《中华小说界》1914年元旦创刊，月刊，32开本，《中华小说界》社印行，共出版30册，1916年6月停刊。沈瓶庵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许指严、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刘半农、林纾、周作人等。沈瓶庵在该刊的发刊词中阐述到：“兹编之作，尤抱有三大主义，以贡献于社会。一曰：作个人之志气也。一曰：祛社会之习染也。一曰：救说部之流弊也。”该刊设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笔记、新剧、文苑、名著、传奇、国闻、谈丛、谈瀛、谈荟、武库、画苑、艺术史、美术史、来稿俱乐部等栏目。除发表警世、言情、滑稽、侦探、义侠小说外，其他还有梁启超的《告小说家》，周作人的《艺文杂话》，叶灵凤的《顽童日记》和刘半农翻译改写的安徒生作品《皇帝的新装》等名人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引进的散文诗文学品种栏目中刊登了刘半农用文言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是外国散文诗在中国的最早译本。此外，也曾发表了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提要》等。应该说，在动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西学与国学空前混杂的语境内，《中华小说界》连续发表的作品在辛亥革命后起到了“祛社会之习染，救说部之流弊”的应有作用。

（五）《中华儿童画报》

《中华儿童画报》也因冠有“中华”二字而成为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之一。该刊于1914年7月创刊，月刊，至1917年2月停刊，共出31期。适合年龄在6—9岁的儿童阅读。在此之前，中国最早的画报是在上海创刊的《小孩月报》(1875—1915年)，是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主编的供中小学生阅读的兼有文字和图画的画刊。为了结束这种局面，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儿童画报》，紧接着中华书局就创办了《中华儿童画报》。该画刊图画力求用意深刻，富有兴味，配以简单说明文字，使小读者逐渐知道联字造句等方法，词意要求明显，用以从小陶冶儿童性情，培植品德。该刊一经出版，销路尚佳，评论颇好。《中华儿童画报》恰好与商务印书馆的《儿童画报》相竞争，堪称近代期刊史上社办期刊的大对垒。

（六）《中华学生界》

《中华学生界》是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的一部面向大、中学生的综合性刊物。1915年1月创刊，次年6月终刊，共出18期。该刊的宗旨是培养学生品德，指导学生读书，介绍国外科技文化。其内容涉及思想品德修养、科普文章、名人传记、游记小品、短篇小说、征题征答、优秀习作和外语学习等。半数文章译自英、美、德、日等国的报刊，基本以介绍外国教育科技动态为主。主要撰稿人有陆费逵、严桢、林则蒸、刘半农、沈恩浮、范石渠等，冰心和周建人也撰写过文章。《中华学生界》所刊文章，多数以借古讽今、以外比内的手法，积极宣传爱国，鼓励学生关心国家政治大事，加强品德修养，增加对国家和民众的责任心。其一，对德育与智育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指出“智德兼全，始可谓之完人。苟不能者，宁德胜于智”。其二，传授学习经验，批判当时偏重死记硬背的陈旧的教学方法，提出十大用功法，主张学习要联系实际。其三，注意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制度和思想、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生活和学校校风等情况。其四，选登翻译世界各国的新科学、新技术，包括生物化学、医药卫生、天文地理、机器制造、农业生产等，内容包罗万象，是辛亥革命后支持和引导新教育的优秀杂志。

（七）《大中华》

《大中华》是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的一部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1915年1月创刊，次年12月停刊，共出24期。由梁启超任主编。该刊《宣言书》表明创办目的：“一曰养成世界智识；二曰增进国民人格；三曰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指南针。”撰稿人除梁启超以外，有叶景莘、吴贯因、任志远、谢无量、兰公武、张君励、张东荪、马君武等。主要设有政论、专题论文、时事日记、文苑、法令等多个栏目。每期正文前有墨迹、摄影等画页，正文中常配有插图。《大中华》中政论处于主要地位，其涉及现实政治者集中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抨击日本强行提出“二十一条”的中日交涉两大问题。许多政论文章皆抨击袁世凯统治下的社会黑暗现象，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军民分治、国会制度、选举制度等问题展开论辩。经济方面，主张振兴实业整顿财政，提出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本位制。提出保护矿产和资源，发展实业的途径和措施。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日交涉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其文苑栏目载有诗词、散文、小说、笔记等，偶尔刊登歌曲。《大中华》资料充实，印刷精美，是当时可以与《东方杂志》媲美的大型杂志，成为社会上影响较大和普遍阅读的刊物之一。

（八）《中华妇女界》

《中华妇女界》是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的妇女杂志。1915年1月25日创刊，月刊，32开本，铅印，封面有铜版彩色妇人图。1916年6月停刊，共出18期。由《中华妇女界》社编辑，主要撰稿者有刘半农、周瘦鹃、范娴增、刘盛、嫋香等。栏目有文艺、国文、特别记事等。创刊号卷首栏载办刊宣言：“本志仿东西洋家庭杂志、妇女杂志办法。为女学生徒，家庭妇女，增进知识，培养性灵。凡昔贤学说，女界美德，无不殚述而表章之。而立身处世之道，裁缝烹饪之法，教养儿童之方，以及中外妇女之技术、职业情形，悉为搜辑，以资模范，而供研究。”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势力的发展，知识妇女群体的出现，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报刊的支持，都为妇女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该刊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西洋家庭杂志等办刊模式，并且女性画像得以出现在报刊封面上。但在编辑理念上因儒家的“男女有别”规范而将女性、生育、家务劳动归之于家内领域，被设计为女学的帮手，承担着教育妇女的角色。该刊虽然开本不大，篇幅不多，但其所给予中国妇女谈论并实践妇女解放的话语阵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空间，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意识与实践得到实现的途径之一。

三、“八大杂志”的时代意义

在“八大杂志”中，发行最早的是《中华教育界》；而影响最大、尤为风行的是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创刊号的印数达20 000册，一时间争相传阅，洛阳纸贵，其创刊日期被列入近代史大事记中。至1918年左右，除《中华教育界》外，尽管其他七种杂志陆续停刊，但“八大杂志”的时代意义十分凸显。

（一）首创以“中华”冠名

辛亥革命后，其胜利成果急需宣传鼓动和巩固。爱国者陆费逵等人抓住时机创建了中华书局，并策划创办了“教育界”“实业界”“妇女界”“学生界”“童子界”等八种杂志，值得关注的是刊名全部冠以“中华”二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办刊模式和中华品牌。以“中华”来为杂志冠名，首先带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和对各界读者的吸引力；其次彰显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底蕴，有利于提高出版社的知名度。这是中华书局的首创，后来世界书局亦曾仿效。

（二）创建新型舆论阵地

“八大杂志”的陆续诞生，发挥了杂志内在所具有的媒介、信息、宣传、教育、经济、文化和娱乐等多种基本功能和实践作用，顺应了辛亥革命后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逻辑。特别是顺应了推翻封建帝制后社会百废待兴，急切构建新政治、新经济、新教育和新文化的需要，成为社会各界、各层面革命者发表檄文与政论的舆论阵地；成为教育工作者、实业家、妇女、学生、儿童等广大社会民众获取新观念、新知识的平台。尤其给予中国妇女谈论并实践妇女解放的话语阵地，帮助社会革命进步力量开展有效的社会动员，为民国初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精神家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为民族复兴发挥作用

“八大杂志”的创建，为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寻求正确的发展方向，在思想和观念上起了先导作用。它们主张批判封建、宣传革命、推介科技、革新教育等办刊宗旨和实践，导引着社会各行业、各阶层革命者行动的路径，为巩固辛亥革命成果，复兴中华民族，促进推翻帝制后社会的改革进步做出了努力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他们把救国寄托在某一种特定“刊物”上的做法难以令人信服，但在当时发挥的革命性、批判性、教育性和时效性作用确实毋庸置疑。

（四）对出版事业具有深远影响

“八大杂志”是辛亥革命后报刊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杂志，其中虽然有的发行时间不长，但在诞生之初便承担了对革命成功后全力“鼓动与导向”的责任与义务。“八大杂志”的主办者敢于开发荒芜，所办杂志几乎覆盖了社会各个层面；所发文章内容在包罗万象中注重全面创新。文章以借古讽今、以外比内等多种手法，积极宣传爱国，鼓励读者关心国家大事，加强品德修养，增加爱国爱民的责任心，让人不得不承认中华书局主持者办刊的卓识与胆魄。主办者还努力借鉴西洋杂志等办刊模式和编辑理念，名人主笔，资料充实，印刷精美，发行有道，无论在杂志的选题内容上或是在编辑装帧方面，都摸索出一套办刊方针和出版策略，对中国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良性竞争促进事业发展

中华书局“八大杂志”的出版，可算是时代竞争的产物，其竞争的对手即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创立于上海，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在上海诞生，两家均为私营出版社。中华书局从创立开始就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对手。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风行全国，中华书局成立当即出版《中华新教科书》抢占教科书市场，供不应求。除此之外，中华书局在其他书刊的策划和出版思路上也处处以商务印书馆为竞争目标，许多出版策划都是商务创始于前，中华继踵于后。1914年前后，因为商务印书馆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儿童画报》等多种杂志，中华书局则对应创办《大中华》《中华小说界》《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等八种杂志和其他杂志，构成了中国出版史上杂志竞争的一道战役性景观。当然，中华书局也并不是简单粗劣地仿效，而是有其侧重、创新和特色，“八大杂志”即是当时竞争的产物，并以其“中华”命名而抢占了市场，以至后来居上。中华书局的崛起及其与商务印书馆之间异常激烈的竞争，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出版业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竞争本是市场化运作的常态，双方虽然此起彼伏的竞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是良性、有益的竞争，无所谓胜负。由于竞争的促进，两家出版社均为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大量经典之作，因此成为近代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推手。这种竞争发展到今天，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八大杂志”在民国初期是巩固发展辛亥革命成果的现实急需，是对于当时世界局势和中国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的综合分析与前瞻性的把握。对当时启发民智、革新教育、指导实业、壮大推翻帝制后社会的改革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对揭露反动、批判保守、抨击腐朽势力颇具攻击力。“八大杂志”为今天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积累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是研究中国革命史和印刷出版史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章来源：《图书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