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近代期刊的演变（1897—1949）

2013-01-22叶建

中国期刊年鉴 2013年0期

叶建

叶建

晚清以来，温州籍学人创办了大量期刊，总计至少有182种，这些期刊大多在温州本地创办、发行和销售，其中部分在外创办的期刊也应属于温州近代期刊范畴，因为其编辑和投稿者均以温州籍学人为主，办刊旨趣也多近似于在温期刊。作为区域性的期刊，温州近代期刊的发展颇具典型特色，为此本文不揣简陋，对其演变历程作抛砖引玉式探讨，乞大方之家雅正。

一、经世与维新：温州近代期刊的出现（1897-1911）

鸦片战争后，浙江作为重要的沿海省份，其地位和价值逐渐为洋人所重视。1844年，宁波开埠；1876年，温州开埠。随着浙江海外贸易的频繁，西方传教士亦随之纷至沓来。他们出于传教宣传的目的，创办了《中外新报》《甬报》等一批宗教期刊。然而，浙籍学人自行创办的期刊出现的时间却相对较晚。1897年1月温州学人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不仅是温州地区的第一份近代期刊，亦是浙江省内第一份由国人创办的期刊。该期刊每月出版两期，遵阴历二十四节气日为出报之日，各期封面上只标明出版年份及节气，不标日月。每期首页设目录，提纲挈领，间或择取重要新闻、论说作为强调导引。栏目分“文录”“院录”“书录”“报录”四大专栏，下面又统筹不固定的小专栏。此后数年，温州籍学人在本地、杭州、上海等地创办或参与编辑了一大批期刊：1897年7月，黄庆澄创办《算学报》；1897年8月，胡道南、童学琦创办《经世报》，宋恕负责笔政事务；1899年3月，黄庆澄创办《史学报》；1902年，赵祖德创办《新世界学报》，陈黻宸任总撰述。

在温州当地创办的晚清期刊多为科技期刊。这其中，《利济学堂报》是一份中医期刊，其内容以“医学独详”。[1](《报例》)为此，《利济学堂报》设置“利济讲义”专栏，登载了《元经宝要》和《医历答问》等论著，还通过其他栏目登载陈虬的《瘟疫霍乱答问》、胡鑫的《论医家古三学之源》等医学类论文。《算学报》则是我国最早的数学期刊，其创办宗旨是：“本报专择近日算学中最切要者演为图说，俾学者由浅而深，循序而进，即穷乡僻壤，无师无书，亦可户置一编，按其图说，自寻门径，本报实为开风气起见，区区苦心，识者鉴之。”[2](《公启》)换言之，该刊旨在通过图解，普及数学知识。这些科技期刊不仅介绍科技知识，同时也往往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譬如《利济学堂报》，陈虬在致《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信中说：“宗旨虽出于医，而推广义类，针起聋警之意，狠与贵报（指《时务报》——引者）变法、论学相与经纬。”[3]即表明该刊不仅介绍医学知识，同时更致力于帮助时人开阔眼界，激励学人参与维新变法。《算学报》亦是以数学专业期刊来普及数学知识，从而达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目的，即黄庆澄所阐述的“窃惟时局艰迫，外患迭乘，海内之土始知言学、庆澄自惭驽劣，无裨于时，爱竭绵力，特创兹报，冀为格致之权舆，以辟黄人之智慧。”[2](《公启》)

相比之下，温籍学人在外地参与编撰事务的期刊则多为综合类期刊。《经世报》内容分列12个固定栏目：“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之所以取名“经世”，据其例言指出：“隐存《春秋》经世之责。”[4](《经世报叙例》)而《新世界学报》共分18门栏目：“曰经学”“曰史学”“曰心理学”“曰伦理学”“曰政治学”“曰法律学”“曰地理学”“曰物理学”“曰理财学”“曰农学”“曰工学”“曰商学”“曰兵学”“曰医学”“曰算学”“曰辞学”“曰教育学”“曰宗教学”。之所以设有如此多的栏目，在于陈黻宸认为学术可以救国，“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学。”“大地如尘，群生如睡，学报之设，庶亦于世界有济欤？我又未知其济与不济也。然以求补救什于千万者，今或有赖于是举也欤！今或有赖于是举也欤！”[5](《新世界学报叙例》，P528)

晚清时期温籍学人之所以要创办或参与编辑期刊，其一在于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在他们看来，永嘉学术重视经世致用，如若今人重拾先哲遗志，“遵素王之旨，昌四科之教，革盈后之法，反姬前之政，则彼日本欤、白种欤，将天我、师我，而何有鹿豕视我、戎蛮待我之今日也欤。”[6]（《经世报叙》，P274—275）故而，他们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自重，创办了科技期刊，以此来提倡经世之学。而参与他人创办的期刊，亦是其旨趣与出资者、创办人近似。譬如《经世报》是胡道南、童学琦二人为言自强而创办的，其邀请宋恕做主笔在于三人志同道合，宋恕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宋恕栖于沪滨，闭门尚友，绝口时务，二子访焉，告以所谋。曰：‘君其同’！”“二子曰：‘虽然，其亦尽吾心焉！子为我司删录，且著论，其可乎？’……二子固命兼司删录，宋恕固辞，乃受专摄著论之约。”[6](《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P272)

其二是得益于开埠后温州对外信息交流渠道的通畅。由于开埠，温州对外交通日渐便利，外出游历的温籍学人人数亦在不断增加，这客观上使得他们可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阅读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期刊和维新时期的政论期刊。譬如《格致汇编》已有温籍学人订阅，其 “互相问答”专栏有一提问人是温州某君，问：“大雨过后，地面有鱼，大可盈尺，地面原不生鱼，鱼来何处？”解疑释惑之：“旋风卷来。”[7]（《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P449）又如《时务报》的开创，孙诒让曾带头捐赠100元，黄绍箕捐赠30元，右营守备阎仪韶捐赠10元，并在瑞安算计馆设立订报所，帮助《时务报》广开发行网络。孙诒让在统计《时务报》中小县城的订阅人数后发现：“通计阅报人数以敝里（瑞安）为最多。”[8]也正是对期刊的亲身接触，使得他们对其经世致用功能多表示认可。这其中，宋恕就认为期刊有鼓动维新自强之效，“今天下竞言自强矣，自强之源在学校、议院、报馆。夫学校、议院，权不在士；报馆则士与有责焉。”[6]而当时创办的维新期刊，“若沪滨之《时务》，岭表之《知新》，东瓯之《利济》，虽行殊广狭，而均有可观，所谓‘雷在其中，河清可俟’者非欤？”[6]

二、承继与创新：温州近代期刊的转折（1911-1937）

辛亥革命胜利后，温州地区政治格局错综复杂，先后卷入到讨袁运动、护法运动中去，陈怀、刘景晨等温州学人在此时又大多从政，对于科技性等专业期刊的创办已感到无暇亦无力。然而他们关注教育、文艺的热情却始终没有削减，相反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及对于当时温州文化发展滞后的不满，日益重视相关期刊的创办。同时，温州在校学生及早先毕业的学生，一部分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另有一部分继续在外求学，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影响，奋起创办期刊以改变社会现状。在这两股力量的左右下，温州地区的期刊进入了转折期。

其一，温州学人继续标榜“经世致用”的办刊理念，以唤醒国民、振兴国家为己任，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期刊有梅冷生的《瓯海潮》、瓯风社的《瓯风杂志》等等。之所以创办《瓯海潮》，原因在于：一是感怀国事，“往者，元黄反覆，王运告终。鹃啼蜀国，空留望帝。余生鹤语，尧年徒费。封人遥祝，献天人三策，夹袋留名，举献纳一言，儒冠坐溺，西来苜蓿尽是，仙槎东去，江潮难填泪海河山，一枰蛮触，千古欧风亚雨时局，伤心列之鸿篇罗为銮，鉴此其义。”二是辛亥革命以来，元气大伤，政烦赋重，国乱民贫，大有瓦解土崩之势，故欲以周刊为基础，“口诛笔伐，棒喝当头一棒，日异月新，碑留载道”；三是之前的文艺作品，大都是“搜神志怪”，尽管言之有味，但“无当乎今”，故“假以诙谐诡言之，以告哀则托于讽谏谏鼓谤木闻者知戒此。”[9]然而，由于陈黻宸、黄庆澄等社会贤达的辞世，温籍学人在外的社会活动范围大为缩小，同时再加上当地纷杂的文化困局与国内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对比所造成的心理震撼，于是乎，温籍学人适度地调整了办刊旨趣，逐渐将唤醒乡人改革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定为自身的办刊宗旨。譬如周予同主编的《瓯海新潮》就主张“用系统的介绍来传播新文化，取诚恳的态度来改良地方”[10]；大夏大学瓯海同乡会创办的《瓯声》指出要“介绍思潮，改良社会，批评社会现象。”[12]

当然，这种文艺期刊的办刊宗旨不仅仅是承继历史上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传统，而是在新时代中加以创新发展的。姜琦等人创办的永嘉新学会就认为“永嘉学派”的精义虽与美国“实用主义”颇为符合，但“似仍不免陷于墨守绳法之弊，而无创造革新之举也”，故“采取美国‘实用主义’，以药我永嘉学派之病，特发斯刊，名曰《新学报》。收世界种种新智识，为集思广益之助，其于我永嘉诸先哲有用之学说，益发挥而表彰之，使新旧学术，融化为一炉，铸成一种学说，以谋适用于今日实际生活也”，并以此促使“新永嘉学派”的出现。[11]《瓯声》是要继承永嘉学术“学则重致用，言事则主功利”的传统，从事于因时制宜的建设，“我们觉得做学问，谈制度，都有绍述故乡先哲的精神来作震聋启愦的春雷之必要！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由阐发希腊思想而来的；清代的文艺复兴，是由研究周秦诸子而来的。我们虽则力弱才微，然而很愿意本这称‘以复古为解放’的原则，希望在乌烟瘴气的故乡里面，能够产生一种返于南宋的文艺复兴与运动！是我们求曙光的微忱！这便是我们对故乡的贡献！”[12]《瓯风杂志》亦是如此，在瓯风社同仁看来，瓯海乃是东南文物旧邦，“户诵程吕之书，人挟叶陈之策，出则弥纶以通世变，处则兢省以御物欲，代有英杰”，然近世以来，“逊学以文章名世，籀庼以经术成家，蛰庐有冯校邠遗风，介石与章实斋媲美，燕生卑议，深念兵刑，鲜庵清声，尤精金石，并珪璋之重器，为輶轩所宜陈，虽长篇之著述已彰，而短什之沉埋不尠”，故创办《瓯风杂志》“义在表微”“以昌明永嘉故有学术。”[13]（《发刊词》）

其二，教育期刊和学生期刊异军突起，成为温州期刊界的主流。清末以来，温州地区创办了不少学校，如温州府学堂（后改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为温州中学）创建于1902年。进入民国以后，又有瓯海公学等一批学校建立。由于这些当地学校有不少热衷于学生期刊或校刊的创办，加上政府部门对于教育期刊的重视，使得相关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仅数量就有近四十种，约占当时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其中，教育期刊多发布教育公告或研究文章以引导学校教育，如《瑞安教育季刊》设有“命令”“法规”“部令”“省令”“厅令”“县令”“文牍”“统计”“报告”“新著介绍”“记载”“附录”等十二个栏目，规定“凡关于教育法令事项，一经登载公布，即为有效。”[14]（《瑞安教育季刊条例》）可见，就刊物性质而言，《瑞安教育季刊》相当于瑞安县的教育公报。《社会教育月刊》则不仅“探讨社会教育问题”“举凡社会教育理论和实际，悉愿竭诚介绍”，同时还负有“辅导本省第十省学区社会教育的使命。”[15]而《小学教育月刊》欲为“本学区内小学教育界公开园地”，以“辅导浙江第十省学区初等教育之设施及改进。”[16]（《小学教育月刊编辑简章》）

当时的学生期刊多热衷于教育发展和社会变革，提倡新文化运动。这其中，《浙江十中期刊》的办刊宗旨颇为鲜明：一、“应用学校教科之智识以图适合于吾之实际生活”；二、“揭发吾人‘生活改造’诸问题，期国人共起研究”；三、“输入世界新智识以促进吾国之文化运动。”[17]（《创刊词》）《瑞中》则立志继承五四精神，在瑞安开辟出一个新天地。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狂风突进地，奔流着，猛进着，开放了壮丽灿烂之花。虽然经过了几度的摧残和压迫，然终能打破深严壁垒的旧礼教，创造了一个光明的新社会，这次革命运动之能急速地进展，无非不是五四运动的结晶！但而，但而，试回顾我们这死一般的文化落后的瑞安呢，一般扰扰攘攘的醉生梦死之徒，那一个不是沉浸于宗法的思想，留恋着残余的礼教呢？”[18]故将“发扬新文化运动，宣传三民主义”作为刊物所负的两大使命。《瓯公期刊》则是“一方面借文艺上的切磋；一方面进行我们应负的使命”，这其中所谓的使命，是指“把这些陈腐的现象打破，促进社会的新风气，是我们中等学生应尽的责任。”[19]

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危机逐渐加剧，战争征兆日益显现，众多学生期刊开始关注抗日形势的进展，并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譬如《爝火》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学生感于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造成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不愿坐以待毙而付诸实践的一种救国途径，即以此“像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她的歌吟！不要蔑视了这点新的微光不明，这是我们全体园丁劳苦的结晶。微光中隐隐地有一丝丝的叫喊，这是天真的流露与自然的情怀。她唤醒大众随时代的轮子前进，她再要来创造新的热烈的光明！”[20]与《爝火》一样，《温联中学生》的创办是为联中一部分欢喜写作的同学提供“练习文字发表思想的园地”，当然，这里特指的“部分欢喜写作的同学”并不是呆在书斋的学生，他们关注政治，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不要忽略青年们是我们民族的命根哟！他们的生长是要靠我们随时的灌溉与培养，以及剔除那恣蔓的杂草与缠绕的籘灌。他们的肩膀上对民族负有复兴的使命，对国难又负有打开重圄的责任。他们虽则是幼稚，可是他们的心情，是洁白的，水晶一样的透明，可以唤醒成年人的成见与败德。他们的活力，永远往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他们的前途，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21]

三、救亡与建国:温州近代期刊的嬗变（1937—1949）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温州学人平静的生活，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或是直接投身于前线杀敌，或是组建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在大后方深入民众宣传抗日理念。这其中，期刊一是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为当时学人广泛运用，仅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就创办了《救国导报》《动态》《联合》《暴风雨诗刊》《生线半月刊》《老百姓》等数种期刊。这些期刊多为宣传抗日救国，如《救国导报》一是“供给、报导民众正确的消息，提供战时知识，加强民众的认识”；二是在理论上，“展开反日本帝国主义、反汉奸的斗争”；三是“作为一个大众自由发表一切言论的园地，收集各方面的意见，集群思群策以集体的力量来推动我们的救亡运动。”[22]《生线半月刊》则是“一方面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作有系统的报导和分析，另一方面希望借此向我们同胞的呼号：我们能做些什么？要怎样做法？以及读者的参考。”[23](《编辑后记》)

八年抗日期间，温州当地创办的期刊至少有68种。此时期刊的服务对象，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即除原有的学生、政府和学会团体等特定人群外，更多地是面向温州的普通民众，并将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作为办刊的重点。呼声社认为温州文化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再提起国防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但“真正适合民众的读物始终没有出现”，为此，“针对着时代迫切的要求，负担起全民团结救亡的精神使命，‘呼声’便艰难而困苦的产生了”。在这里，“没有高深奥妙的救亡经验，也找不到卖弄技巧的晦涩文章，我们的文字，简明化，通俗化。我们的理论，具体化，科学化，‘呼声’的读者决不是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阶级，而是识字不多的劳苦大众和小学生们，我们要使他成为人人能懂，人人能看，人人能读的大众刊物。”[24]（《开锣》）而《战时民众》宣称该刊是“是专供一般文化水准不大高的普通民众看的”，具体目的有四点：一、“无知识的送他知识”，即扫盲工作；二、“使有知识的，增加他们的知识”；三、“在思想领导的队伍中，共同做领导思想工作”；四、“以行动方法，告诫一般社会大众，俾资动员整个的社会”。其登载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一、描出可歌可泣的民族战争和忠勇的事迹；二、揭破敌人的阴谋和军事政治经济的弱点；三、暴露无耻汉奸的丑态；四，把我们的力量宣示给大众认识以增强民众抗战的决心。”[25]

并且，温籍学人亦将木刻作为宣称抗日救国的重要艺术表现形式，将之普遍运用到期刊中去。在他们看来，木刻插图对于普通民众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来说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普通的民众，一边看图，一边识字，拟以迅速的方法，每一位阅者均印着深刻的印象，本来是艺术的东西，但抗战以来，这件东西在宣传效率上，确实收了相当的好果，可以兴，可以怨，尤其是对着不识字的同胞。”[25]为此，当时很多温州期刊或配有木刻插图，或设有木刻插图栏目。《明天》为综合性期刊，据“征稿简则”称：“凡宣扬三民主义，启发国家信念，鼓励民族正气，报导抗战史之稿件包括（木刻漫画）均所欢迎。”[26](《征稿简则》)《抗敌旬刊》则标榜文字与漫画并重，“罗致各方面正确的见解、言论、消息与用漫画素描写各种情况，定期刊出，献给在战壕里面的读者，以激发我战士们英勇杀敌的精神，揭露敌人侵略的暴行，来达到抗战最后的胜利。”[27]而《战时民众》亦设有木刻插图栏目，“拟要求无知识的大众得些知识，希望稍有知识的同胞，看了这，也能增加一些知识，以最大的决心，担任着做些肃清不正确思想的工作，又要以示范的方式，行动的方法，告诉一般社会大众，俾能动员整个的社会。”[25]甚者，随着木刻运动在温州的发展，温籍学人创办了《画阵》《战时木刻半月刊》《画兵》《木刻通讯》等一批在近代美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美术期刊。这些木刻期刊，其宗旨多为集中发表木刻作品或相关研究文章。这其中，《战时木刻半月刊》“以研究木刻，发扬民族精神，加强抗战艺术工作，增进宣传效率”[28](《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暑假绘画专修社简章》)；《木刻通讯》则不仅作为“永嘉县社员学习的园地”，同时也是“新木运工作者共有的苗圃”。[29]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因蒋介石发动内战而采取的新闻报刊封锁，民众创办期刊的热情陷入了低谷，在数量上仅有16种，且多为教育期刊，如《瓯声月刊》的创办是“为了业余的进修，及切磋磨琢的机会起见”[30]；《学校与家庭》旨在“谋学校与家庭的彻底联络”[31](《刊首语》)，来稿编辑以报导学校设施、记录家庭期望、加强学生家长与老师的联系、实行教养合一、造就健全儿童为主。相比之下，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温州括苍山区，中共浙南特委及其游击队需要党刊来及时分析形势，阐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联系浙南实际，宣传党的纲领，推动革命工作，从而激发了办刊热潮的到来。自1946年起创办了《工农先锋》（复刊）《新民主月刊》《浙南月刊》《新民主》（瓯北版）《工农丛刊》《锻炼》《新笔》等七种期刊，而在之前的二十年间他们仅创办了《永嘉周刊》《乐清青年》《工农先锋》《新文摘》等四种。据后人回忆，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刊的创办得到了当时中共干部的欢迎，“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指导工作，都起着积极的作用，这也促使浙南特委在继续办好党刊的同时，决心把党报创办起来。”[32]

[1]利济学堂报[J]，1897，（1）.

[2]黄庆澄.算学报[J]，1897，（1）.

[3] 陈虬.陈虬书札四[C]，汪康年师友札记第2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经世报》[J]，1897，（1）.

[5] 陈黻宸.陈黻宸集[M].中华书局，1995.

[6] 宋恕.宋恕集[M].中华书局，1993.

[7]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 孙延钊辑.孙诒让书札辑录（上）.文献[J]，1986，（3）.

[9] 钱态壎伯吹. 瓯海潮周报序.瓯海潮[J]，1916，（1）.

[10] 周予同.发刊词.瓯海新潮[J]，1920，1（1）.

[11] 姜琦.发刊词.新学报[J]，1920，（1）.

[12] 姜琦.开场话.瓯声[J]，19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