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新中

学术评价
——学术期刊与诚信制度

石新中

当下，学术期刊日益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尺度，甚至是唯一尺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政府在学术研究中投入的经费大幅增加，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数量也呈指数增长。学术评价也日益成为一个大众关注且影响中国学术发展，更进一步说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活动。然而，提起当前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尤其是以学术期刊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为学界屡屡诟病。

一、学术期刊作为评价标准的不足

过度依赖学术期刊作为评价标准，表现出如下不足：

(一)很多学术期刊依附于学术机构，而学术机构的经费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因此，学术评价中的行政主导就难以避免，即使设计了行政部门与学术评价的隔离机制，行政负责人依然可以影响评价的结果。

(二)当下几乎所有的学术机构都对职称评定、博士毕业、博士后出站、课题结项等须发表的最低论文数目做出了明文规定，但对论文的质量则并不重视。当然，这些论文只有发表在“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上才算数。此举造成了量化评价的过分使用。因量化评价有其容易操作、“客观”的一面，一定程度的使用是合理的，但当学术评价只以简单的量化指标来判断学者的学术成就时就不科学了。

(三)评价者一味强调论文的数量，但对同行就论文质量做出的判断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二、学术期刊承担评价职能的过程

由上可见，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无形之中代替了学术共同体而承担了学术评价的职能。何以如此？

“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等承担学术评价职能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程。90年代之前，许多学术机构判断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是依据论文被刊载于哪一个级别的刊物上，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原国家科委专门下发文件否定了刊物级别的划分。这是市场经济的理念在学术评价活动中的自然延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992年，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部门共同研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正式出版，随后在1996—2008年期间每隔4年都会出版新的《总览》版本，至2011年12月已出版了6版。在《总览》出版以后，学界转而把是否被《总览》列为“核心期刊”作为期刊分级的标准，并进而把论文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作为判断其水平高低的依据。教育部于2000年在南京大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在此之前，自1998年开始，该中心的前身即已开始编制“CSSCI”来源期刊（本文简称“来源期刊”），迄今已发布连续14年的“来源期刊”名单。一方面有教育部的官方背景，一方面因为“来源期刊”的确定更多的是根据论文被引频次的“客观”指标，似乎有更多的科学成分在内。因此，在“来源期刊”颁布以后，已有众多的学术机构以“来源期刊”来对学术期刊进行分类。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术机构进一步把“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少数影响力大的期刊称为“权威期刊”，或再根据“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影响力大小，将其分为A、B、C等类。各学术机构内部认定的“权威期刊”或“A”“B”类期刊的种类并不一致。目前，“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各有其适用的学术机构。

其实，编制“核心期刊”与“来源期刊”的初衷并不是要对学术期刊的质量进行区分。如，编制“核心期刊”最初的目的只是因为图书馆经费有限，面对数量庞大的期刊，图书情报机构需要确定哪些期刊登载某类文献比较集中，从而便于挑选订购。“核心期刊”只是登载某类文献较为集中的期刊而已。“来源期刊”的编者也一再说明引文数据的有限价值，“来源期刊”并不能直接与高质量的学术期刊简单画上等号。把“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作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标准显然是误用，再进一步把登载在“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上的文章视为高质量的论文，则更是不合逻辑。正如“核心期刊”的编者所言，“‘核心期刊’是通过统计期刊所发表论文的被使用量来评价的，是以文评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研究目的，是要为图书馆期刊订阅工作提供可资参考的工具……但是，反过来，如果将‘核心期刊’作为衡量论文水平的标准，以刊评文，那就可能发生谬误，因为从个体的角度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未必每篇学术水平都高，而非‘核心期刊’上也有高水平文章。因此在评价论文质量时，还应该请学科专家来评审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

如此简单易明的道理众所周知，但为什么大家仍把“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当作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并进一步把登载在上面的论文视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呢？

三、学术期刊承担评价职能的原因

学术期刊之所以在当下承担起了学术评价的职能，原因如下：

（一）在学术评价活动中，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评价机构首先要找到一定数量的同行专家，尤其是细分领域同行专家，而这并非易事。即使能够找到并组织这些同行专家进行学术评价，也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评价机构对这些同行专家作出的评价也常存质疑。有鉴于此，评价部门于是就经常选择简便易行的划分学术期刊等级进而衡量成果学术水平的办法。这正如当今中国的高考制度，大家皆知简单以分数高低录取的弊端，但又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它是相对最为合理公正的办法。

（二）总体来说，“核心期刊”“来源期刊”还是被社会公认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期刊。这些期刊都有一定的程序保障所发论文的学术水平。如学术期刊界普遍实行的“三审制”等。就笔者所知，在学界具有较高声誉的期刊多数都实行了双向匿名审稿制，有的期刊还会把一篇文章送交多个专家同时审核。换言之，人们相信“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所登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其背后是相信同行专家已经对这些论文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以刊评文的做法都是学术评价的异化。正如学者朱剑最近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所言，“因为其预设的前提是十分可疑的，即在横向上，视同一期刊发表的所有论文质量上无差异；在纵向上，视期刊的过去与现时无差异。这种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简单化有可能使论文评价和期刊评价同时陷入荒谬的境地，终将使学术评价走入死胡同。”

四、改变以刊评文完善学术诚信

如何改进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去除当前过度依赖期刊、以刊评文的怪相，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有学者提出，应把行政权力与学术评价隔离，回归由学术共同体实施学术评价、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取消以刊评文的怪相，等等。应当说这些建议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是切中当前学术评价要害的。笔者在此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学术评价的开展取决于两个要素：评价制度和评价者。当前的难点及关键之处不在于学术评价制度的设计，而在于如何重建学人的诚信。

重建学人在国人心目中的诚信不仅是学界自身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学界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大环境之外，治理学术领域的诚信缺失，社会各界的共识是：只有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才是治本之策。同时，治理学界诚信缺失，还应建立和完善科研人员的诚信制度。

其实，已有不少中国学者就学术诚信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针对当前中国学术评价的弊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建议，应建立全国联网的诚信数据系统。收集项目立项、项目评审、项目执行、经费使用、论文发表、成果验收等科研学术环节的信用信息。对研究单位、项目执行人、评审机构和专家本人，分别进行信用记录和存档。可以想象，一旦建立学者的诚信档案，把包括他曾经参与的学术评价等学术活动记录和存档，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供公众查阅，对评价者自身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学者就会异常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如此一来，学术评价的推行与学术期刊的发展才能走上健康运行的轨道。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