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华

(东莞理工学院 外语系，广东 东莞 523808)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李忠华

(东莞理工学院 外语系，广东 东莞 523808)

韩礼德一直以来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为其追求的长远目标。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渗透于韩礼德的语言思想与研究实践之中。文章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渊源和发展中所透射的语言社会本质属性观、韩礼德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对比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等三个方面探讨韩礼德的语言哲学思想，阐释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韩礼德；社会本质属性；辩证互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1.0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如纯理功能的思想、系统的思想、层次的思想、功能的思想、语境的思想以及近似、盖然的思想等为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常见之主题。然而，无论在语言学界还是哲学界，对于韩礼德的语言思想中所透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光芒却鲜有研究者论及。其实，早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韩礼德就已经明确地表述了其语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定位(Martin,2013：117-118)。文章从韩礼德的语言理论和思想中的语言社会本质属性观、韩礼德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对比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等三个视角，论证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2.0 语言的社会本质属性观

语言的社会本质属性和语言的社会功能从一开始就是韩礼德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深深根植于其语言哲学思想之中。从其理论渊源来看，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源于基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发展而来的欧陆语言学主流知识传统。其研究思想的主要来源为伦敦学派Firth的研究，另外还包括欧洲的语符学派、美国的人类语言学、美国传统和现代语言学以及中国传统和现代语言学等(Halliday，2009：106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于20世纪初成立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学派渊源颇深。该学派理论的四条宗旨为早期和当代系统功能语言学、尤其是韩礼德语言研究的理论根源，它们分别是：(1)视语言为关系网络，即语言的不同特征和方面都是相互联系而非孤立存在的；(2)视语言为由不同层级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3)强调语言的功能本质；(4)视形式为功能的衍生物，强调语言结构、形式根植于人们交际中所要表达的意义(Young，2011)。

布拉格学派的思想在Firth的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Firth认为：意义是语言解释的中心问题，因此语言描写和分析必须对意义进行描写和分析；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功能非常重要；话语的意义在于其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因为“任何具体的日常语言活动的意义不仅与特定的景象和声音环境相联系, 而且深深地根植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活动过程之中”(Palmer，1968：13)。

Firth的意义理论对其弟子韩礼德的语言研究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与Kress、Hasan和Martin的访谈中，韩礼德曾讲道：“实际上，在我看来，Firth的语言研究方法，即将语言置于其社会语境中的研究方法，完全无异于与我眼中的政治的研究方法。因此，从Firth那里我领悟到不能将语言与政治脱离开来。我颇认为，其思想的绝大部分都是如此，因而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完全匹配，而且是向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迈出的相当必要的一步”(Martin，2013：118)。韩礼德继承了Firth的语言观，主张从社会角度研究语言，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通过与同时代的社会学教育学家B. Bernstein互动并借鉴其在语言系统、语言功能和文化传递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语言研究的社会理据，进一步将Firth的语言思想发展为连贯的理论——系统功能语法。在《功能语法导论》一书的前言中，韩礼德开宗明义地指出设计该语法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语言是如何被使用的，即语言作为人类体验世界、沟通交流的基本手段的社会属性(Halliday，1985/1994)。在与Matthiessen合著的《通过意义解释经验：认识的语言分析》一书中，韩礼德重申了这一思想：他把人类对世界的体验看作“意义”, 而不是“知识”；认为对人类体验解释的任务应由一个建立在社会语境基础上的语义系统来完成(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

因此，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渊源来看，不难发现，语言的社会本质和语言的社会功能一直以来都是韩礼德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深深根植于其语言哲学思想之中。韩礼德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意义符号，其意义存在于语言的所有层面；语言交际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语言、社会和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Halliday，1978)。

韩礼德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语言不仅可以反映社会,反映人们的思想,而且语言具有相当强的建构能力,可以反过来维持、影响、建构甚至改变社会和人们的思想。韩礼德认为：“从最普遍意义上来说，语篇是个社会学事件，是一场意义的遭遇，通过这一事件(遭遇)构成社会系统的意义得以交流。正是通过个体以及其他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交往活动中的表意行为，社会现实才得以创造、得以有序维持，并且不断得以塑造和改变”(Halliday，1978：139)。这体现了韩礼德由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向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的转变。1998年，在与Thompson和Collins的访谈中，韩礼德再次阐明了其语言哲学思想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倾向(Martin，2013：163)。韩礼德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语言视为第二层面的现象，强调语言对现实的反映，忽视了语言建构现实的能力；而他则认为语言是物质过程和符号过程彼此影响的产物，语言符号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建构现实(常晨光，2012)。这种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在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语法隐喻实际上体现了语言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建构和重新建构的关系，阐释了语言如何通过语法隐喻将源于常识性认知的经验重构为隐喻式的认知和理解，体现了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塑造和改变作用。

3.0 韩礼德与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对比分析

在1986年与Kress、Hasan和Martin的访谈中，在谈及60年代初的语言研究时，韩礼德指出，“……当时的任何从政治的角度思考语言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尝试都太不成熟。它们探讨语言，却几乎完全无视实际语言使用”(Martin，2013: 117)。这反映了20世纪60至70年代韩礼德在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时世界语言学界所面临的境况。当时，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正处于巅峰时期，语言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受其影响，带有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子。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通过对韩礼德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创立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其哲学理论渊源为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坚持以人类学、社会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是将语言视为一种资源，而非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韩礼德阐述了其早期研究的核心思想之一，即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符号，并力图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诠释语言的性质和意义(Halliday，1978)。韩礼德区分了“能做”、“能表”和“能说”三个层次：“能做”即人类的行为潜势；“能表”即语言的意义潜势；“能说”为语言在实际语境中的使用情况。韩礼德认为这三个层次之间是一种体现关系：即“能说”体现“能表”，而“能表”则体现“能做”。从层次系统来看，词汇-语法系统体现语义系统，而语义系统则体现行为系统(Halliday, 1978)。

在儿童语言的发展方面，相对于乔姆斯基所倡导的语言天赋论，韩礼德坚持环境论的观点：他认为，儿童的语言发展受到其语言学习和使用环境的影响；语言学习和其他类型的学习并无二致；儿童所掌握的某一语言的具体特性源自环境。这与他所提出的语言作为社会建构的观点一致。在韩礼德看来，“学习表意是一个创造过程；儿童通过和周边的他人互动，构建一套符号潜势，可由其通往构成社会现实意义的大厦……构建现实的基础正是在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中。是意义的交换，或者说是对话，创造了现实”(Halliday，1978: 138)。韩礼德的环境论充分考虑了儿童语言发展的环境，包括其文化语境、具体的情景语境和与儿童互动的实际说话者，将儿童语言的发展置于人类的社会历史维度之中加以考察，从而使语言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审视和考察，体现了其语言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历史观。

韩礼德还反复强调语言进化功能论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语言系统是千百万年以来人们在使用中形成的；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因而就这些需要而言，语言的组织也是具有功能性的，而不是随意的；不仅如此，韩礼德认为，对语言形式组织的理解和解释也应遵照进化功能论的观点(黄国文，2007)。韩礼德的进化功能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发展观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意识和语言的发展都是发展变化的……语言和意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Holborow，1999：18-19)。

对比分析当代最伟大的两位语言学家的语言哲学思想，不难发现韩礼德的语言思想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无论是从其语言研究的生物体之间的社会学视角、其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环境论、还是其进化功能论，无一不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一致，它们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系统功能主义者所关注的不是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们怎样使用语言，以及语言结构是怎样服务于语言使用的(Eggins，2004：3)。韩礼德的语言哲学思想虽说源于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但从其本质上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因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基本观点就是对“语言是什么”的本体论超越，进而关注“如何是”、“怎样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的本质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的意指符号系统，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对人们的理解和认知行为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集中体现在能指符号的客观性、语言交往活动与社会交往实践的同构性、语言演变根源于社会实践系统等三个方面，而它们正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4.0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

语篇分析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韩礼德曾多次指出，他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之一就是提供一个既能分析口头语篇，也能分析书面语篇的理论框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经典著作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的第一版(Halliday，1985：xv)和第2版(Halliday，1994：xv)中，韩礼德明确指出，写该书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建构一个语法，使得我们可以对现代英语语篇作出合情合理的、有用的分析。在该书的第3版(韩礼德和Matthiessen合著)中，韩礼德再次明确指出，“该书的目的是尽可能描述和解释现代英语的意义建构资源；当我们在决定把语法的哪些部分应该包括进来，并考虑把理论阐述做到什么程度时，我们心中想的是那些要用语法知识来分析语篇的人”(黄国文， 2010：1)。在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韩礼德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的成立仪式上，韩礼德第一次正式提出了“appliable linguistics”这一新的语言学理论探索目标。他认为“适用语言学”应该关注解决人们在使用语言、制造意义过程中所面临内的诸多问题。他在2008年(Halliday，2008：189)进一步对该概念进行了阐释：所谓“适用语言学”就是指能适用于帮助众多在工作中需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语言打交道的人的语言学理论(常晨光、廖海青，2010：11)。尽管韩礼德在对“适用语言学”研究目标进行定位的论述中没有直接提及语篇分析，但其核心是围绕着语言的使用问题，即语篇问题。

基于语篇分析的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建构中一直发挥着中坚作用(Matthiessen， 2006：103)。无论是韩礼德早期的基于长篇汉语语篇《元朝秘史》之研究的博士论文，还是其后来关于英语语言的研究，大都以语篇分析为基础。其他系统功能学者，如Hasan、Martin和Matthiessen等，也都采用了相同或类似的研究方法。基于语篇分析的研究对于系统功能语言主义者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的重视。韩礼德认为，从大型语料库所观察到的频数就代表着该语言系统的盖然率(Halliday，2003：23)，因此对语篇的量化研究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语言本身密切相关(Halliday，2005：4)。

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和语篇是同一现象——从不同时间深度所观察的同一现象。(Halliday, 2005：82)他借用“气候”与“天气”的关系来类比系统和实例(语篇)之间的关系：系统如气候，语篇则如每天的天气变化模式。韩礼德进一步指出，系统和语篇是分别处在同一个例示化渐变群的两端，它们通过“例示化”连接起来的，处于两者之间的是子系统(从系统的视角)和实例类型(从语篇的视角)(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14)。从实例(语篇)的研究角度，我们可以研究某一特定语篇及其与其它语篇的关系。若该语篇具有某类语篇的特点，则视其为同一语篇类型，并进而通过该语篇类型实现在例示化渐变群上从语篇(实例)端向系统端的推进。该研究过程凸显了语篇分析的重要性。韩礼德认为，每一个英语口语或书面语篇，无论其有无录入语料库，都会对语言系统的整体盖然率产生微小的扰动，因此对系统的描述将会呈现逐次近似的状况，即描写分析所依据的语料库越大，对系统的描述就越准确(Halliday，2005：91)。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Tucker，1972：145)。因此，我们应当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而不是实践活动之外的某种“原生状态”的自然中去寻找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特殊的客观规律。人类的认识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过程。认识作为实践活动的自觉目的或计划完全可以通过实践活动的结果来证明它是否具有真理性。系统功能语言学走的正是这样一条理论联系实践的辩证发展的研究路径。早在20世纪60年代，韩礼德等(Halliday et al., 1964：139)就指出，“应用本身是重要的反馈渠道，理论就是根据在应用的过程中得到的启发不断被重新审视”( 常晨光、廖海青，2010：14)。系统功能主义者研究的是用语言做什么的问题，而非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对语言功能的描述能够更好地阐释语言是什么(Young，2011)。韩礼德进一步提出，语篇分析是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部分；语篇分析是对语言的实例描述，而实例描述本身就是语言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Halliday, 2008：192)。

韩礼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发展观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悉尼学派”语篇体裁理论的发展历史以及旨在发展人际意义理论的评价系统的建立都是以语篇分析实践为基础的。Matthiessen(2006)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四阶段建构模式：(1)在特定的理论框架范围内对语篇进行分析，(2)根据一定数量的语篇分析、在特定的理论框架内对语言进行描述，(3)根据已经存在的描述、从类型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类型划分，(4)建构理论模式(黄国文，2010：3)。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发展关系。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经常应用在其它研究领域，如语言习得与教学、翻译研究、人工智能等，其中在批评话语分析和多模态研究中的应用尤为普遍。韩礼德的社会符号理论、语境理论、纯理功能思想、多层次系统观、隐喻理论，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很多研究中得以频繁运用，如Fowler et al.(1979)，Fairclough (1992,2001)，Lemeke(1995)等。正如Young & Harrison (2004：2-3)所述，很多批评话语研究者“在其理论框架和分析中都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有不同程度的关注。早期的研究者通过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纯理功能成分的分析来审视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随着批评话语分析发展成熟为一个研究领域，有些研究发展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之外的一些领域；然而，所有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都认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情景语言事件批评研究中的重要中心地位。”多模态研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的另一重要领域。Halliday(1978)认为，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共同构成社会现实的意义大厦，即一个总的意义系统，而语言只是众多的意义制造资源之中的一种，这是多模态研究的理论根源。不仅如此，在O’Toole(1994)，Lemeke(2002)，Kress & van Leeuwen (2006)以及O’Halloran(2008)等的多模态研究论著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纯理功能的思想和多层系统观等理论发挥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作用。这充分体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即关注解决人们在使用语言、制造意义过程中所面临内的诸多问题。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篇分析的重视及其在批评语篇分析和多模态研究实践中的运用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即从认识源于实践，并能动地作用于实践和指导实践，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通过研究语言符号交往的实践物——语篇，能够进一步解释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意义系统和意义潜势的本质，揭示和认识人类语言符号发展和运行的特殊规律。

5.0 结语

韩礼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分散和渗透在其语言研究思想与实践之中。韩礼德在谈及自己语言学探索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四大具体任务之时，曾明确指出其中之一便是“在英国共产党时和一群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或者至少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语言学的追求：这种语言学重视当时被忽视的语言和语言变体，如与书面语相对的口头语言、非印欧语言，尤其是前殖民地区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相对于‘标准语言’的方言等”(Halliday，2010：14)。韩礼德至始至终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以实现自己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理想。正如韩礼德在于Kress等人的访谈中所述：“我一直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视为自己追求的长远目标，即致力于在政治语境中研究语言。但是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后退一步，以便从更深层次研究语言的本质”(Martin，2013：118)。在他50多年对语言本质的不懈的探索和研究中，韩礼德一直努力追求着自己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的长远目标。

[1] Eggins, S.AnIntroductionto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M]. London: Continuum, 2004.

[2] Fairclough, 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3] Fairclough, N.LanguageandPower[M]. London: Longman, 2001.

[4] Fowler, R., R. Hodge, G. Kress & T. Trew (eds.).LanguageandControl[C]. London: Routledge, 1979.

[5] Haegeman, L.IntroductiontoGovernmentandBindingTheory[M]. Oxford: Blackwell, 1991.

[6] Halliday, M. A. K.LanguageasSocialSemiotics:TheSocialInterpretationofLanguageandMeaning[M]. London: Arnold, 1978.

[7]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code and language as behavior: A systemic-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and ontogenesis of dialogue[A]. In R. Fawcett et al. (eds.).TheSemioticsofCultureandLanguage[C].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4.

[8] Halliday, M. A. K.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M]. London: Arnold, 1985/1994.

[9] Halliday, M. A. K.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A]. In J. Webster (ed.).TheCollectedWorksofM.A.K.Halliday(Vol. 3) [C]. London: Continuum, 2003.

[10] Halliday, M. A. K.ComputationalandQuantitativeStudies(Vol. 6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edited by J. Webster)[C]. London: Continuum, 2005.

[11] Halliday, M. A. K.ComplementaritiesinLanguag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12] Halliday, M. A. K. Systemic theory[A]. In J. L. Mey (ed.).ConciseEncyclopediaofPragmatics(2nded.)[C]. Oxford: Elsevier, 2009.

[13] Halliday, M. A. K. Pinpointing the choice: Meaning and the search for equivalence in a translated Text [A]. In A. Mahboob & N. K. Knight (eds.).AppliableLinguistics[C]. London: Continuum, 2010.

[14] Halliday, M. A. K., A. McIntosh & P. Stevens.TheLinguistics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M]. London: Longman, 1964.

[15]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ConstruingExperienceThroughMeaning:ALanguage-basedApproachtoCognition[M]. London: Continuum, 1999.

[16]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3rded.)[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17] Holborow, M.ThePoliticsofEnglis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

[18] Kress, G. & T. van Leeuwen.ReadingImage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9] Lemke, J.TextualPolitics:DiscourseandSocialDynamics[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5.

[20] Lemke, J. Travels in hypermodality[J].VisualCommunications, 2002,1(3):299-325.

[21] Marx, K. & F. Engels.TheGermanIdeology[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4.

[22] Martin. J. R. (ed.).InterviewswithM.A.K.Halliday:LanguageTurnedBackonHimself[C]. London: Bloomsbury, 2013.

[23] Matthiessen, C. M. I. M. Frequency profiles of some basic grammatical systems: An interim report[A]. In S. Hunston & G. Thompson (eds.).SystemandCorpus:ExploringConnections[C]. London: Equinox, 2006.

[24] O’Halloran, K.MathematicalDiscourse:LanguageSymbolismandVisualImages[M]. London: Continuum, 2008.

[25] O’Toole, M.TheLanguageofDisplayedArt[M].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 Palmer, F. R. (ed.).SelectedPapersofJ.R.Firth1952-59[C]. London: Longman, 1968.

[27] Tucker, R. C. (ed.).TheMarx-EngelsReader[C].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2.

[29] Young, L.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A]. In J. Simpson (ed.).TheRoutledgeHandbookofAppliedLinguistics[C]. London: Routledge, 2011.

[30] Young, L. & C. Harrison. (eds.).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and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StudiesinSocialChange[C]. London: Continuum, 2004.

[31] 常晨光.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视角[J]. 当代外语研究，2012，(3)：18-21.

[32] 常晨光，廖海清.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适用语言学探索[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5)：11-14.

[33] 黄国文. 作为普通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J]. 中国外语，2007，(5)：14-19.

[34] 黄国文. 语篇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建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5)：1-4.

On Halliday’s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LI Zhong-hua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China)

Halliday always sees what he is going towards as, in the long run, a Marxist linguistics, and Marxist orientation permeates his research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e paper studies Halliday’s Marxist linguistic philosophy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namely, his view of the social nature of language reflected in the roots and development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lliday’s and Chomsky’s linguistic philosophies, and the dialect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terpreting Halliday’s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Halliday; social natur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2013-03-21

李忠华(1972-)，男，汉族，湖北天门人，东莞理工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H0-05

A

1002-2643(2013)06-003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