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诗学中的“自然”

2012-12-09张振亭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张振亭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吉林延吉133002）

“自然”本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使用频率极其频繁、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内涵意蕴颇为丰富的一个多元复合型范畴。同时，由于韩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历史上的无可争辩的亲缘关联，也使得“自然”成为韩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活跃的范畴典型。特别是在韩国古代诗学批评话语中，“自然”的境界甚至是韩国传统文学创作所追求的至高审美理想的象征。同时我们也清楚地发现，韩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自然”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无法掩饰其浓浓的中国情结。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理所当然地认为韩国古代诗学中的“自然”范畴就是对中国“自然”传统的简单复制与照搬。由于中韩传统文化差异的客观性存在，因此韩国古代在受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绝非完全被动与消极的受容，也不可能完全丧失自我的民族文化传统意识与价值体系。所以，韩国古代文化与中国传统的碰撞与交流，并不是一种文化强势地吞噬了另一种文化，而是在一种良性互动中加深了彼此的认知与认同，并促进了各自文化的更新与流传。这应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客观事实。即便是在当今美国强势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与语境中，韩国与美国无论因何种利益集团捆绑得多么结实，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未因此而丧失，也没有或不可能被美国的强势文化所吞并。雅斯贝尔斯有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价值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因此，我们可以说，发端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然”范畴在韩国古代诗学批评话语中的“历史回现”［1］就形象地注解了中韩传统文化交流的历史真实。

一、“自然”的本义

“自然”之谓，源于道家，是道家思想的精髓。古老的道家将“自然”奉为“道”本体的至高品格，故而在道家哲学中，“自然”属于本体论的范畴。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可见，“自然”与“道”是同一的。然而，道家所谓的“自然”，并非指自然界，其归趣在于自然而然，排斥人为假饰，其根本性质是“无为”。但“无为”绝非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以西方哲学思维衡量，其中的“无为”是指无条件地尊重客观规律，即“合规律性”，也就是“真”；“无不为”是指在恪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现自我的目的，即“合目的性”，也就是“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真与善的有机统一，就是“自然”所追求的完美境界。

“自然”虽不等同于自然界，但与自然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自然界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而且是先于人类的存在，所以，“自然”的意识建基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感性知觉的前提下。韩国古代的文化哲学有着浓重的自然崇拜意识，“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大自然带有人的属性；那么在韩国古代文化中，却是人带有大自然的属性”。［2］韩国古人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皆源于自然，因此韩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无不渗透着韩国古人对自然界的认知与思考，自然的理念也就无处不在。尊重自然，与自然同一，是韩国古人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与理想。朝鲜朝张维言：

夫道，亦自然而已矣。子之言者，何其多方也？吾为子言其自然：天非自然，无以为天；地非自然，无以为地；人非自然，无以为人；物非自然，无以为物，自然尽之矣。何用多方？去自然而言多方者，其于道远矣。天以自然而生万物，万物以自然而各生生。自然而大，自然而小；自然而可，自然而不可；自然而生，自然而死。芸芸职职，自然具足；职职芸芸，无不自然。［3］

人世间的一切甚至包括不可见的“道”都“自然而大，自然而小；自然而可，自然而不可；自然而生，自然而死”，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者，天地流行之理也；自然者属乎天，非人力之所能增减”。［4］所以，“无为”是人类处理人与天道自然关系的最佳选择。关于“无为”，韩国古代哲人是这样理解的：

所谓无为自然者，因其有而有之，因其无而无之，循其理而顺往，斯之谓无为自然也。乃庄生则方且“从无生有，从有生无”。是非之不混，而强欲混之；物我之不一，而强欲一之；祸福夭寿之不齐，而强欲齐之；穷通荣辱之不同，而强欲同之，天下之终不可无为。而强欲无为，凡天下万物之理，必欲反其性而舛之。有心用智，莫甚于斯。无为自然，讵若是耶！［5］

意谓“无为”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而是要“因其有而有之，因其无而无之，循其理而顺往”，即应该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确立需求的目标与确定行动的方向，“斯之谓无为自然也”。虽然“无为”是行之有效的准则，但不能“强欲无为”。否则，将会导致“天下万物之理，必欲反其性而舛之”的不良效果。那么，在具体实践中究竟如何践行“无为”的原则？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有一个原则是被普遍认同的，即“随遇而安”，如高丽文人李荇云：

安者，物之性。天安于上，地安于下；江海安于动，山岳安于静。此皆性之自然者也。惟人具物之性，而随其所遇以为安。其在上也，安乎天；在下也，安乎地。至于动也、静也，无不皆然。是所以尽人之性也。［6］

意谓“随其所遇以为安”——“随遇而安”是个体践行“无为”原则的极佳方式，这既可以达到“在上也，安乎天；在下也，安乎地。至于动也、静也，无不皆然”的效果，又可以“尽人之性”，即在最大限度上充分发挥自我的潜能，以实现自我的需求。

总之，在韩国古代文化哲学中，“自然”的蕴涵基本上承袭了中国道家传统的自然观，自然的法则作为一种绝对的客观精神与“道”一样无处不在，无物不有，其“无为”的价值取向既是践履“道”的精神及达于“自然”境界的原则，也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准则。故此，“自然”也是韩国传统文学创作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

二、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自然”

在中国古代诗学批评话语中，“自然”有时亦指“天然”。概而言之，其内涵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指文艺创作本于自然、效法天地，即“造化”之谓。如言：

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7］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8］

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9］

其二，指文艺创作上的自然而然，不假修饰，即“无为而文”，也就是说，文艺作品的创造纯发自内心或本心自然。例如：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0］

诗也者，率其自道所欲言而已。以彼体物指事，发乎自然，悼逝伤离，本之襟度。盖悲喜在内，啸歌以喧，非强而自鸣也。［11］

其三，指文艺创作中所达到的自然纯熟的境界，不假思虑而自工，不求法度而自合于法度。例如：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2］

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闲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13］

其四，指对文艺作品的审美评判，意谓创作如天造之物，自然成文，无斧凿之痕。例如：

（李白之诗）大巧自然，人力何施？［14］

（杜甫之诗）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15］

（顾恺之之画）其笔意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16］

（王羲之之书）天质自然。［17］

其五，指文艺作品的品第中之最高品位，亦即指文艺作品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例如：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18］

先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19］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自然”，被强调得最为突出、被阐发得最为充分的内涵是指文艺创作中的“无意”或“无为”，意即自然而然、不假修饰的文艺创作的审美理想。而这也是韩国古代诗家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

三、“自然”：韩国古代文学的终极审美追求

韩国古代诗家虽没有如中国传统那样，对“自然”范畴展开多元化的理论探究，但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将“自然”作为一个先验性的概念，直接运用于韩国古代诗学的具体批评实践之中。在古代的韩国，“自然”作为一个文艺美学范畴，虽源于道家，但并不局限于道家。它已深深地积淀为韩国古代整个民族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诉求。韩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多元复合型文化，其中的各家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美学诉求与理想，但却都集体无意识地将“自然”视为其最高的审美理想、文学最高的艺术品位。“自然”之美也就进而成为韩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适的价值追求，崇尚“自然”始终是韩国古代诗学批评史的主流。李仁老《破闲集》言：

夫得道者之辞，优游闲淡而理致深远。虽禅月之高逸，参寥之清婉，岂是过哉？此古人所谓“如风吹水，自然成文”。［20］

李仁老认为得“道”的文本，会给人以“优游闲淡而理致深远”的美感体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效应，在于诗人的创作不假伪饰，“如风吹水，自然成文”。“自然成文”是实现诗歌创作审美理想的有效原则。

到朝鲜朝时期，“自然”范畴更是被众多诗家奉为诗歌创作的至尊法宝，他们纷纷将“自然”作为其审美理想的代名词。但是，怎样才能臻于文学的“自然”妙境呢？一些朝鲜朝诗家以为“无意为文”是实现文学自然美理想的极佳创作取向，如徐居正言：

盖天地有自然之文，故圣人法天地之文；时运有盛衰之殊，故文章有高下之异。“六经”之后，惟汉、唐、宋、元。皇朝之文，最为近古，由其天地气盛、大音自完、无异时南北分裂之患故也。吾东方之文，始于三国，盛于高丽，极于圣朝。其关于天地气运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况文者贯道之器，“六经”之文，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后世之文，先有意于文，而或未纯乎道。今之学者，诚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经，不规规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则其所以羽翼圣经者，必有其道矣！［21］

徐居正认为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下，是受“时运盛衰”制约的，而时运的盛衰又是天地“自然之文”的具体表现，所以作为“贯道之器”的文章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本真样貌，就不失为“贯道”之文，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难事，只要诗人能“心于道，不文于文；本乎经，不规规于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他笔下的诗歌就自然“有其道”。其中最关键的是不要刻意为文。徐居正极为赞赏“六经”之文，因为“六经”“非有意于文，而自然配乎道”。而后世之作往往是“先有意于文”，最终却未必“纯乎道”。“非有意于文”深刻地揭示出了“自然”范畴审美蕴涵的特质——无意。

所谓“无意”，即指创作中的无意识、无目的、非理性、非功利与自发性等。“无意”揭示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它也是韩国古代诗家阐释文学“自然”境界的惯用语。宋寅言道：

大抵古人之所谓文者与今人异，古人之文无意于为文者也。夫云行雨施，日照月临，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贲饰者，天地之文也。天地不自知其为文。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动作有威仪，言语为经籍者，圣贤之文也。圣贤不自知其为文。是故，古之人以道为文。以道为文，故不文而为文。噫！孰知夫不文之文，是乃天下之至文耶！以之为语《孟（子）》，以之为“六经”，以之为《三百篇》；或奇或简，或劝或戒；旨趣之精，声律之协，咸出于自然耳！何尝若后人之牵强作意，雕朽镂冰者之所为哉？［22］

宋寅以为，古人之文与后人之作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自然。后人之作往往“牵强作意，雕朽镂冰”，是刻意而为之，显然有悖于自然之美的“无意”。古人之文常常“无意”为之，虽风格“或奇或简，或劝或戒”，但“旨趣之精，声律之协，咸出于自然”。可见，无意为文的效果明显地强于刻意为文。然而，“无意”并非毫无理性地率意涂抹，而是面对“道”的“无为”选择。所以，实际上古人是“以道为文”的，故而才能达到“不文而为文”的自然美境地。由于是“无意”自然创作的结果，因此，“不文之文”才是无以伦比的“天下至文”，亦为文学的至高品位。韩国古代诗家有言：“诗不可作，境与神会，自然为诗”。［23］

“无意为文”被韩国古代诗家视为实现文学审美理想的诗艺原则，但“无意”之谓是个模糊性的概念，显得过于笼统而宽泛。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如何才能达于“无意”为文的创作佳境呢？对此，韩国古代诗家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张显光言：

高明覆帱，天之然也；博厚持载，地之然也；日月星辰，象之然也；山岳川渎，质之然也；寒暑昼夜，时之然也；风云雷雨，气之然也；动植飞潜，物之然也。观其然，则可知其所以然矣；有其所以然，故斯为所必然矣；有其所必然，故斯为所当然矣；有其所当然，故斯为所固然矣；有其所固然，故知其为所自然矣。起于所以然，成于所自然。而所必然、所当然、所固然者，在其间矣。所以然者，原其始也；所必然、所当然、所固然者，指其实也；所自然者，要其终也。立此五个“然”，而理之为理可识矣。然理非有待于五者之序而成也。人之所以认取此理者，须用五个“言”，顺其相因之序而并观之，然后庶可以有所据而得其实矣。五个“所”者，有定之辞也；五个“然”者，形气之着也。曰“以”曰“必”曰“当”曰“固”曰“自”者，互验之目也。然则外天地万物万变万化而能观理乎？惟在吾人能默会之耳。［24］

张显光在此阐明了创作主体“无意”为文的前提条件，即诗人进行创作之前的准备与积累。要而言之，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善于观察世间的万事万物，不但要“观其然”，更要“默会”其“所以然”、“所当然”与“所固然”，这样才会洞悉世间万物“所自然”之理，即“理之为理可识矣”。这是文学创作所必备的主观内在的素养与修养，以此素养与修养为基础进而形成作家的创作个性，这就是“无意”为文的要件。

然而，有创作个性并不一定就会创作出“无意”之文，韩国古代诗家认为要将诗人的创作个性完满地呈现出来，首先诗歌的话语必须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即“言出于自然”，如李珥言：

人声之精者为言，诗之于言又其精者也。诗本性情，非矫伪而成，声音高下出于自然。《三百篇》曲尽人情，旁通物理，优柔忠厚，要归于正，此诗之本源也。世代渐降，风气渐淆，其发为诗者，未能悉本于性情之正，或假文饰。务说人目者多矣。［25］

李珥指出，人之声音的精华是语言，诗又是人类语言的精华。诗的根本在于抒写“归于正”的性情，而诗要“曲尽人情”之正，不可“矫伪而成”、“或假文饰”，必须使“声音高下出于自然”。意谓文学的自然境界，首要的是作为文学作品第一要素的文学语言的自然书写。

其次，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观情感应自然地流露，即“情出于自然”，这一理念在韩国古代诗家中是被普遍认同的。

吾东文献之盛比埒中华，盖自荐绅大夫一倡于上，而草茅衣褐之士鼓舞于下，作为歌诗以自鸣。虽其为学不博、取资不远，而其所得于天者故自超绝，浏浏乎风调近唐。若夫写景之清圆者，其春鸟乎？而抒情之悲切者，其秋虫乎？惟其所以为感而鸣之者，无非天机中自然流出。［26］

韩国古代诗家认为，“吾东文献之盛比埒中华”，上自“荐绅大夫”，下至“草茅衣褐之士”，皆自乐于“为歌诗以自鸣”，虽然他们可能“为学不博”，但他们“其所以为感而鸣之者，无非天机中自然流出”，即他们的诗歌大都“情出于自然”，故而可“比埒中华”。所以，韩国古代诗家习惯于将“情出于自然”与否作为评判诗歌品位高下的一个主要衡量标准，如其所言：

诗之为教，发乎性情，止乎义礼，如天籁之鸣。自然而然。小而一身之动定，大而世运之升降，靡不由之。［27］

歌者言其情也，情动于言，言成于文，谓之歌。舍巧拙，忘善恶，依乎自然，发乎天机，歌之善也。［28］

他们都将诗视为传达人类情感的媒介，但诗歌情感的抒发要如“天籁之鸣”，就必须“舍巧拙”、“忘善恶”，而“依乎自然”，“自然而然”，方不失“诗之为教”的根本，亦为“歌之善也”。

总之，“自然”是韩国古代诗学批评体系中最为活跃的核心范畴。它寄寓了韩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至高审美理想，也是韩国古代诗家评判文学文本品位高下的主要衡量标准。

［1］［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2］蔡美花．高丽文学审美意识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26．

［3］张维．溪谷先生集·卷之三·设孟庄论辩［A］．韩国历代文集丛书705卷［Z］．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416．

［4］崔汉绮．推测录·卷二·推气测理·自然当然［A］．韩国历代文集丛书56卷［Z］．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263．

［5］金柱臣．寿谷集·卷之一·南华精粹序［A］．韩国历代文集丛书243卷［Z］．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83．

［6］李荇．容斋先生集·卷之九·安亭记［A］．韩国历代文集丛书1929卷［Z］．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187．

［7］李梦阳．诗集自序［A］．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三）·明代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4．

［8］蔡邕．九势［A］．陈思．书苑菁华［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