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永 宁

（湖南科技学院 思政部，湖南 永州425100）

中国模式是目前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学者们却鲜有提及和深入探讨。反思中国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模式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研究中国模式的关键词

中国模式的研究涉及到提出背景、历史建构、当下解读、未来发展等几个宏观方面，探讨的问题包括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为什么提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何意义、中国模式向何处发展等。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中国模式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权问题。目前，中国模式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热议，但关注的主流来自西方而非中国。由于观察视角、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解读虽然不乏客观评价，但也有不少偏离甚至背离了中国实际，由此造成了对中国的某些误解、误读，甚至是恶意的攻击和诽谤。正因为如此，国内不少学者提出应慎用、慎提中国模式一词，并主张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案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等概念来取代中国模式的提法，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采取回避或消极应对的态度。这导致在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中，西方话语始终占据着主导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第二，中国模式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中国模式的探讨不仅要立足中国国情，还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目前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评价大多基于西方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资源。这其中虽不乏可鉴之处，但不少理论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背离的。诚如有学者所言，一些西方学者和政要在谈论中国模式时，会经常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如果把中国取得的成就归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等于承认他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失败”的许多论断是错误的。如果他们肯定中国的成就又肯定其方法和价值，那就等于否定了西方本身的价值，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愿看到的。［1］与此同时，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离开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探索的既有成果，热衷于用西方的概念体系去解读中国人民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创新，结果掉进了西方概念的陷阱”。［2］可见，能否对中国模式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回答，能否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作出有力的回应，这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话语权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三，中国模式研究的合理范式问题。中国模式的探讨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研究范式，但一些学者在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如概念不清楚、方法不正确、思路不清晰、目标不明确等缺陷。例如，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这种表述是否意味着这三个概念在内涵、外延和实质上等同？还有学者认为，“模式”就是“典范”、“榜样”，提“中国模式”就是为其他国家提供典范、样板。可世界上除了中国模式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类型的模式，如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印度模式、拉美模式等，这些模式是否都应理解为“典范”、“榜样”？有学者提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制度、经验、做法还不“成熟定型”，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可世界上哪里又存在着完全成熟定型的模式呢？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曾经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这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模式虽有不成熟不定型的一面，但也有较成熟定型的一面；即便是成熟定型的一面，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否则就与僵化无异了。

中国模式的诸多问题虽然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彼此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共同构成了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域。如果孤立地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就有可能顾此失彼，或偏离正确的方向，或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国模式之争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各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及标准的不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模式的认识上，“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模式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也要关注它是怎么组成的。与中国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模式形成的原则。一旦认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就要去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4］只有找到这个关键词，我们才能获得解决中国模式问题域的金钥匙。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5］因此，要想从逻辑上科学阐明中国模式的内涵、结构、特点等，就必须首先从历史角度厘清中国模式的建构和发展。从历史上看，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全国人民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因”，那么中国模式就是“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模式建构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建构之“基”、成功之“道”、发展之“脉”。所谓建构之“基”，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模式建构的根本原则，而且为中国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要素，奠定了基本框架；所谓成功之“道”，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根本经验、根本机制；所谓发展之“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根本思路、基本路径，决定着中国模式的走向和命运。［6］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模式建构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模式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的解读之“本”，亦即解读中国模式的合理视角和有效范式。建构之“基”、成功之“道”、发展之“脉”、解读之“本”，这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研究中国模式关键词的根本依据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读中国模式的合理视角

合理的研究视角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中极为重要。如果将中国模式比做是“全牛”，那么合理的研究视角就是那“节之有间”。唯有找到这个“间”，才能“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馀地矣”。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解读中国模式的合理视角，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模式核心问题的关键。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矛盾而存在的，认识事物就是认识矛盾。而矛盾有主次之分，唯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虽然在中国模式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我们必须看到，“什么是中国模式”在所有问题中居于核心地位。唯有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诸如有没有中国模式、该不该提中国模式、如何对待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学术界许多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事实上都取决于对该问题的回答。譬如，如果将中国模式理解为中国典范、中国样板，那么对于上述系列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就是否定的。但如果将中国模式理解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样式”、“类型”，那么中国模式的探讨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什么是中国模式”主要涉及到对中国模式内涵的回答，进而涉及到对中国模式外延、实质及特征的认识。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学术界的观点也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解读什么是中国模式提供了合理的视角。由于事物的本质在于指明该事物内部诸要素内在的、必然的的稳定的联系。因此，要科学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实质，就必须做好两点：首先，从中国模式建构的诸多要素中找出根本的、决定性的要素；其次，从中国模式建构的根本要素的诸多关系中找出根本的、决定性的关系。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模式建构的根本原则，而且为中国模式的建构提供了根本要素、根本机制，奠定了基本框架，因而也就在实际上规定了中国模式建构根本要素之间内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因此，要科学界定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实质，就必须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运动，从中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化”的主体这三个根本要素之间的根本联系。综观当下各类关于中国模式的界定，无不是围绕此联系展开，只不过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模式界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各自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例如，有的界定突出中国模式的国情基础、建构主体，将中国模式理解为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模式；有的界定突出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质，将中国模式理解为社会主义模式；有的界定则突出中国模式的发展主题，将中国模式理解为发展模式或者现代化模式等。所以唯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才能实现上述界定的有效统合，亦即中国模式应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模式、社会主义模式、发展模式三者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的根本。中国模式的提出，旨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此，国内外学者纷纷给出了各自的答案，但总的来说，从“形而下”的具体操纵层面进行罗列和归纳的多，从“形而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进行概括和总结的少。即便是学术界已经总结出来的一些所谓中国经验，如渐进式改革、市场转型、国家主导、经济优先等，在一些学者看来，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因为这些经验在其他一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曾拥有过。［7］因而它们并不能有效体现中国模式的内涵和本质，也不能充分显示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更非中国模式特色之根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都会对不同阶段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只要稍作注意，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历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经验加以总结，反复强调唯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中国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经验教训的根本概括和总结。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乃至“中国特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上述各概念之中，并将上述各概念有机地连结在一起，因此其内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生成之源泉、阐释之根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就找到了中国模式之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基点，就能有效地解读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不足。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可以是国内各种合理研究视角的有效统合。目前，国内研究中国模式的视角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既有历史的，也有逻辑的；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既有经济学学科的，也有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实现上述中国模式各类研究视角的有效统合。根据在于：从中国模式的纵向发展看，中国模式的生成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从中国模式的横向结构看，中国模式的整体及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从中国模式的核心机制看，中国模式的建构、运作及成功的根本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互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建构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是贯穿中国模式各类合理研究视角中的基本脉络。因此，对于国内任何一种合理的研究视角而言，无论其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的方法如何特殊，都必定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应以此为基点。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的其他研究视角，也不否认这些研究视角会给我们带来某些启示，但如果这些研究视角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倡导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点上，中国模式各类合理研究视角能够获得高度的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研究中国模式的有效范式

“范式”一词，最先由美国学者库恩提出。在库恩看来，所谓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成为研究中国模式的有效范式，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契合库恩所提“范式”概念的基本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中共领导人所提倡。［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包括“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就是倡导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根本范式来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经验的研究。因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各学科的根本的研究范式，亦应成为中国其他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根本的研究范式，亦即应成为其根本的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8］同样，这也适用于中国模式的研究。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根本目标。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但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尽管目前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目标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成为中国模式研究的根本目标。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推进中国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对中国实践经验进行提升，用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体现着理论目标和实践目标的有机统一。具体到中国模式而言：在理论上，我们应通过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共领导人的相关思想，开展马克思主义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例如，“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有人认为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的，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领导人也有关于“道路”、“模式”问题的相关论述和思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其中包含的合理思想予以吸收，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最终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关于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与时俱进。在实践上，我们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通过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积极借鉴国外关于中国发展的评价，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发展的成败得失，完善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无论国内各学科研究中国模式的具体目标为何，其根本目标都应是中共一再强调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其实质就是要不断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根本方法。在中国模式的探讨中，西方媒体和学者与中国学者之所以分歧明显，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西方学者和媒体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国情，二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模式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例如，西方左翼新自由主义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行了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等，所以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事实是，中国的上述政策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化、自由化有着根本的区别。［8］如果仅凭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某种相似性，就武断地认为中国模式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那就意味着这些论断没有认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也没有认清当今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必须坚持的立足点。此外，西方学术资源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匮乏和理解的相对混乱，决定了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基本上是运用西方的学术资源，遵循西方文化的内在逻辑提出的。他们观察中国模式的结论虽有借鉴之处，但也非常杂乱且难以令国内学者信服。事实上，中国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资源，以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解读中国模式，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如同此前国际上一度流行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一样，西方理论范式中的“中国模式论”亦未能合理地解读中国发展的客观事实。所以中国模式的研究需要坚持两个根本原则：一是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个根本原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强调的根本点，而且二者之间内蕴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如共性与个性、决定性与选择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之所以能如此，根本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和广阔的解释空间。我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对关于中国模式的一系列问题作出科学而系统的回答。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模式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评价标准。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自然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是，无论各学科研究中国模式的具体评价标准为何，最终决定中国模式研究选题及研究成果是否有意义或价值以及有多大意义和价值的，还在于它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衡量中国模式研究中理论创新程度的有效标尺。目前，不少学者借鉴于西方理论学说或者中国传统文化来研究中国模式，藉此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中应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总结目前中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应警惕三种教条主义倾向：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二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三是对待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三种教条主义都会使中国模式的研究偏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使中国模式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受到极大遏制，并使其日益脱离正确的轨道。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各学科理论创新的有效标尺地位。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中国模式的研究中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精华和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糟粕的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成为中国学术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上的国际身份和象征。世界文化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能世界化。当代中国学术在中国模式问题上要想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特色，亦即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黑格尔在写给沃斯的信中指出：“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9］同样地，唯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规范中国模式的研究，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我们才能让中国模式说汉语，在世界上发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声音，并在此基础上激浊扬清，去伪存真，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处理中国模式研究中学术性和政治性关系的有效工具。目前，学术界有人提出中国模式的研究应该去政治化，原因在于一些学者的研究过于侧重政治上的宣传教育，学术含量不够高。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中国模式的研究应该注重社会主义的坚守和宣扬，因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模式的底色，脱离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中国模式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和方向。这就涉及到中国模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中国模式研究中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处理该问题提供了根本尺度。理由在于：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它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有效工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在它不仅致力于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还致力于指导人们有效地改造世界，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科学性是革命性的前提和基础，革命性是科学性的目的和归宿，二者不可分割，亦不可偏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统一的具体体现和实现路径。以此推及至中国模式的研究可知，学术性和政治性并非势同水火、绝不相容，而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如果说学术性主要在于求“真”，那么政治性就主要在于求“善”，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二者在作为根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得到了高度统一。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模式的研究应体现学术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中国模式研究中学术性张扬的根本和保障。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毫无鉴别地突出西方话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模式的研究应突出政治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使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脱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片面强调“学术凸显，政治淡出”，中国模式的研究就会远离中国社会现实，偏离正确轨道，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强调的“有的放矢”这一基础上，中国模式研究的学术性和政治性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国内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各有其特殊性，彼此之间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范式自然存在差别，不可能无限通约。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研究中国模式的合理范式，不是说要以此来否定乃至取消各学科既有的研究范式，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是国内各学科在研究中国模式的过程中共同遵循的根本的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

［1］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J］．前线，2010，（2）．

［2］ 秦益成，翟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J］．政治学研究，2010，（3）．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4］ 支振锋，臧劢．新中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述评［J］．政治学研究，2009，（3）．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6］ 欧永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模式中的地位［J］．学术论坛，2011，（3）．

［7］ 常欣欣，毛德儒．近年来“中国模式”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与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2）．

［8］ 汪信砚．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江汉论坛，2008，（11）．

［9］ 黑格尔通信百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