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飞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吉林 长春130012）

自由问题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一直以来就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近代不少西方哲学家都对自由观念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思考。比如，斯宾诺莎就最早提出了对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命题：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德国古典哲学奠基者康德对自由观念作出了深入的研究，他把自由称做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并把自由划分为先验自由、实践自由、审美自由、政治自由四个层次，分别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历史理性批判》中得到系统阐述。但康德的自由观念却遭到了黑格尔的强烈批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中不厌其烦地对康德自由观念进行了辛辣的嘲讽。黑格尔认为，康德自由观念只是形式性的自由，不含任何具体内容，不能给人以任何规定性，陷入了“空虚的形式主义”。黑格尔把自由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并由此打通了康德的四种自由观念，而把它们看做是同一个自由的不同环节，指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1］而黑格尔关于自由与世界历史关系的思考又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的自由观念。

一、自由：世界历史的本质和目的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个命题集中表明了黑格尔对世界历史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世界历史的本质是自由意识的进展，世界历史的目的就是自由的实现，世界历史的演进也就是自由不断实现的过程。那么究竟怎样理解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呢？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理性自决的活动力量。这种活动力量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获得客体的普遍性知识的理论活动，二是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活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自由观念的出发点是斯宾诺莎对自由的理解，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凭借理性获得知识，其目的都是为了掌握必然性，无论是经验知识，还是哲学知识，都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自由，使世界成为一种可以用观念来掌握的东西。“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他还没有把这个陌生的世界变成为他自己使用的，他住在这世界里面不是像居住在自己家里那样”。［2］从理论活动来看，自由就是克服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系进而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规律、内在必然性，从而把陌生的外在世界变成“像居住在自己家里那样”。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如果我们把自由看成必然性的抽象的对立面，那么，这就是单纯的自由的概念。反之，真正的理性的自由概念便包含着被扬弃了的必然性在自身内”。［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显然接受了斯宾诺莎关于自由是对必然认识的思想，但又超越了斯宾诺莎，认为自由不仅是认识，而且是意志的实践活动，具体来看，也就是把意志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活动，也就是把主观意识客观化的实践活动，是在尊重掌握必然性的基础上实现客体和主体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统一，而不是把客体当做外来的东西和自己对立。所以，黑格尔认为，“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立的东西里发现它自己”。［2］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理性自决的活动力量的自由不同于康德的抽象自由。抽象自由是先验的，它能超脱现象界中自然法则的约束，而只服从作为道德应当的“绝对命令”。绝对命令只是形式的道德法则，它只具有抽象的普遍性，是无内容的形式同一，不能给人以任何约束性，因此，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自由陷入了“空虚的形式主义”。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个批判有失偏颇，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格尔只注重康德的实践自由，而忽略了其晚年的一系列论文和《道德形而上学》这部著作所体现的政治自由。由于黑格尔能够根据实践活动来思考自由问题，因而与把自由归结为自然欲望放纵的经验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例如，被誉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基于感性经验，把自由看做是动物的本能。在黑格尔看来，诚然动物有冲动和欲望，但动物没有自由意志，它只听命于冲动，而作为理性的人能够凌驾于冲动之上。从表面上看，基于感性欲望的自由好像是自由的完美实现，其实这种自由只是粗野、放纵和热情的兽性冲动，而这恰恰是最不自由的表现，因为它受人的最低级自然本能的支配。相反，我们要对这种放纵和冲动加上一种限制，这种限制只是限制了原始的本能和兽性的情感，这种限制就是依照知识的自由意识实现的必要条件。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律，是人为了实现自由自己给自己立法，这种法因而就不会是外在的限制，而是自由意志的表达，在这里黑格尔继承了康德的自由，即自律的思想。

那么，自由作为世界历史的目的是如何实现的呢？黑格尔认为自由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想把自由变为现实，还需要外在的手段，这些手段就形成了世界历史进程的绵延交织的具体历史图画。具体历史事件虽然是自由观念借以实现自己的手段，但是人类的行动并没有把自由的实现作为一个自觉的目的，而是把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作为目的，这种目的是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比起法律和道德的讨厌的纪律训练，对人们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在这个直接目的的指引下，人类历史成了一个厮杀的战场，许多民族和国家，许多圣贤和纯善的正人都遭受了种种不幸，这构成了一幅最为恐怖的图画，激起了心中最深切的愁怨情绪，而绝不能找到任何安慰。但是我们不能由此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他们在追求自己目的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的目的的工具，虽然对于这一目的，各民族和各个人是无所知的，他们是不自觉地或者无意识地实现了它。而世界历史的最后目的就是自由的完美实现，历史上每一个阶段代表了自由意识的不同水平，在这里黑格尔表现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在自由实现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黑格尔意识到了实现自由的困难，他指出：“在各个国家里，自由更少盛行，各政府和宪法也没有采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或者承认自由是它们的基础。这个原则的应用于各种政治关系上，拿它来彻底铸造和贯彻社会机构，乃是一种造成历史本身长期的过程”。［1］在这里，黑格尔意识到了自由与现实状况的尖锐矛盾，这是他思想的深刻之处。当然，这里的国家是包括普鲁士在内的现存的国家，而不是作为自由体现的理念化的国家。黑格尔把作为理念的国家看做是自由的现实体现，只有在这种国家中，个人的私利和公共善、特殊性和普遍性才能实现有机的统一。“单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它具有政治情绪而在国家中，即在它自己的实质中，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4］当然，黑格尔的国家作为伦理理念是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理想方案，它是一种远远超出直接现实性的理想状态。它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目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财富的普遍占有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显示了高度的政治理想主义；黑格尔的目标是实现私利和公共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完美统一，但就其最终坚持普遍性高于特殊性、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来说，其政治气质接近于古典共和主义。［5］

黑格尔根据自由意识的演进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精神埋没于自然之中。在这个阶段，人尚未从动物界中走出，还没有主体意识，只能听命自然的摆布，根本无自由可言。黑格尔批判了那种认为自由以完美的方式存在于原始的天然状态中的观点，认为自由意识只有冲破单纯的感官性、自然性的界限才有可能实现。第二个阶段是“特殊的自由”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已经走出了动物界，并且产生了自由意识，但是仍然和自然界牵连着，人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个相连因素，因而仍然受自然界的支配，但是相比第一阶段还没有产生自由意识而言，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黑格尔把这一阶段的自由意识称为“特殊的自由”，它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按照法律结合起来，其目的就是要摆脱自然界的支配，使自然界打下人的印记，实现人的利益。“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2］世界历史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1］在这个阶段，自由意识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是人与自然得到了和解，自然界不再表现为与人相异化的力量，而变成了属于人的东西。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实现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在对自由问题的具体分析中，虽然黑格尔始终没有离开社会实践和历史实践，但是他没有把经济因素考虑进去，低估了经济活动在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这使他对自由的分析缺乏坚实的客观基础。因而他把精神看做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把世界历史看做精神的舞台，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二、世界历史：自由观念展现自身的舞台

以上是对世界历史本质和目的的理论分析，那么上述理论分析能否得到经验历史的验证？或者说，感性的经验历史是否与上述思想一致呢？人类自由意识的进展在经验历史中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呢？黑格尔依据广博的历史材料对这几个问题作了回答。黑格尔根据人类对自由的觉醒程度，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样四个阶段，依次对应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世界。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达到历史的终点。黑格尔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是要说明自由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他力求揭示不同的历史阶段代表自由的不同内涵和所达到的不同层次，他把世界历史看做自由观念展现自身的舞台。

实体的自由。这体现了东方世界自由意识的水平。所谓东方世界是指中国、印度、波斯、埃及的历史。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这个人就是国家元首，他作为实体以大家长的资格居于至尊的地位，君临天下，一切都隶属于他，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不是独立性的存在者，他们还没有主观的自由意识，并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想象和自然的一切富丽都被这个实体所独占，主观的自由根本就埋没在它当中。它只能在那绝对的对象中、而不能在它自身内觅得尊严”。［1］然而，黑格尔认为国家元首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而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1］在东方世界，由于单个人还没有形成主观的自由意识，精神还没有取得内在性，因此，对法律就缺少主观的认准。在法律中并没有认出自己的意志，而是发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意志，即君主的意志。单个人受这些法律的管束，就像是受一种外界力量的管束，个人对这些法律只是谨慎服从，放弃了自己的主观反省。因此，黑格尔认为，东方世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自由的，真正的自由是从希腊开始的。

感性的自由。这体现了古代希腊世界自由意识的水平。与东方世界一个人的自由不同，希腊世界是少数人的自由，而这个少数人就是指希腊世界的公民，占人口多数的生产者阶层只是满足自由的手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而是不自由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希腊精神的自由与自然还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还受自然的限制。“‘精神’的自由受‘自然’刺激的限制，并且和这种刺激结有本质的关系。希腊的思想自由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所激起的；但是它是自由的，因为它从自身变化，并且产生了这种刺激”。［1］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希腊精神还不是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受外界自然的刺激，还不是精神自身的刺激，它需要自然提供的材料，但是，这种希腊精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给自然以确定的意义，它把精神的东西介绍到自然的东西当中去了，把感官的东西变成了思维着的精神的东西，因此古希腊的自由是一种感性的自由。因为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还没有上升到概念层面，所以，他们通过带有自然印迹的希腊艺术品来表达这种感性自由。这种艺术品主要有作为主观艺术作品的体育竞技和健美运动，作为客观艺术作品的表达自由个性的希腊神话，作为政治艺术作品的希腊民主制度。从人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希腊自由还没有进展到抽象的程度，这种自由只是单个人的自由，个人还没有意识到直接依赖实体和国家。“在这个‘自由’阶段里，个人的意志在生命力的整个范围内不受任何拘束，并且按照它个别的特性，包罗着那个实体的活动”。［1］对于国家的法律而言，与东方世界只是一味地敬谨服从，缺少主观反省不同，希腊的法律体现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主观的认准。

抽象的自由。这体现了古代罗马世界自由意识的水平。与古希腊过于重视单个人的自由而忽视共同体相反，古罗马重视人类共同体而忽视了单个人。对于自由的认识，二者相似的地方就是自由都是少数人的自由，而占人口多数的生产者都是满足自由的手段，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古罗马时代“乃是为着一种普遍的目的而经营，在那里边个人已经消灭，个人只能够在普遍的目的下实现他自己的目的。这时国家开始有了一种抽象的存在，并且为着一个目的而开展，个人共同参加来实现这个目的”。［1］在这个普遍目的的严格要求下，个体自由被牺牲了，每个人必须为了实现这个抽象的普遍目的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在这种抽象的普遍目的的指引下，普遍性原则取代了希腊个体性原则统治整个世界，这种原则的现实表达就是成立了抽象的绝对国家权力。这种国家权力以武力为基础，为了实现自己普遍性的目的，对人类施以严格的纪律，进行残酷统治。罗马法律森严无比，不能伸缩，因而建立在这种法律基础上的罗马世界不是一个自由的、道德的联系，而是一种强迫服从的状态。现实的残酷统治，转而使人追求思想上的自由和平等以求摆脱身份、等级的差别。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追求自我意识的自由为特征的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等哲学流派。当然黑格尔对这种抽象的思想自由报以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单纯思想中的自由是只以纯粹思想为它的真理，而纯粹思想是没有生活的充实内容的，因而也只是自由的概念，不是活生生的自由本身”。［6］这种思想自身只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里面并没有任何确定的内容。这种精神与现实性的对立表现在基督教中教会和世俗国家的对立，而理性的自由之所以代表自由意识的更高阶层，是因为实现了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和解。

理性的自由。这体现了近代欧洲各民族自由意识的水平。根据我们上述的分析，体现罗马世界的自由是抽象的主观自由，这种自由只是在内在性中获得满足，并没有在现实的国家中获得客观的表达，精神最终被残酷的现实所扼杀，其典型标志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日耳曼世界超越了精神和现实的对立，把自由内在于实存世界当中。经过之前三个阶段人类精神的历险，黑格尔认为人类自由意识成熟了，其成熟表现就是日耳曼世界所体现的自由，即理性的自由，其典型特征是：人知道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自觉地按照理性法则进行实践活动，人在实存世界中实现了自由的法则。显然，黑格尔认为这种理性自由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它在国家制度和法律中得到客观的表达，自由与法律得到了和解，因而它意识到遵守法律的行为就是自我规定的行为。当然这种“理性理想”的现状并不能使黑格尔满意，他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德国的法制，并且称“德国已不再是个国家”，“只能算有个国家机体的名称”。［7］黑格尔意识到了“理性理想”和“理性现实”的矛盾，对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黑格尔诉诸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人类的自由经历了从一个人的感性自由，经少数人的抽象自由，最后到全体人的自由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逐渐实现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历史过程是指向未来社会的，它并没有终结于当时的普鲁士，而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对历史和自由的理解。所以，那种认为黑格尔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普鲁士官方哲学家是缺乏文本依据的。当然，黑格尔把精神看做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和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正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超越的地方。

三、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论历史与自由

黑格尔关于自由与世界历史关系的思想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说，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把自由看做世界历史的目的，但是他们对自由以及自由主体的理解又不同。另外，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思想，他们都关心由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自由，但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就是在思考自由问题时，他把经济因素考虑了进去，说明自由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功能。［8］最后，马克思也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自由实现的阶段论，但是对于阶段的划分，马克思又不同于黑格尔。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之。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自由是世界历史的目的，这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典型表现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的理想，那时，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但是，他们对自由主体的理解又是不同的。马克思把自由看做是“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其自由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把现实的个人看做是社会的基本实体，当然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是感性的、具体的、实践的、社会关系的个人，它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所认为的原子化的孤立个人有根本差异。在这种由每一个具有自由个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联合体中，“每个人都意识到他或她自己活动的可能性，并且根据共同的期望和目标认识到彼此互相联系并互相提高彼此的个性”。［9］与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看做是社会的基本实体不同，黑格尔把共同体看做是社会的基本实体，把自由看做是对共同体的认同，认为个人只有成为共同体的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因为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他的一切特殊利益都应当把普遍性作为出发点和结果。黑格尔认为个人只是有限的东西，具有自然力的形态，因而迟早必死，从而是暂时性的，只有当个人为共同体牺牲时，才能上升为自由的作品，即一种伦理性的东西，因而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在这里，与黑格尔对共同体的过度强调不同，马克思强调的并不是由个人所构成的共同体，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上。

另外，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思想，他们都关心由社会进步所带来的自由。但是，在思考自由问题时，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是把经济因素考虑了进去。他认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功能，个人只有在不受经济束缚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自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始终是批判和赞扬交织在一起，它作为历史上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证明的那样是永恒的，它终究要被共产主义取代，但是它又为人类自由的实现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一方面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被异化了，每个人都丧失了自由，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为实现人的自由，为消灭它本身创造了历史条件，当然资本是在无意识中不自觉地实现了对自己的扬弃。资本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在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因而为全体现实的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于是，资本就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从而为全体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10］此外，资本打败了一切旧的生产方式，克服了民族的界限，创造了世界市场，扩大了人的交往，而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交往的程度一致的，交往范围越广，人的解放程度越高。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不仅尽可能地发现原有物体的新的属性和新的有用物体，而且尽可能开发人的需要的范围，培养人的多方面的属性和消费各种各样商品的能力。对于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关系，马克思和黑格尔也有重大的分歧，黑格尔并不主张要废除财产权，财产权是现代市民社会实现人的自由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财产是自由意志的最初定在，自由首先表现在运用财产的自由；而马克思则主张未来社会要实现个人自由必须废除私人财产权，达到全体人民对财产的联合占有，以此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这里，私人财产权被看做是实现自由的一个障碍。

马克思也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自由实现的阶段论，但是对于阶段的划分，马克思又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根据自由意识实现的程度，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阶段。而马克思则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角度，把社会历史划分为依次经历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1］这三个阶段也就是通常我们熟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与黑格尔相似，马克思也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着自由意识的不同水平，自由随着不同阶段的发展而历史地发展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个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共同体。个人的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由共同体决定的，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或者说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因而，在这里个人是不自由的，个人被束缚在固定的劳动模式上，只有共同体才是自由的，而共同体的自由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给自足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是以超越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实现了从人的依赖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转变，体现了自由层次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上追求现实的幸福，政治生活上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等天赋人权，文化生活上反对蒙昧追求理性自由。但这种自由被马克思看做为抽象自由或片面的自由，因为主体的自由受资本的控制，这种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表现为交换的自由，它掩盖了生产中对劳动主体支配的现实性。以产品经济为导向的未来“自由个性”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把这一阶段的自由称为具体的自由。在这个阶段，联合起来的个人不仅克服了自然必然性，而且克服了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在这个阶段每一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是自由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不存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配。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要通过历史发展来实现自由，自由既不是一种恩赐，也不是内在于自我意识中想象的产物，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像黑格尔那样，马克思也不满意前人的自由观，如康德的道德自由观，康德把道德自由理解为道德绝对命令的实践。也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对人类自由有意义的理解需要一种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工业社会理论。但是二者的不同主要在于，黑格尔把他的探讨限定在对自由实现阶段的概念分析以及自由实现的机构和制度之上，没有深入到导致不自由的经济原因，也没有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虽然黑格尔也讨论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作了深入的探讨。他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揭示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自由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阐述了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和任务。［8］

［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17，52，97，16，222－223，234，99．

［2］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5，124，39．

［3］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58．

［4］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53．

［5］ 张盾．财产权批判的政治观念和历史方法［J］．哲学研究，2011，（8）．

［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5．

［7］ ［德］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M］．薛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9．

［8］ ［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M］．杨学功，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43，265．

［9］ ［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M］．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