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小 红

（上海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上海201400）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中，卢卡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阐述、解释和讨论罗莎·卢森堡的理论”，①这是因为卢卡奇看到了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把握，②即认为历史辩证法（即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从而与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成为“马克思的学生中唯一对他的终生著作无论在经济学内容还是在经济学方法方面都真正有所发展，并且还将它具体运用于社会发展的现状上去的人”。［1］在研究卢森堡思想的过程中，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对罗莎·卢森堡的基本理论著作的批判性探讨，才能达到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秉着这样的态度，卢卡奇在揭示并弘扬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的同时，形成了具有特殊哲学意蕴的总体性思想，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研究的传统。那么，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与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显然，两者之间既有相继性，更有差异性。

一、青年卢卡奇对卢森堡总体性方法的弘扬

在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进程中，卢卡奇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起了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在理论上得以再生的两部开山之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就是他对卢森堡运用总体性方法分析资本积累问题的礼赞。

首先，卢卡奇肯定了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他认为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对资本积累问题所作的文献史研究，是对马克思“第一部成熟著作”——《哲学的贫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对问题的提法的成熟运用。在他看来，对某一问题的文献史研究，就是将该问题置于历史过程的总体中进行探讨，这样某一问题的历史就变成了诸多问题的历史。也就是说，这一问题不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历史进程中既呈现自身发展的逻辑，又与其他问题相互碰撞，成为互相作用、关联的整体。于是，对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述方式，就表现“为某一历史整体的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述方式”，体现了辩证法是“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基本要求。［1］以《哲学的贫困》为标杆，《资本积累论》这种文献史的表述方式，在卢卡奇看来无疑“没有离开马克思的传统”，更确切地说，这种表述方式“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复归”。［1］

对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借用《资本论》来攻击卢森堡，认为《资本论》中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是与卢森堡总体性方法完全相异的，卢卡奇明确指出，“正像《哲学的贫困》分析使李嘉图的经济学能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历史条件一样，《资本积累论》把同一方法运用于《资本论》第2卷至第3卷未完成的研究”。［1］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纯粹由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构成的社会是一种假设，是他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理论前提。这个前提并没有否认社会是一个总体，而这与卢森堡将社会作为一个总体进行研究是一致的。而抓住资本积累问题，将积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中考察，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积累条件的历史问题。卢森堡的批判者则回避这些历史条件，自觉或不自觉地隐瞒了《资本论》在积累问题上是“一部未竟之作”的事实，自然轻视了这本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章——《积累的诸历史条件》的价值。将积累诸条件汇成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考察资本积累，卢卡奇认为这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他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并按照他的精神对它作了补充”。［1］因此，《资本积累论》是《资本论》的继承和发展，《资本积累论》中总体性方法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运用。

其次，卢卡奇十分赞赏卢森堡运用总体性方法对伯恩施坦等机会主义者的批判。在与伯恩施坦的论战中，卢森堡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总体”出发，指出伯恩施坦将信用、企业主联合组织、交通工具等资本主义现象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中剥离，将它们看做孤立的现象进行考察，结果，只看到它们作为资本主义适应工具的一面，而看不到它们自身对资本主义社会“破坏”的一面。在伯恩施坦眼中，只要充分运用资本主义这些适应工具为工人阶级服务，社会主义就可以不需要一枪一炮实现和平的过渡。这种缺乏辩证思维的“是－是、否－否”的形而上学方法禁锢了他对复杂社会现实的全面、历史的认识：阶级斗争这一衡量现代社会发展的杠杆被低估为一种具有破坏效力的暴力手段，被看成是必须要加以抵制的布朗基主义，根本看不到阶级斗争在破中立的一面。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最终目标在他的视野中消退，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追求变得不再重要。沿着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缺失总体辩证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科学、犀利批评这一维度，卢卡奇进一步指明伯恩施坦等机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繁荣发展状况下迷失自我，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后退到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行列，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丢弃了历史辩证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因为只要抛弃总体的观点，抛弃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前提和要求；只要把革命不是理解为变化过程的因素，而是理解为同整个发展分离出来的孤立行动、那末马克思的革命方面就必定表现为向工人运动的原始时期倒退，向布朗基主义倒退。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也就同作为总体范畴居统治地位的产物的革命原则一起瓦解”。［1］

再次，卢卡奇指出卢森堡通过对资本积累的分析，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是科学运用总体性方法的必然成果。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鲜明地指出资本积累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实现依托于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而侵蚀、掠夺非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政治暴力为前提、文化传播相辅助的，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资本主义现象。资本积累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孤立的、单一的社会现象，资本积累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诸多的历史条件，如劳动力、生产资料、市场等，它是与诸多历史条件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只有在与这些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中，科学认识资本积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才是可能的。卢森堡认为，为了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家必将资本积累的魔爪从资本主义世界伸展到非资本主义世界，从资本主义阶层扩张到非资本主义阶层，制造贫困的无产阶级充实劳动力队伍、掠夺生产资料、扩充市场供其剥削和压榨。但是，劳动力、生产资料、市场等各种要素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是可以无限量得到供应和满足的。所以，资本积累也是有限度的。她说：“对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2］为了防止资本积累的停顿，殖民扩张、世界大战、国际贷款等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鲜明特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侵略和掠夺，资本主义国家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帝国主义将不再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而且成为“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2］卢卡奇肯定了卢森堡运用总体性方法，将资本积累放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互动的整体中来看待，从而摆脱了鲍威尔等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影响。通过考察资本积累存在和发展条件，卢森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本质特征，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命运。“如同青年马克思的总体考察透彻地阐明了当时还繁荣着的资本主义的垂死表现一样，在罗莎·卢森堡的考察中，资本主义的最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奥狄浦斯之路的性质”。［1］

可见，深入研究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卢卡奇发掘和展现了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指出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对它的运用是她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重要手段，是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的方法论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经由卢卡奇之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传统的重要理论源头。

二、方法的总体性与总体性方法：卢卡奇与卢森堡的差异

以卢森堡总体性方法为中介，卢卡奇创建了具有特殊哲学蕴意的总体性思想。由于所处社会发展的阶段、遭遇的困境、解决的问题等的不同，总体性方法在两人之间呈现的差异显而易见。

（一）理论源脉的分歧

直到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经典著作已经出版的、能够接触到的主要有马克思的《资本论》③、写于1857年但首次发表于1903年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及零星探讨辩证法的一些书信，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187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而《自然辩证法》首次发表则是在1925年。马克思曾希望能写一部辩证法专著，但是最终这一计划并没有成行，而他关于辩证法的论述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及恩格斯的有系统。就像英国学者帕金森（G．H，R．Parkinson）所指出的：“马克思有关这一论题（即辩证法——引者注）的著述很少，并且不成系统；就像现代读者一样，1923年的读者也只有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经典陈述”。［3］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不重视辩证法，事实上他在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他对辩证法的洞悉和运用，《资本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背景下，卢森堡和卢卡奇无疑都是从这样一些经典文著中汲取辩证法思想，领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真谛。但由于各自所受教育背景的差异、各自走向马克思主义路径的不同，他们对这些经典的关注自然有着偏差，由此出发形成各具特色的总体性方法。卢森堡总体性方法，总体上处于马克思主义主流（当然是不同于第二国际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流，而是回归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之中，这与她个人的革命实践经验和所处理论背景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她较早就投身于反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如中学时代就投身于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当她逃亡来到苏黎世期间，直接或间接接受了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影响；取得德国国籍后，则完全置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中。可以说她周遭环绕的同志基本上属于“同路人”（至少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集结，虽然内部总有争论），她是在相对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至始至终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能以批判之姿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决定论中独树一帜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即辩证方法）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她始终立足于社会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辩证统一的必然结果。时刻关注波兰、德国等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得她在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能够抵制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或那一观点的教条把握和机械运用，批判地审视理论，抓住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用辩证方法观察和分析现实，进而指导实践。这样，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卢森堡，她的总体性方法更多的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为基础，在分析客观现实中形成。

然而，卢卡奇早年接受西方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浸润，在他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纷纷将黑格尔当做“死狗”对待的时候，④他以马克思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门徒”为理论立足点，坚决反击了那些摈弃、净化黑格尔思想的“新康德主义”倾向。通过研修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进一步发掘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说：“要正确对待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若不比较详细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创始人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办不到的。”［1］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力图达到而未能达到的那种东西的合乎逻辑的继续”。［4］虽然此时，卢卡奇认真深入地研读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认识到马克思“不再是‘杰出的部门科学家’，不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是“全面性的思想家、伟大的辩证法家”，但他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然是借由黑格尔的眼睛来把握，并试图“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5］自然，这一时期系统阐述总体性思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带有鲜明的“黑格尔主义”色彩，诸如“主客体同一”的概念、中介概念、物化概念等都直接来自黑格尔思想。由此看来，卢卡奇总体性方法的确立，无疑更多的是从黑格尔思想中汲取养分，他越过马克思回到了黑格尔。轻视或无视他总体性方法的黑格尔印记是有失客观的。

（二）理论旨归的偏差

卢卡奇和卢森堡都十分推崇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运用总体性方法分析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和探寻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中，他们都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在这场总体革命中，各种革命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每一部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承担着不同的历史职责和作用。因此，立足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他们一方面为完成这样的总体革命铺砖添瓦，另一方面更多地依据既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各有侧重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卢森堡更倚重政治革命的巨大颠覆作用，而卢卡奇则更强调意识形态革命。出现这样的偏差是因为：

首先，既定社会环境的变迁带来关注重心的转移。卢森堡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历着一段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运动也在平静中积聚力量。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等行径，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大战一触即发。阻止战争爆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主要任务。而卢卡奇是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此时，西欧国家发动的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整个西欧的革命形势趋于低落，无产阶级革命热情一再消退，而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不断加强，革命产生的客观条件隐蔽了。这样的时代情势，反思革命何以一再失败，如何才能重燃革命之火，取代了如何组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他考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相对于卢森堡确确实实地落足于革命活动洪流中，卢卡奇强调的实践显然少了采取直接政治革命的取向。从直面政治要求、参与革命运动转向深入意识形态革命，重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唤醒，是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一个根本方向。

其次，个人经历决定了理论关注的差异。在这场总体革命中，政治革命占据了卢森堡大半的精力，成为她理论关注的焦点，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四伏、战争一触即发、革命指日可待的必然结果。在卢森堡短暂的生命中，立于革命风口浪尖的时间远远多于著述写作，现实的革命形势使得她少有机会居于一个安静的房间里专事理论思考、哲学研究，更多的是置身于革命实践的浪潮中（如领导波兰革命、参与俄国革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家论战，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等等）。即便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那也是在铁窗中度过。当被迫远离革命实践和党内纷乱的论争时，她才有了梳理、研究和检验理论的机会，《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论俄国革命》、《狱中书简》等就是牢狱之灾的收获。直面革命的时代境遇，一方面使得她的著作中更多的是政治著作、论争性文章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哲学著作。富有争议的经济学著作《资本积累论》也不过是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教学的一个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这样的社会环境也要求卢森堡更关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何引导无产阶级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防止党的领导者叛卖革命。不言而喻，政治革命成为她总体革命中的重中之重。阶级斗争，在她看来始终都是衡量社会变革的基本杠杆。抛弃阶级斗争，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她积极利用每一种手段和方式去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相信革命实践是最好的、最直接的敦促无产阶级意识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途径。

相对于卢森堡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青年卢卡奇只有短暂的一段革命实践经验。1918年底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参加了1919年5月的匈牙利革命。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维也纳，留居维也纳期间积极开展政治活动。1928年为匈共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勃鲁姆提纲》受到严厉批评后退出了政治生活，开始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短暂且失败的革命经验促使他开始反思和总结，反思客观条件比俄国成熟得多的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革命失败的原因何在？坚持总体性方法，他认为具备充分的客观条件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基本前提，而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积极主动参与和推进革命运动则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从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需要政治革命的锤击，同时，他提出在资本主义统治逐步强化的时代，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提高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是开展革命运动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考量和权衡下，政治实践让位于意识形态革命，阶级意识的焕发成为卢卡奇总体革命的救命稻草。

再次，如何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卢森堡和卢卡奇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和视角。虽然他们都是从《资本论》入手，但卢森堡是从质疑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出发，提出在只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那么，剩余价值的实现何以可能？当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内部市场无法满足资本积累的需求时，由内向外扩张，由资本主义世界向非资本主义世界侵蚀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必由之路。卢森堡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统一世界中，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是资本积累存在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它为资本积累提供了许多产业后备军、广阔的市场、丰富的生产资源等。为了捕获这一切条件，殖民政策、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这些政治暴力横陈于世，成为为经济掠夺服务的“经济进程的一个工具”。由此，卢森堡完成从对资本积累这个纯粹经济学问题的抽象考察转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具体现象分析，指出政治行为和经济政策双管齐下，非资本主义阶层不断被蚕食且同化，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被挤压。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一切国家和一切部门中惟一、普遍的方式时，资本积累的条件消失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再可能，资本主义崩溃不可逆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命运。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以非资本主义为养料并不断同化它和加速它的解体的过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不断蔓延和尖锐，政治反抗、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现揭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的主观诉求和积极干预的必要性。在这样的理论分析和现实面前，卢森堡自然而然倾向于政治革命，力图在革命烽火中推进社会总体革命的发展。

然而，卢卡奇从反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何以连连受挫出发，通过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逐步将思量的中心由外向内转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由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转向无产阶级自身的主观诉求（即阶级意识）。他在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一再失利的教训中看到，西欧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较之俄国更为成熟，却未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缺乏对本阶级历史地位的清晰认识和对历史任务的忠实执行。他说：“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1］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在社会总体革命中，意识形态革命首当其冲，荣登主导。

虽然卢卡奇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反对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自我教育的一种不可缺失的需要。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也是使自己成熟起来的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尤其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越发达，这个过程就越艰难，因为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污染就越严重”。［1］于是，消除资产阶级物化意识这个阻碍无产阶级彻底认识自身阶级地位的拦路虎，获得真实的无产阶级意识成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只有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才能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经济和社会条件充分的背景下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倾向变成历史现实。所以，他宣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崩溃的确凿信号。

突出阶级意识是卢卡奇对西欧革命连连失败的一种反省。就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也曾经指出：“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6］但是，在社会总体革命中，意识形态革命被无限抬高到凌驾于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之上，甚至后两者的价值被遮蔽，这与卢卡奇总体性思想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过于囿于意识形态革命，也使得卢卡奇的实践失去了真正现实的根基，没有导出切实有效的革命措施帮助无产阶级“袪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就此作了自我批评：“在这本书中，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1］当然，就对物化现象的剖析层面，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析显然要比卢森堡深刻。从理论旨归这一角度看，卢森堡近于列宁，而远于卢卡奇。

（三）历史主体中心倚重的差别

身的理论倒退、革命意识淡化、机会主义思潮盛行的反诘。她试图通过对群众运动自发性的重视，一方面教育群众，唤醒群众的创造性、自觉性，使群众运动成为无产阶级自我学习的“大学堂”；另一方面，通过群众运动的直面冲击，使实践成为唤醒沉迷官僚主义、远离群众、远离实践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催化剂”。正确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械组织形式，卢卡奇相信卢森堡“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群众行动的意义，她的观点……更深刻得多”，［1］因为组织自身的退化、政党领袖的背叛、工人贵族的发展等是构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对卢森堡的群众理论，卢卡奇认为它是一种“革命的‘有机的’自发群众斗争理论”。这种群众理论很容易低估甚至忽视组织的作用，而过于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以为“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由此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大战和因此日益临近的革命群众斗争时期，会以社会和历史的必然性激起无产阶级的自发群众运动”。［1］在卢卡奇看来，卢森堡这种有机的群众理论是以“革命的纯粹无产阶级性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过程中，无产阶级队伍中众多非无产阶级性质的成分的存在，卢森堡低估了。卢卡奇认为，从革命阵线的构成看，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是靠无产阶级一己之力就可以实现的。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等组成的中间阶级阶层是无产阶级革命漫长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有将中间阶级阶层也聚集在自己周围，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反资产阶级力量，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才会有更多的现实基础，获得成功的几率才会更大。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成功的榜样。从阶级意识层面看，加入革命阵营中的中间阶级阶层自身所带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也会渗入无产阶级队伍，冲击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为并不平坦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增添更多的障碍。因为中间阶级阶层代表的是特殊的阶级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客观利益，自然，他们的立场就容易随利益摇摆，带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由于他们缺乏“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社会改造的阶级意识”，他们所作的一切都取决于“能够意识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行为”，所以，他们的运动是“真正自发的，而且只是自发的。它们真正只不过是盲目地按‘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社会自然力量的果实”。［1］也就是说，中间阶级阶层可能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可能阻碍或走向反革命方向。无视这些阶级阶层在革命阵营中如墙头草般摇摆不定的事实，对于正确地推进社会相对于经济决定论者高擎社会发展经济规律，消极无为地静等社会这列火车载着他们驶向社会主义目的地，卢卡奇和卢森堡一样相信在社会发展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要由应然变成已然，由历史可能性变成现实必然性，没有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不否定社会发展的经济前提下，都特别突出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承担这个历史变革的主体。但是，无产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不是无序的、众多的工人的简单集结，不是单一的集合体，它本身是有层次的。要在历史舞台上迸发撼动资本主义社会大厦的力量，内部必然需要一个有纪律、有高度自我觉悟的组织来为实现历史使命指明方向、出谋划策。这样的对阶级意识有着相对自觉认识的工人群众的先锋队组织——政党，其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怎样，他们在推动革命发展进程中各自处于怎样的地位，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无疑，卢卡奇和卢森堡都承认群众自发行动与政党自觉推进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然而，两者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卢卡奇的回答与卢森堡的认识显然有着较大的分歧。卢卡奇更赞赏列宁对组织的建设、政党的重视，而批评卢森堡过度关注自发的群众运动，低估了组织、政党的作用。他说，卢森堡的错误“在于过高估计过程的有机性质，过低估计有意识组织的重要性”。［1］

关于卢森堡对轻视群众的传统组织观的深刻批评，卢卡奇深表赞同。卢森堡认为工人群众不是跟在政党后面的一群无知的群氓，俄国革命将群众的自发性、首创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相对地，西欧组织形式存在的问题也在俄国革命的折射下暴露无遗。“对未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大众及其政治成熟性的过低估计”，［7］使得社会民主党在群众自发运动面前不是促进运动的发展，而是一瘸一拐地跟在群众实际运动的后面，失去了应有的政治领导。总罢工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在俄国革命和比利时总罢工中它获得具体形式，成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形式。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头脑中播送下的阶级觉悟只有当群众登上政治舞台，走在斗争前沿，才会由“理论的、潜在的”发展为“实际的、积极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马背上才能学会骑马。这是卢森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对社会民主党自主义运动是有害的。

如何减小甚至避免这种危害？卢卡奇认为必须要依赖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有严明纪律的、对自身阶级意识最具觉悟的独立组织，是“人与历史之间的具体中介原则”。⑤这样的政党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它要求“一方面，在客观上，组织将极其敏感地对理论观点和思潮是否有革命价值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在主观上，革命组织必须以很高度的阶级意识作为前提”。［1］也就是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政党要深深地扎根于革命实践，及时以实践标准检验各种理论和思潮的价值，防止像第二国际一样使理论脱离现实。他指出，“组织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这种中介能力表现为组织对各种思潮和观点的敏感性比“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更大、更准确、更可靠得多”。［1］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卢森堡“从未完全能够使她关于领导的观点摆脱纯粹理论和宣传的味道”，［1］从而不能科学地理解组织的重要作用，而醉心于自发的群众运动。在政党与阶级意识关系问题上，卢卡奇认为两者是统一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政党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形式，是“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1］在无产阶级内部，政党是最具有阶级觉悟的阶层。它不仅通过自我批评，用向一切学习的方式不断自我完善，而且通过向群众的宣传和教育不断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逐步引导无产阶级自觉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自觉履行阶级使命。这种高度的自觉性，使得它在组织上与阶级本身的广大群众分离的同时，也能在日常斗争、革命运动中给予他们指导和教育。所以，他认为相对于阶级意识不高的无产阶级群众，政党能自觉抵御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袭，并教导和启蒙无产阶级群众，既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也使中间阶级阶层向左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一员。

事实上，卢卡奇将卢森堡群众理论看做是有机的，认为这种有机群众理论源于对非无产阶级成分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低估，这种观点并不是很客观。深入分析卢森堡的思想，会发现卢森堡在关注总罢工中就特别指出要重视未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的革命性，认为这样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比不革命的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不犯错误“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8］对体现在农民、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等中间阶级阶层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她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就是她捍卫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理论表现。启发和提高无产阶级对自身阶级地位的正确认识，卢森堡毫不松懈。以报纸、传单、书籍为载体，以论争、讲演、授课等为形式，她利用一切条件和手段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不遗余力。作为一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始终认为政党必须立足于群众，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和根本动力。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就组织与阶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卢卡奇对组织、政党的倚重近于列宁，远于卢森堡。

总之，卢森堡对总体性方法的理解没有达到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自觉性和系统性，她也没有像卢卡奇那样自觉地试图克服存在于近代西方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以历史的、人的本体否定旧哲学的自然主体，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现代挖掘和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超越，结果在哲学范式中，她逊于卢卡奇。也因此，她最终只是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的一个思想渊源，而不像卢卡奇那样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注释：

①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包含八篇论文的论文集中，有两篇是直接评介卢森堡思想的，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和《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还有两篇则都关涉到卢森堡的某些思想，即《合法性和非法性》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这充分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卢森堡思想在卢卡奇看来是反思第二国际破产，总结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一个重要中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能忽略的一页。而在《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中，卢卡奇则指出在一战期间，卢森堡战前的著作（如：《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资本积累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和持久的影响”。参见［匈］卢卡奇的《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等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14页。

②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最具价值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却只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参见［德］罗莎·卢森堡的《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2页。

③《资本论》第一卷在马克思生前已出版（即1867年），第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并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而第四卷则是由考茨基于1905－1910年间整理并出版。

④佩里·安德森指出：“第二国际从来没有广泛研究过黑格尔，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想家们照例把他看成是一位遥远的、不如费尔巴哈重要的，而且已经和马克思不再有什么联系的先驱。”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0页。

⑤具体说，就是“阶级意识的能动和实践特征是直接影响所有个人具体行动的原则，……同时又是有意识地参与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而作为阶级意识革命形式的政党自然成为贯穿两者之间的具体中介。参阅［匈］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8页、第421页。

［1］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0，40，86，85，83，82，80，84，42，132－132，71，360，12，416，395，401，406－407，420，396，400，427．

［2］ ［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333，59．

［3］ ［英］G．H．R．帕金森．格奥尔格·卢卡奇［M］．翁绍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2．

［4］ 张伯霖，等编译．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

［5］ ［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M］．杜章智，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213－21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7］ 卢森堡文选：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4．

［8］ 卢森堡文选：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