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凿空”与西汉民族体育大发展的现代启示

2012-12-06姚如好曾玉华许万林

体育科技 2012年3期

姚如好曾玉华许万林

（1.西安理工大学体科所丝绸之路体育文化研究室西安 710048）

张骞“凿空”丝绸之路久为历史推崇，但其对民族体育发展的贡献却鲜有人研究。从体育史的角度看，这不仅奠定了西北多民族体育文化形成的基础，而且开创了西汉体育发展“南北融合、东西互动”的新格局。研究张骞“凿空”与西汉民族体育大发展有利于我们总结民族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当代民族体育的现代化提供支持。

1 西汉初期的中国体育文化景观

通观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虽然亚欧大陆早期通过草原“西徐亚”商道有着持续而微弱的体育互动[1]，但总的来说，被天然屏障所围绕的古代中国体育是以独立的态势发展的。在中国先秦体育文化体系中，存在着两大板块，即:北方草原民族重视功利的骑射文化和南部农业文明强调健身娱乐的礼乐文化。前者由于“同质化”生活方式和“意识相似性”[2]限制了系统自身的展开，是一种活跃但非主导的文化形态。相对而言，后者由于具有较为发达的城市体系和社会分工，其体育文化体系的规模与质量显现出强势文化的态势，其文化构成也相对多元化，自“颛顼绝通天地”，其原始体育文化逐步走向了专业化和独立化的发展道路。随后周人吸取了殷商体育文化纵欲主义的教训[3]，以礼制为核心规范了祭祀体育的非理性因素，但是严格的礼乐制度所设置的思想框架也桎梏了社会的创造精神，“在机械性模仿的社会文化中，文明的成长变得停滞不前[4]”。我们看到，这种礼乐文化精神并没有被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运动所解构，虽然秦大一统后“罢讲武之礼为角抵[5]”，但是在法家严苛文化框架中，“礼乐”文化的精神不但没有被颠覆，反而被强化了。汉承秦制后，闲逸轻柔的楚歌舞日渐空乏，前朝雅乐日趋僵化，发展艰难而缓慢。根据ARNOLD.TOYNBEE文明成长的挑战——应战理论，当文明的挑战从外部转向内部时，成长将依赖于社会优秀个体的自决[4]，在时代的呼唤下，张骞义无反顾的登上了历史舞台。

2 张骞“凿空”与西汉民族体育大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2.1 张骞“凿空”对西汉体育大发展的贡献

2.1.1 推动了了汉代体育的文化转型

张骞，成固（今陕西城固人），生年不详，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建元二年至元狩四年，张骞奉汉王朝派遣，对河西、西域以及中亚等许多地区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打破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零碎状况，在国家意志的层面开拓了亚欧通道――丝绸之路，史称“张骞凿空”。张骞“凿空”的同时将“摩诃兜勒”带入中原，“摩诃兜勒”是古梵语或蒙古语，含有“伟大”、“至大”之意，是威武雄壮类型的大曲。《古今乐录》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其中，横吹出于北狄，是军中马上之乐，有箫笳者为鼓吹，有鼓角者为横吹，是打击乐与吹奏乐组成的军乐。“摩诃兜勒”的传入对汉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首先，它解决了商周钟、磬打击乐只能调节节奏而不能独立演奏旋律性乐曲的问题，丰富了汉代乐舞的内容和表现力，为惊险紧张的“百戏”、威武雄壮的“军乐”和庄严盛大的“朝会”、“宫廷宴乐”活动开辟了道路。第二，商周已降的传统乐器大多体积笨重，只宜陈列在庙堂之上，西域“小型化”乐器的传入使得民间乐舞的发展变得可能，而刚毅、雄健、粗犷、奔放的草原艺术也一扫汉初乐舞的颓废之气，吴保恒先生认为，宁强、略阳的古祭祀舞蹈《羊角舞》、《羊皮舞》以及汉中、洋线、南郑、城固等地的古舞蹈莲花碗、跑桥、穿花等还有着汉代鼓吹乐激扬奔放的影子[6]。第三，“摩诃兜勒”绝不是一个项目的问题，我们知道，西域是四大文明的熔炉，“摩诃兜勒”本身就富含多文化的因子，而李延年的“二十八解”实质上是对多元文化剥离吸收的过程，它为汉唐时期东西体育交流大潮做好了文化与技术的准备。

2.1.2 改变了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格局

就体育交流而言，是张骞打开了古代中国与希腊、印度、东地中海文化的交流之门。尽管先秦存在“列国纷争，各自为政，中国文化犹带浓厚之地方色彩”的特点，但无论是源于西部羌戎氏族集团的秦晋文化、东方东夷各部生成的齐鲁文化还是南方苗族诸部衍生的楚汉、吴越文化[8]都是“五帝”谱系的血统，遵循着共同的文化精神[9]。人类学家摩尔根说:“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联盟其范围超出其共同语音及各方言之外者”，因此可知，“凿空”前的中国体育基本是文化内的整合。随着西汉对西域三十六“国”行驶中央政府的权力，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最终形成，东西体育融合的物质条件得以奠定。其中，“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以孷轩眩人献汉，……。”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张骞打通西南夷的贡献，它使东西文化通道得到扩展，交流更加频繁，《后汉书·西南夷传》就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夏牵使者诣厥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自言我海西人”。张骞“凿空”不仅促进了我国西北多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也开创了中国体育发展“南北融合、亚欧互动”的新格局。

2.2 张骞“凿空”与西汉民族体育大发展成功经验的现代启示

2.2.1 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

张骞“凿空”与西汉民族体育大发展给我们的启示中，加强学校体育教育是最重要的。首先，秦汉社会中坚为“士”，凡“士”能通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通诗、书、易、礼、乐、春秋（大六艺），故《说文》云“推十合一为士”，具有“文以经邦、武以拨乱”（《文献统考》）的特质。“六艺”教育建立了士人和谐的文化结，而其中的体育与舞蹈、音乐、文学、美术等的联姻也提升了体育的境界。这种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有利于一代士人从多角度、多层次认识体育，为理解、学习和传播西域乐舞等活动铺平了道路。这启示我们，体育的发展关键是人的发展，学校体育必须皈依艺术之路，“肉体”体育只能降低学生认知体育的能力与水平。这种教训也是现实的，如:近年来的调查表明，知识水平越高的人群其体育活动排序越靠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越反对后代参与体育运动及训练。为什么半个世纪的学校体育会在体制内造就了如此大量的“反对者”？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2.2.2 坚持体育文化的主体性是体育繁荣的根本条件

在张骞“凿空”和西汉民族体育大发展的过程中，士人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是令人感叹的。首先，张骞并没有因为民族的伤痛和自身的苦难而敌视异质文化，而是以宽大的胸怀加以欣赏、学习和传播。同时，在文化的接受中，士人们有着昂扬的文化自觉和自尊精神，虽然“摩诃兜勒”倍受朝野青睐，但它并没有成为民族文化的价值拐点，而是由张骞、李延年等 “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对其多元的文化素质实施了附汇、同化和吸收，为民族歌、舞、乐所用，实现了体育的大发展。这样看来，中国历史上体育的高峰期和盛世期总是一个区域文化充分吸收异质体育文化优秀成果、实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过程，而从来就不是异质文化“移植”的结果，这也使我们常常怀疑，一个民族体育文化体系不断萎缩和边缘化的所谓现代体育，真的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体育“现代化”吗？

2.2.3 与民族社会文化规律同向运动是加快民族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在异质文化交流中，“涵化”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但张骞“凿空”后，异质体育文化却快速的融入了民族体育的发展中，那么，它是如何快速突破文化保护机制的呢？我们认为，这是张骞伟大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效应，它使得西域乐舞直接进入到汉王朝的权力中心，使东西体育的交流直接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在具有王权主义权力构架和文化传统的中国[7]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结构中，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速率远远大于自下而上的文化运动，在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东西体育文化交流是包裹了政治的衣衫，无意中打通了文化传播的快速下行通道，形成了国家的文化普及运动。这说明，不同的社会架构有着不同的文化运动规律，对于我国的体育文化发展来说，由上而下的体育运动是必须的。以当代西北农村的体育生活为例，绝大多数的体育管理人员都反映:领导的重视程度是区域体育文化建设成败的最重要因素。这样看来，现行社会架构下，政府的作为是群众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如何打通文化的下行通道，这将是未来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