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翔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 威海 264209)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度实证研究

赵 翔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 威海 264209)

采用了陈国明和Starosta开发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调查了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结果表明，中文版跨文化敏感度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受试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在构成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层面中，受试的差异认同感最强，其次是交际参与度、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而交际信心最弱;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层面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在被测定的10对相关关系中，有8个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了“．33”以上，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有效性;跨文化敏感与大学英语四级成绩之间无显著关系;跨文化敏感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敏感度量表;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实证研究

引 言

在以全球化、国际化、多元化和信息化为时代特征的当今社会，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1]为此，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语言、交际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特性，把学生培养成为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跨文化人。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跨文化敏感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逐步达成一致。陈国明和 Starosta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情感层面体现的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即跨文化敏感(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因此，将跨文化敏感定义为:人激发自己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这一概念应限制在情感层面上。跨文化敏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包含以下六个要素:自尊自爱 (self－esteem)、自我监控 (selfmonitoring)、思想开放 (open－mindedness)、移情作用 (empathy)、交际参与 (interaction involvement)和理性判断方式(non－judgment)。根据以上对跨文化敏感这一概念所作的定义，Chen＆Starosta开发了跨文化敏感度量表 ISS(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2]1－15

在国内，使用该量表(ISS)进行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彭世勇研究了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4]74－80，发现了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本科生之间的跨文化敏感模型差异[5]171－176，并以英语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跨文化敏感各层面间的相关性[6]82－85。周杏英测评了英语专业本科生跨文化敏感水平[7]62－66，分析了文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8]88－94，并讨论了跨文化敏感度与冲突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9]61－65。王晓玲比较了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上的差异[10]73－77。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通过定量分析来回答以下问题:1．跨文化敏感度在本次研究中的可靠性如何?2．受试在跨文化敏感五个层面的基本情况如何?3．跨文化敏感五个层面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其强弱如何?4．跨文化敏感与CET4成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5．跨文化敏感度在性别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工具为跨文化敏感度量表 (ISS)，该量表是目前国际上少数具有较高可靠性(Cronbach's α值为．88)的跨文化敏感测量工具之一。本研究使用的是中文量表，量表的翻译采用翻译与回译相结合的方式，尽量保证译文的准确性。量表分为个人简况和意识测试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年龄、性别、CET4成绩等个人信息项目，题型为填空题。第二部分共含24项，对跨文化敏感五个不同层面的变量进行测定，即:交际参与度 (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异认同感(respectforculturaldifferences)、交际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感 (interaction enjoyment)和交际专注度 (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采用里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形式，每一项后面都有“完全同意”(5分)到“完全不同意”(1分)五个等级选项。凡是反面设计的题目，如“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缺乏勇气”，计分则颠倒过来。将全部24项的得分累加，得到一个值，值越高，表示跨文化敏感的程度越高。所得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7．0进行处理和分析。

受试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二年级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平均年龄20．5岁，涵盖汉语语言文学、新闻学、法学、测控技术与仪器、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生物科学、统计学7个专业，测试时间为2012年5月底。经过近两年的学习，受试完成了大学英语课程，大多选修了跨文化交际类课程，如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文化之旅、西方礼仪文化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采用了“3C”文化导入法，即文化旁白(Culture Aside)、文化包(Culture Capsule)、和文化丛(Culture Cluster)。[11]共发放问卷182份，收回有效问卷167份，回收率为91．8%。采用无记名答卷方式，结果比较客观可信。

三、结果与分析

(一)可靠性

为检验中文版跨文化敏感度量表的可靠性，对所收集数据进行了可靠性分析，Cronbach's α值为．851，达到了基本可靠性为0．60的标准，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如表1所示，除了交际专注度(．569)的可靠性略低，其他四个层面的可靠性都达到了0．60以上，体现出较高的内部稳定性。这与王晓玲[10]73－77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表1．跨文化敏感各层面可靠性分析

(二)基本情况

表2．跨文化敏感各层面描述性统计

167名受试的平均分为88．05(满分120)，最高分109，最低分61，属于中等水平。主要因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课程往往被列为通选课，学生重视程度不高。而在大学英语必修课上，由于教师教学理念的差异，跨文化教学尚未普遍开展。

表2显示，在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层面中，受试的差异认同感最强，其次是交际参与度、交际愉悦感、交际专注度，而交际信心最弱。顺序与周杏英[7]62－66以英语专业学生为受试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网络媒体的普及，学生广泛接触国外影视作品、报刊杂志，对各种文化差异并不陌生，这是受试差异认同感最强的主要原因。交际参与度仅次于差异认同感，是因为学生热衷于与外籍人士进行交流，积极参加英语角、英语文化节等各种活动。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略显不足，在交际过程中不能完全理解对方传递的信息，并及时予以回应，就无法产生沟通时的愉悦感。交际信心最弱，主要因为非英语专业学生缺乏跟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大部分学生没有出国经历，缺少交流机会。此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学生跟外国人交流时担心出错，焦虑不安。交际信心的增强需要长期的实际交流经验，因此，应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让学生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

(三)跨文化敏感各层面间的相关性

皮尔逊相关分析得出的结果 (见表3)表明，除了差异认同感与交际信心(．162＊＊)、交际愉悦感与交际参与度(．295＊＊)之间的显著性相关系数较低之外，其他层面间的相关系数都较高，达到了．33＊＊以上。在所有的相关系数中，没有出现负值。

其中，交际信心和交际愉悦感的相关性最强，达到了．653＊＊，这说明在交际中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否感受到跨文化交际的快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设计、组织课堂活动时，应做到趣味性与知识性、语言与文化相结合，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大胆开口。体验到交际愉悦感，交际信心自然大增，有利于促进跨文化教学的良性循环。差异认同感与交际信心的相关性最弱(．162＊＊)，也许说明，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也许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人际关系和交际目的等，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出更加合理的解释。跨文化敏感各层面之间相关关系的强弱揭示出各个变量对跨文化交际行为影响的大小，从而为跨文化英语教学提供了重要的量化指标。

表3．跨文化敏感各层面间皮尔逊相关系数对比(n=167)

(四)跨文化敏感与CET4成绩之间无显著关系

表4．跨文化敏感与英语成绩之间的相关性

如表4所示，跨文化敏感与大学英语四级成绩 (CET4)之间无显著关系 (r=0．144，p＞0．01)。这表明，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非常重视，而对文化学习持消极态度。即使CET4成绩高，也有可能跨文化敏感程度不高。受试是在一学期或两学期前参加的CET4考试，且没有考察学生的口语水平，因此，CET4成绩不能完全反映受试的英语水平。目前，关于英语水平与跨文化敏感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尚需进一步深入。

(五)跨文化敏感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表5．男、女生在跨文化敏感上的性别差异T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女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平均值=88．86)略高于男生(平均值=86．62)，但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不显著(t=1．527，p=．129)。也就是说，男女生跨文化敏感程度相当。

跨文化教学应重视学生的情感层面，教师通常认为男生大大咧咧，女生情感细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男生敏感程度比女生低。因此，教师也要关注男生的情感状况，从英语课程的设计、安排到课堂活动的有序开展，男女生都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结 论

本研究丰富了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成果，同时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跨文化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英语语言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相结合，用文化阐释语言，平衡语言和文化，突出导向功能。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的样本代表性不强，也没有对样本的英语水平重新进行测试。此外，本研究只分析了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现状，缺少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如果能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其他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可能会得出更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Chen， G．M．＆ Strarosta， W．J．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J]．Human Communication，2000(3):1 －15．

[3]Frit， Wolfang ＆， Antje ＆ Chen， G．M．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2(II):165－176．

[4]彭世勇．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74－80．

[5]彭世勇．跨文化敏感: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对比[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71－176．

[6]彭世勇．英语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多层面间相关系数对比[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2):82－85．

[7]周杏英．大学生跨文化敏感水平测试[J]．山东外语教学，2007(5):62－66．

[8]周杏英，彭学敏．文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7):88－94．

[9]周杏英，云芳．论跨文化敏感度与冲突处理方式之关系[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1):61－65．

[10]王晓玲．跨文化敏感:民族院校与非民族院校学生对比研究 [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3－77．

[11]高丹．大学英语教学中“3C”文化导入法的应用[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11－113．

H319．3

A

2095－0683(2012)04－0104－03

2012－06－10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研基金资助项目(B2012027)

赵翔(1981－)，男，山东龙口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硕士。

责任编校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