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旭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牛自古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史料中多有关于牛耕、祭祀、战争等方面的记载，古汉语中的“牛”是名词，而如今，“牛”于名词之外又演化出形容词意义，如：“很牛”、 “牛人”、“牛气”等等。近十年来，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逐年上升，到现在已经成为很普遍的形容词。笔者认为其形容词性状自古就有，既非借鉴“牛市”等外来词语形容词化，也非网络创新，只因为时代经济政治等原因而潜藏了起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牛”的形容词义的定义及对辞书意义的补阙

语言作为交流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不断丰富。 “牛”、“牛人”、“牛气”、“很牛”等形容词不仅在口头流传，甚至应用在很多文章中。如：《牛年田径谁最牛》(《田径》1998年)、《易克·库班：小牛队背后的牛人》(《英语自学》2003年)、《“超女”新年继续“牛”》(《北方音乐》2006年)、《谁是2007年十大“牛车”》(《中国汽车报》2008年)。

《现代汉语词典》：“牛，①[名]哺乳动物，反刍类，身体大……力气大……②[形]比喻固执或骄傲：∽气|∽脾气。”

《现代汉语大词典》：“牛气，〈口〉[形]形容自高自大的骄傲神气。”

词典中主要是对牛作为动物来解释，“牛气”作为形容词意义也是贬义的，意义不完整。

整理相关语料，“牛”类褒义形容词具有极强的概括意义。

1.在相关领域内比较强，有资本、本领、实力、影响力，成功等。

如：孔庆东：《阿忆牛了，却不再是我们的牛马》。

2.由于比较强，有资本、本领、实力、影响力、成功而自豪、神气、威风。

3.意义表现为差异性。

(1)起点与终点、基础与结果的差异很大。“牛”类词语有时用于基础、起点很低，来自普通的群体，条件一般，但是通过一个坚韧踏实、顽强拼搏的过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情况。如：《当理想照进现实——“牛人”赵春霞访谈录》

(2)对常规的偏离，强调其独特性。常表现主体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特点。如：《史上最牛公章》(《重庆晚报》2007年)将公章分成了五瓣，五名村干部分别保管。强调使用公章的创新性。

4.主体所取得的结果为大众所认同。

二、“牛”其原型具有形容词性特征

客观实体的精神、行为动作、习性、特征等都是依附于物质(本体)存在，是其属性的一部分。[1]而牛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性状与上文提到的形容词义相符。

(一)牛在农耕、交通、食用等生产生活中作用巨大

周代时推广的“牛耕”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牛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易·五妄》：“牛者，所以资耕菑也。”《晏子春秋》：“服牛死，夫妇哭，非骨肉之亲也，为其利大也。”《风俗通义》记：“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强弱也。”

牛又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新书》：“牛者，中央之牲也。”《尚书·周书》：“农功既毕，始牵牛车，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买卖。”这都充分说明了牛具有善载重的特点。

牛还具有食用及药用价值。《庄子·养生主》中有“庖丁解牛”的记载；《魏书·阉官传·王琚》：“常饮牛乳，色如处子。”牛黄又是众所周知的药材。另外，牛皮可以为衣，牛的筋、角可制成强有力的弩弓。

(二)牛是“大”、“多”的象征

牛在力量和体形上具备大的特点。《荀子》：“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前汉书·匈奴传下》：“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牞”，《尔雅·释畜》、《玉篇》训为“大力”。《尔雅·释兽》：“马八尺为駥。牛七尺为犉。羊六尺为羬。彘五尺为。狗四尺为獒。鸡三尺为鶤。”牛的体形在六畜中是第二大的。《说文·牛部》：“牛，大牲也。”此皆反映先民对牛大力的特点是有所认知的。

此外，与牛相关的用具也具有“大”、“多”的意思。如“牛刀”、“牛鼎”，而“牛饮”一词同样是取自牛俯身而饮且饮量很大的特性。[2]

(三)牛具有差异性

所谓的“差异性”是指牛来自于“六畜”这个群体，作为普通的一员，本领(或者说功绩)却远高于其他动物(其作用前文已有所论述，不再赘述)。

牛是被人们驯化的动物，具有真实性、平常性，其特点为人们所熟知，不像“龙”那样神化不可把握，也并非像马要分高低贵贱才有占有使用权。牛，一个要求甚低的普通家畜，却勤勤恳恳、以坚定的韧性为人们做出极大的贡献。牛就是从这种低起点、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牛”起来的。

(四)先民对牛的功绩的认同及由崇拜而形成的隐喻

1.生活及文化中所反映的先民对牛功绩的认同。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占卜和祭祀具有极大的分量。牛作为吉凶祸福的象征对人们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周易》：“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畜牝牛吉”，《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理：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鬛，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在祭祀中，牛的地位是最高的，人们把“最爱”敬给神明使之愉悦，牛具有纯洁、高尚的象征意义。

古代艺术文化也反映出人们对牛功绩的认可、赞颂。《诗经·无羊》：“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用牛多来表现畜牧业的兴旺发达。出土的许多古代的雕刻如江苏邗县出土的东汉错银饰青铜灯就象征着牛将光明带给人间。[3]而山西太原娄叡墓出土的北齐陶牛，其强劲有力的造型更是古人对牛力量的一种认知和反映。

2.“牛”性状的隐喻。基于对“牛”功绩的感知经验，人们将其性状隐喻到神的身上。此隐喻属于认知语言学领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是利用已知事物和新生概念之间的相似点，完成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投射。牛的神化就是将牛的特征隐喻为神的过程。牛在农耕、交通中作用巨大这种特征被分别隐喻成农耕始祖和仙人坐骑。《孝经·援神契》：“神农氏……宏身而牛头，龙颜而大唇，怀成铃，戴玉理。”《古小说钩沈》辑《列异传》：“老子西游，关令尹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

另外，开天辟地的盘古原型也是犀牛[4]。这都是通过对“牛”性状的隐喻完成的，这种认知使牛的作用被无限放大，牛作为无所不能的神为人们所景仰、膜拜。

三、古人对“牛”性状的认知与应用

语言是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认知语言学具有两种语言认知观，即经验观(the experiential view)和突显观(the prominence view)。经验观主张语言研究不仅仅要建立逻辑规则和客观定义，还应注意对实际经验的研究，从人的真实感知经验中推测人类思维中的概念内容的特点。[5]9即对于“牛”的概念，不仅可以说出其客观特征，还能够加进有关牛“差异性”、“成就大”的联想和印象，这些联想即是人们感知世界和与之相互作用的反映。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就是从具体事物的原型向外扩展到范畴边缘成员一直到更抽象的事物和概念的。正如“牛”在古代汉语中就突显出其性状，为人们所认知并加以引申、应用于其他事物，于是，其词义就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

《史记》：“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说文·冃部》：“冒，冡而前也，从冃从目。莫报切。”“冡”为“覆”义，《说文·止部》：“前，不行而进谓之歬。从止在舟上。昨先切。”虽然地冻，又有覆盖，但是源于自身的力量，还是可以生长的。“牛者，冒也”便取自牛有“冒”所要求的力量大的特点，又有“不行而进”的缓慢、踏实、“稳中求进”的习性。而此处“牛”突现的便是“能冒而生也”的这种能力、这种“力大”的特点，同时作为一个形容词意义存在，而不再是单单表示“大牲”的名词。再如《说文解字注·牛部》：“牛，事也。理也。事也者，谓能事其事也。牛任耕。理也者，谓其文理可分析也。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披大谷阝，道大窾。牛、事、理三字同在古音第一部。此与羊，祥也，马，怒也、武也一例。自浅人不知此义，乃改之云大牲也。……” 把“事理”二字断开分别解释是段玉裁独特、合理之处。“能事其事”可以看出牛的勤恳务实，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有本领。

宋诗中有“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之句。《朱子语类》：“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在北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了“牛性”与“人性”之间的对比、引申。

四、牛性的潜藏、显现与主体范围的扩大化

牛性状的潜藏、显现与主体范围的扩大化是词义扩大的主要原因，而词义的辐射型和连锁型的发展模式是由人的认知模式所决定的，在人们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语义范畴围绕原型不断扩大，形成放射型结构，抽象程度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隐喻和转喻作为人们重要的认知方式，对人们认识事物概念结构的形成、语言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基本词汇由于隐喻和转喻的作用发展了其他义项，而这些义项又由于反复使用而失去了其修辞性特征，这种由修辞意向向“字面意义”转化的过程即词汇化(lexicalization)。[5] 118-119“牛”词义的扩大化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牛性状的潜藏

牛性状的“潜藏”是由于经济模式的转变引起的，是认知选择的侧面、突显不同，图形—背景的关系不同。

“牛耕”取代了“火耕”与“人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因此在农耕社会这一背景中，牛的“力大”、“成就大”等性状作为一个侧面在牛这一基体中被突显出来，成为焦点，具有“神性”。然而，由于生产方式进一步改进，牛可由马、骡、机器等代替，牛的优点自然就在效率对比中消失了。唐代黄滔《代郑郎中上兴道郑相启》：“信鹤鸡之果异，谅牛骥之终悬。”用对比说明差距。文天祥《正气歌》：“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比喻愚贤不分。而在特定的背景下，曾经“神化”的“牛鬼”成了“右派”的代名词，特指关在“牛棚”中接受教育的人。牛之“力大”、“功绩”等性状更是无人提及了。

民俗文化的变迁要受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6]，但是“牛”因成功而神气、威风的意义却一直保存在方言中。如：“有了韩德来，整个9号院儿在轱辘把胡同就牛起来了，腰杆子硬起来了。”(陈建功《轱辘把胡同9号》)这里“牛”指有本领、有办法。“说实话，我不如你，我的头不是铁包的，也没有你那股子牛劲！”(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这里借牛的劲头来指人的劲头大。

以上可以看出，对力量、本领的赞美之情并没有消失，只是并不常用于书面语中传播流行而已。

(二)“牛”性状的显现

牛“力大”、“成就大”等性状在方言中保存、流传，因其原型是客观存在的，形象、鲜活的实体，使得词义具有丰富的概括性、极强的比喻特征而广泛应用。五四后语言传播载体的改变更使这种对力量、本领的概括理解应用于书面语。如：

(1)傅绪文《多米诺骨牌》：“前儿那现场，瞧你牛的，不就是一条破狗把罪犯嗅到了吗？”

(2)电影《冬至》：“牛什么，要不是看在戴崴的面子上，老子一声令下就把你这十来间小平房推平了。”

(3)《易中天品三国》：“……袁绍现在他很牛啊，他觉得他气壮山河，他可以气吞万里如虎……”

(4)孔庆东《金庸小说中的悲剧观》：“……不要觉得自己太牛，太英雄，看两眼也是可以的。”

讲坛上对“牛”的应用一定程度上说明牛形容意义的褒义已广为使用。而网络上不同地域的聊天者长期交流，其使用的语言自会相互模仿，使传播的速度加快，使用的人数增加，“牛”具有口语、方言的基础，易于理解，作为形容词有着极强的概括性和形象性，必然会广为接受。

(三)“牛”性状适用主体范围的扩大化

“牛”性状适用主体范围的扩大化其实是一个隐喻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先民对牛有认知开始就是存在的，如前文提到的牛的“神化”及《说文》中关于“牛”与“冒”之间的引申，《朱子语类》中“牛性”与“人性”之间的对比。即抓住牛和认知对象的相似性，将牛的性状投射到对象身上，形象地理解对象所具备的抽象意义，进而完成词义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以牛“有力气”、“有本事”、“有成就”、“威风”的特征，隐喻有相似点的人或事物。“牛”如同“好”、“坏”一样作为一个程度形容词，作用于同类事物不同标准上的比较。比较彼此之间实力、成绩等，如曷南英的《夏建统：在中国建比哈佛更牛的大学》、何炅的《一首很牛的歌是怎样诞生的》。依此类推“牛”可以应用于各种事物、职业，如《最牛移动硬盘自己造》，也可以按照“牛人”的说法，说成“牛+主体”的形式，如《谁是2007年十大“牛车”》。

第二，牛在同类动物(家畜)中“最强”这一性状，隐喻在同一类中和同一范围内“最厉害”、“最强势”的事物，一般是“很”、“最”、“超”等程度副词加“牛”的形式，表示程度最深。常在幽默、谈天说地的栏目和网络中出现，强调对常规的偏离，在同类事物之间，差异性最强，靠“出其不意”达到表达效果。如：《11种最牛的求婚方式》：“……2.最直接奖：让我葬在你们家祖坟吧……”例中的求婚方式与普通的求婚方式有极大的不同。再如：《最牛的造句》：“机场：如果白痴会飞，我的公司简直是个机场。”通常我们是不会用“机场”这样造句的。这种“偏离常规”义渐渐地被泛化到标新立异、有差异性、离奇的事物之中。《世界上最牛新鼠标》中就有组装成机器人、小汽车、老鼠等等形状的。

牛在千年前隐喻为我国古代农耕社会中的“神”， 其选择背景几经变换，如今其“厉害”、“实力”、“本领”、“差异性”等联想意义又突显出来，其词义的扩大是在汉语中独立完成的，“牛市”一词仅仅是这一隐喻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一隐喻模式用图示表示为：

不同主体之间的隐喻也是词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式，如“熊”、“猪”、“火”、“特”、“鬼”等很多名词转化为兼类形容词都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参考文献]

[1] 姚振武.“认知语言学”思考[J].语文研究，2007(2)：18.

[2] 宦书亮.汉英词汇中“牛”所包含的文化差异[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1)：51-52.

[3] 刘慧英.错银饰牛灯[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328-329.

[4] 吴晓东.盘古原型与苗族犀牛图腾[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40-43.

[5]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 段银河.民俗旅游场景下少数民族民俗变迁动因的分析[J].大理学院学报，200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