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莉 ，朱 平

(1.南京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9； 2.江苏省军区预备役 三团，江苏 南通 221008)

运用好网络在文化生产与发展中发挥作用力的方向与力度，不仅能够防范因大众文化潜在的语义悖论性[1]而出现的媚俗化、庸俗化现象，而且能够在其开辟的全新传播渠道与空间中增加受众，以更为通俗的表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发展。

一、对大众文化的反思

“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后舶来的词汇，并不是在我国本土文化内部自然生成的。在语源意义上，“大众文化”是对英语词组“mass culture”采用直译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弄清英语“mass culture”一词的确切含义是准确理解“大众文化”的重要前提。查阅一些权威的辞典，mass的基本含义就是大量的形状不固定的物质[注]在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朗文当代英语词典(英语版)》)中，mass的基本含义是“a large amount of a substance， liquid， or gas， that does not have a clear shape”；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版中，mass的基本含义是“a large good lump or pile without a clear shape”；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mass的基本含义是“a quantity of matter or collection of things united into one body”。，在这个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第二个词义就是“大量；大数目”，也正是这个词义的使用，“the masses”即为“大众；群众”。特别是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将the masses“群众，平民”的含义作为与“大量”、“人群”并列的第三个词义。其实在英语中，“mass culture”一词出现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较早使用这一名词的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霍克海默是将“mass culture”作为“culture industry”的产物来理解的。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在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2]其中的意思显而易见：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制造的文化产品产量巨大，而且受到这一文化形态影响的人数也是巨大的(以“群”计)。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mass culture”才被直译为“大众文化”。

但是，mass的基本含义介绍中还隐含着一层意思，那就是“无状”(without a clear shape)——“无状”导致了组成团、块、堆、群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其元素或原子之间是松散的被捆绑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对法国小农进行分析时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如果不考虑马克思分析中的阶级性，仅就其对社会结构的描述而言，“广大群众”与“无状”的团、块、堆、群中的各个物质、元素或原子是何其相似！所以，就这一含义的“mass”以及“mass culture”来说，大众文化不过是众化了的文化——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众化、产品数量的众化、受众数量的众化——而不是大众的文化。

工业化生产方式与商业化运转方式一方面是将生产了大众文化的大众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或者主力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在将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却使大众文化失去了其应有的大众性。工业化的文化需要以一定的支付能力或经济基础为支撑，而大多数人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之后的剩余仍然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大众’作为文化消费主体”这一前提本身还能成立吗？文化的工业化与商业化最终由预期利润率决定所生产的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则是由文化资本投入者依据其自身对于大众心理、想象与欲望的评判所选择的具有可复制性高、可流通性广、可接受性强等特点的部分。大众进行文化消费的对象并非真正完全意义上基于他们的需求，消费过程本身也是对掌握生产话语权的一种延伸。媚俗化与庸俗化的文化产品其实是要寻求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一场文化产品的制造过程，这个过程既不会兼顾每一个参与生产(同时亦是消费)者的意愿，也不会因为有了大众的参与而使早已决定好了的产品有所改变。大众文化的理想主义之处或许在于寄望于尽可能地提高文化的普及率，有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并接受某种文化形态或文化观念，但是工业化的现实背景实际造成这样的大众文化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大众们的生活状态与日常心态。作为一种“以商品性作为前提、以技术性作为媒介、以娱乐性作为中心的文化类型”[4]，大众文化其实是精英化与小众化的，大众们则被隔离在了文化的大门之外。在这一假象的干扰影响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无法引导和制约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诸多非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更不必说一些人就是将西式的消费文化普及到我国社会各个阶层为初衷而故意为之的了。

二、大众性的网络与大众化的文化

网络从技术上说，就是分散的数字设备通过光纤、微波等传输介质连接成一个系统，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网络的崛起与发展不仅使其承载的虚拟数据无限扩容，也使现实的信息资源共享重彩纷呈，由此在技术变革中随行着文化范式的变迁，呈现出内容无限性、交流即时性、传播高速性、触媒普遍性等一些新特点。通过接入网络的数字设备，使用一定的计算机运行程序，借助于公众网站了解即时新闻、查找资料、收听观看音频视频。一个成熟的网站所包含的信息几乎已经达到了无限值，而若干网站在网络商务运作模式的影响下成为合作伙伴，无疑将这个“无限”所能容纳的数量与质量、时间与空间拓展到了任何人可以想象的空间之外。适应这种无限性需要，计算机中央处理器也以几何级数持续升级扩容，提速瘦身，推动着网络用户数量的几何级增长、运用网络能力的不断成熟和使用网络依赖度的日渐加深。同传统的电视、广播、报刊等传播方式相比较，网络无疑能够更为直接地到达用户并与之形成互动交流，能够更为频繁地向用户投送信息，因此也拥有更为广泛的接收者和参与者，具有更为典型的大众性。

正是由于网络的出现与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在与网络的交互作用中将其活动理解为一种文化形态。无论是站在网络中认识文化，还是立足文化来看网络，都不能否认网络的开放性、即时性与扩展性。这意味着网络不仅能够以其名义上具有的号召力将人们拉近，包容了众多的参与者，更取消了他们受到的年龄、学历、收入、阶层等差异，每一个人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更为自由、即时、充分地表达出各层次群体的声音，他们在对网络的体验中流连忘返。人们对于网络造就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形态渐行渐近，并在其中树立、找寻、实现自我价值，运用其为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满足个性所创造的条件。海德格尔认为，“文化就是通过维护人类的至高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5]。网络通过不断降低现实的技术条件门槛增强虚拟空间的吸引力，而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集聚效应不断强化个人对网络的追逐与参与，带着文化烙印的网络不仅呈现了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性，更体现了人类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终极理想。这恰恰为大众抵御精英们凭借资本优势与认知优势侵蚀其真实意思表达提供了基石。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大众化的文化必须能够真实地反映我国社会大众的生存境况，必须与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保持一致，才会成为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精神体系，体现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教化、启发和激励作用，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依托网络平台向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宣战开辟新的阵地。

三、以网络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6]这一论断不仅将网络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且将网络纳入社会主流文化的领域。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定地域民族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精神活动的模式化及其稳定状态。当网络空间内容纳的知识、信仰、语言、思维等以其独特的技术构建与数字流而模式化，以此向上网者展示出一个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精神世界，网络也就具有了文化的精神特征。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精神领域的一种文化样式，突出的先进性必然伴生并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网络力则成为文化力中紧贴时代发展而新生的一个分支。在网络环境下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和更加自觉的行动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改革创新，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观，是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确立正确的价值认同，提升社会凝聚力，确保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支撑。

以网络力推进先进文化创新、发展与传播，必须重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仅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正确辨识西方文化、腐朽文化、不良文化的反动性、欺骗性、煽动性和渐进性，认识到错误的文化与思想观念借助于网络的大众性可能和必然造成的危害，与它们自觉保持距离，而且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入网”、“知网”、“织网”，充分发挥青年人思想活跃的时代特点，在观念碰撞与文化交融中显露西方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领域“西化”、“分化”的企图，向错误的文化与思潮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开展有效深入的舆论斗争，使它们遁形于网络空间的浩瀚海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应积极利用网络影响力提高文化传播速度和影响深度，扩大受众的接受度。网络广度与深度的扩展性、网络舆论环境的集成性、网络信息交流的交互性要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全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与空间中，充分发挥网络作为先进文化建设桥梁与平台的作用，吸引人们“走过来”、“站上去”。适应网络给文化的生成方式、存在形态与传播方式带来的改变，构筑网络文化建设的桥头堡，营造健康文化生活的新空间，掌控文化话语权。积极探索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有效形式和方法，实现以集体的文化创造性活动带动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自我塑造与文化养成。同时，切实认识到依托网络创新先进文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将文化建设与中心工作有机地统一起来，树立统筹兼顾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调整社会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各级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保障、监督制度，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网络文化工作生力军，加大网络文化建设的物资、设施与经费投入，创新网络文化传播手段，创作出体现时代要求，思想性与观赏性相统一，饱含生活气息的优秀网络文化作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势在多渠道上实现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认同与接受，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改革创新中焕发无限活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玉刚.“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J].人文杂志，2011(1)：110.

[2]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7，678.

[4] 孙仁歌.频频“越位”的大众文化——读《关于20世纪文化遗产的反省》[N].军工报，2000-07-01(03).

[5] 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M]//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886.

[6] 唱响奋进凯歌弘扬民族精神[N].人民日报，2008-06-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