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荣光

(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河北石家庄050061)

废名:一个文学者的教育家之路

冯荣光

(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河北石家庄050061)

废名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个毕生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的教育家。他青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经历了旧式私塾、现代中学教育(武昌启黄中学)，高等教育(北京大学)。教育是废名写作的重要资源和表现对象。他在小说、散文作品，以及理论学术著作中，描绘读书、教学活动的情景，阐发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文学家与教育家，构成完整的废名。

废名;文学家;教育家

文学，是一门艺术，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文学也是一项事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是将文学作为窗口，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生活世相的观察、感悟和心得，向社会大众抒发出来，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途程上，留下自己的积极的印记。废名，曾作小说《文学者》。他自己也是一位文学者。他独特高远的创作风格，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极具特色的风景。这道风景令中外有识之士驻足叹赏，品味深思。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这样的风景之前。在废名先生诞辰110年的今天，海内外的朋友们云集黄冈，围绕“废名与现代汉语写作”的会议主题开展研讨，就是废名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扩大、日益深远的典型例证。

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和文明成果得以传承的关键环节，主要指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教育更是一项事业，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和启迪人们的道德养成和心智成熟的活动，都是教育。废名的文学地位和成就，已为世人所公认和熟知。相比之下，废名的教育实践，以及他对于教育事业的观察、思考和由此生发出来的思想和见解，则予以关注和研究者还相对较少。其实，废名自大学毕业后，即一直从事教育实践，也就是说，他是以一个“文学者”的身份，走了一条教育家之路。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对于开掘废名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对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很有意义，极具兴味。

一、废名受教育

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是先受到教育的。

黄梅县作为废名的故乡，既是废名从事文学创作的丰沛泉源，也是废名接受教育的最初领地。黄梅县文化底蕴深厚，尤以佛教禅宗胜地闻名于世。这就决定了在废名接受教育的丰富库存中，孔孟儒学的文化传统和佛教禅宗的香风法相是其中最初的基石。

1907年，废名入私塾读书。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文学作家对于旧中国“旧时代的教育”的否定和批判是一个很集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的《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和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旧时代的教育》。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写道:“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的呢，只要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页，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在这里，少儿“天性”所受到的压迫是极为沉重的，而孩子们那“幼稚的爱美的天性”又是极为顽强的，是极为曲折地“闪”出来的。

所谓“魁星”，就是我国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掌管科举命运的神。很多地方都有魁星楼、魁星阁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正殿上，往往都塑有魁星的神像:大致是面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这魁星右手握一管大毛笔，称朱笔，那笔就是对于学人、举子命运予以决定的权力象征，左手持一只墨斗，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海中的一条大鳌鱼(一种大龟)的头部，取“独占鳌头”之意。这种模样，鲁迅用“恶鬼一般”来概括，可谓精当得很。耐人寻味的是，现在各地的魁星楼的香火依然十分旺盛，究其原因，那就是现代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家长个个望子成龙，学子无不企盼金榜题名。于是大家都来拜魁星，建有如此楼阁的地方，往往也都有当地历年高考文、理状元榜。然而古今成就大学问者，没有一个是拜魁星而成的。需要强调的是，鲁迅从偷偷翻看魁星像的小同学的眼睛里闪出的“苏醒和欢喜的光辉”发现了“幼稚的爱美的天性”。这种天性与拜魁星以求“独占鳌头”的功利性心理是有根本区别的，是十分可贵的，是最需要大人们，尤其是教师和家长，悉心呵护的。

废名在《旧时代的教育》中也写道:“我们小时所受的教育确是等于有期徒刑。我想将我小时读《四书》的心理追记下来，算得儿童的狱中日记，难为他坐井观天到底还有他的阳光哩。”废名列举了大量的儿童读“圣贤书”时的微妙心理，如:“读‘大车无跂，小车无轨’很喜悦，因为我们乡音车猪同音，大‘猪’小‘猪’很是热闹了。”“读‘赐也尔爱其羊’觉得喜悦，心里便在那里爱羊。”“读‘鸟之将死’觉得喜悦，因为我们捉着鸟总是死了。”“读‘小子鸣鼓而攻之’觉得喜悦，那时我们的学校是设在一个庙里，庙里常常打鼓。”“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觉得喜悦，因为我们的学校面对着城墙，城外又是一大绿洲，城上有草，绿洲又是最好的草地，那上面又都最显得有风了，所以我读书时是在那里描画风景。”“读《孟子》，似乎无可记忆的，大家对于《孟子》的感情很不好，‘孟子孟，打一头的洞!告子告，打一头的疱!’是一般读《孟子》的警告。”

和鲁迅捕捉到的“幼稚的爱美的天性”一样，废名描述出来的“读书时是在那里描画风景”等等微妙心理活动，也是“幼稚的爱美的天性”的自然流露和闪现，也是需要悉心呵护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以应试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孩子们“幼稚的爱美的天性”往往被严酷地局限住，甚而至于窒息而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的教育教学实践已经和正在成为学校中的主旋律。当然，对于鲁迅、废名等卓有成就的新文学家来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与对旧时代的教育弊端的批判和否定是相辅相成的。

1916年，废名离开黄梅，到武昌入启黄中学读书，学到了新的科学知识，他感到大有收益。他后来在《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中写道:“中学教育对于我有一个极大的好处，便是听讲物理课养成我的法则观念。记得教师在讲台上实验着七色板一转，我们在台下果然看得一轮白太阳。此事对于我后来的影响不可限量。”

1917年，废名开始进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校期间，废名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尤其在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十八岁的废名更加积极和自觉地从《新青年》等报刊上获取新时代的信息和汲取新文学的营养。1922年9月，废名离开湖北，到北京大学读书，成为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的学生。废名在北大，就读于英文系，从此大大开启了他了解世界文学之窗。废名在就读期间，结合课业学习，认真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并将自己钻研的心得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和实践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

总之，废名的受教育，起始于黄梅儒学与禅风，继之以五四的时代风暴和北大的精进与开放。纵观废名的生平，终其一生，他不断学习，不断在时代的发展和变革中接受教育。可以说，废名体现了一个学人终生学习的本色。

二、废名写教育

在废名的创作中，涉及到教育的题材和内容是很多的。

如，《桥》中有《闹学》一章，生动而传神地描画了乡村学校(书塾)的生活场景。

首先介绍校内的学习情况——

连小林一起共是八个学生，有一个比小林大的名叫老四，一切事都以他两人为领袖。小林同老四已经读到《左传》了，三八日还要作文，还要听讲《纲鉴》，其余的或读《国文》，或读“四书”，只有王毛儿是读《三字经》。

随即，详尽生动地叙述那“闹学”的特定场景——

一天，先生被一个老头子邀出去了，——这个老头子他们真是欢迎，一进门各人都关在心里笑。先生刚刚跨出门槛，他们的面孔不知不觉地碰在一块，然而还不敢笑出声，老四探起头来向窗外一望，等到他戏台上的花脸一般地连跳连嚷，小喽罗才喜得发痒，你搓我，我搓你。读《国文》的数“菩萨”，讲“四书”的寻“之”字，罚款则同为打巴掌。小林老四呢，正如先生替戏台上写的对子，“为豪杰英雄吐气”。

这一段可谓全景描述。学生们巴望着先生出门的那种心痒难耐的神情，尤其传神感人。

小林的英雄是楚霸王。先生正讲到《纲鉴》上楚汉之争。

他非常惋惜而且气愤，所以今天先生的不在家，他并不怎样地感到不同。

“小林，我们一路到万寿宫去捉羊好吗?”老四忽然说。小林没听见似的，说自己的话:

“学剑不成!”

“总是记得那句话。”

“我说他倘若把剑学好了，天下早归了他。”

老四瞪着眼睛对小林看，他不懂得小林这话是怎么讲，却又不敢开口，因为先生总是夸奖小林做文章会翻案。

“他同汉高祖挑战，射汉高祖没有射死!射到他的脚上，倘若他有小李广花荣那样高的本事，汉高祖不就死了吗?”

老四倒得意起来了，他好容易比小林强这一回——

“学剑?这个剑不是那个箭，这是宝剑——你不信你问先生。”

这一段，则是一个特写，写的是动中之静，凸显了主人公小林读书的用心和入神。随后由静转动，过度的浑然天成，不见斧凿痕迹——

小林想，不错的，宝剑，但他的心反而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瞥见王毛儿坐在那里打瞌睡，连忙对老四摇手，叫老四不要作声。

他是去拿笔的，拿了笔，轻轻地走到毛儿面前，朝毛儿的嘴上画胡子。

王毛儿睁开眼睛，许多人围着他笑，他哭了，说他做一个梦。

“做梦吗?做什么梦呢?”

“爸爸打我。”

小林的高兴统统失掉了，毛儿这么可怜的样子!大家还是笑，小林气愤他们，啐着一个孩子道:

“你这个小虫!回头我告诉先生!”

“是你画他胡子哩!”

另外一个，拉住小林的袖子——

“是的，小林哥，他是不要脸的家伙，输了我五巴掌就跑。”

王毛儿看着他们嚷，不哭了，眼泪掉在胡子旁边，小林又拿手替他抹，抹成了一脸墨!自己的手上更是不用说的。

这里，则凸显了小林的童趣和同情心，而这也就是小林能够在孩子们中成为“领袖”的内在原因。这样的场景描写，简直是可以与《红楼梦》中“顽童闹学堂”的情节描写，还有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三味书屋”的场景描写，相媲美的。废名归纳自己的创作时曾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这在《闹学》里就有具体的体现，也是废名文章与曹雪芹、鲁迅文章不同特色的要点所在。

作为小说家，废名用诗化或散文化的手法，记录生活，描画风景;作为教育家，废名将自己对于教育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有机地融入相关作品的字里行间，为教育事业中的同道们提供案例、见解乃至思想和理论。《桥》里面的《闹学》等篇章，《火神庙的和尚》、《文公庙》、《李教授》、《文学者》等等短篇作品，尤其是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的许多章节，所有这些，使得有关教育的题材的创作，成为废名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废名有关教育题材的创作，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乡村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都涉及到了。他的这些作品既丰富了文学宝库，也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和具有启发性的文献资料。

第二，散见于他的散文以及论著之中，如《立志》、《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等等，尤其是在《阿赖耶识论》、《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这些论著中都发表了对于教育的真知灼见和深刻思考。

如，废名在《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中写道:

“为学问而学问”，换句话说，求知识而已。古今中外的学问家，无论哲学家，无论科学家，无论宗教家，无论革命家，没有一个人不是知识丰富的，而没有一个人是求知识的。现在中国的大学课程，即是知识课程。话说得丑一点，知识课程，便等于商业广告，必然是贩卖性质。学校必要有工人性质，即是学习性质。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是欺骗人的，只有商人欺骗人。工人便是知行合一。我很赞成共产党提出的“学习”的口号。新中国的教育必然是反八股的教育，是学习，不是抱着书本子，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因为是学习，是为人民服务，那里还会与大众脱离关系呢?

最后我说一件事，三十五年我回北大，看见学生上课下课总不循着一条石灰砌的路走，而踏着草地走，因为循着石灰路走便要绕个半圆，踏着草地便是直路，其实本没有这条直路的。我看着这条由大众践踏草地而成的邪曲之路，心里很难过，何以大学生都像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呢?我再一想，是的，大学生考察里头，本没有“行不由径”这门功课。因此我在讲论语时，特别提出“行不由径”这章书来讲，孔子的学生以得着一个 行不由径的人为得一个人才，可见人才之难，可见人才的意义了。最近我的侄子，他是 北大外文系学生，加入南下工作团，在他们行了开学典礼之后回来告诉我道，“领导我们的人只住过小学校，他说得很有趣，他说他是一个小学生，现在来领导大学生，感得很光荣。”我的侄子很高兴，我看了他的高兴，也很高兴，我觉得他现在有了“学”的 生气了。在以前我要告诉他“行不由径”，他或以为我迂腐，这是小学生的功课，卑卑 不足道的。其实这便是新中国的教育。

把我的意思老实说出来，我是很赞成共产党的教育的，我们要把共产党训练党员的方法拿来办教育。更说老实些，共产党的教育方法便是孔子的教育方法，也便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即是政教合一，所以孔子的学生都是去从政的。现在的从政意义，莫过于与劳动大众联合在一起了。我只想提出两点供人民政府参考，一是师严然后道尊，学校里 的师，是绝对道义的，先生与学生，同一般政府里官吏与人民的性质不同;二是兼容并包，即宗教是学问，不可本着常识以迷信斥之。

在这里，废名鲜明地指出了“共产党的教育方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的内在联系和相通之处。这对于当今的教育科学理论研究，切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开展课题研究，避免简单化，注重深入的、立体的、全面的和系统的研究，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是具有启发性的。

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废名的教育思想和他的教育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921年，废名在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武昌任小学教师。

1929年，废名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从此他沿着一位文学者的教育家之路一直走了下去。

刘中树先生在回忆废名先生晚年的教育活动时，深情地说:“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更使我们感动的是眼病使冯老师不能伏案写字，他便在脖子上挂一块至胸部的木板写字，就这样每讲一门课都发给学生讲义，写出了《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讲义》、《新民歌讲稿》、《毛泽东著作的语言》等教材。他还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支持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在一次教研室的学术讨论会上，我不自量力地生搬当时苏联的文学典型论对冯文炳教授的阿Q论提出不同的看法，匡亚明校长听说后认为师生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利于活跃学术讨论空气，让我们各自写文章，由学报发表，以推动学校的学术研讨活动。冯文炳先生在文章中与我这个刚毕业的学识浅薄的青年助教耐心地进行学术讨论。冯文炳先生把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之情，都化作了勤奋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动力。”(《冯健男先生的冯文炳研究》)

从这样的回忆中，我们切实感受到废名先生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风度，感受到在以废名为师的课堂上所能达到的那种和谐互动的教学上佳境界。

《论语·先进》篇载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描述了孔子和几位弟子进行的一场有关人生理想的交谈。这其实就一个体现了和谐互动上佳境界的课堂。在这里，孔子作为师长，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发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提问，切实激发了弟子们积极应答的热情。二是认真、沉静而又投入地倾听每一位弟子的发言。对于子路的“率而尔对”，孔子应之以“哂”。这个“哂”正是孔子倾听子路的发言所做出的情不自禁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哂”者，只是针对子路的“率尔”，而不是子路所说的志向。对于点(曾皙)的发言，孔子由衷地产生了“吾与点也”的共鸣。对于这一层的理解和诠释，历来也是见仁见智的。但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孔子的“喟然而叹”同样是倾听了弟子的陈述后情不自禁的反应。三是在与曾皙的交谈中，对于弟子们的发言做出了公正、客观和恰如其分的点评。他在倾听的过程中，没有对冉有、公西华的发言表示出什么，但在后面所做的点评中则充分肯定了冉有、公西华欲有为于国家大事的志向，这也印证了他在前面听冉有、公西华的发言同样是倾心投入的。孔子做了这三件事，使得这一次教学活动收到了“和而不同”、和谐互动之效。

作为教育家的废名，他在教学活动中对于和谐互动上佳境界的努力实践，也是一贯坚持的。如刘中树先生所回忆的在大学课堂上的废名先生是如此，在他早年、中年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也是如此。

1937年，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师废名为避战祸，从北平回到家乡黄梅。40年代前期，他在黄梅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废名回北大做教授后作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生动地描述了他(即下文中的“莫须有先生”)的教学生活。例如下面的一则趣事。有一天，莫须有先生用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他要学生们把《论语·公冶长》中的这一章翻译成白话。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莫须有先生把学生们的翻译卷一个一个地发下去了，告诉他们:“你们的卷子我都没有打分数，你们是第一回写白话，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句话，慢慢地我要教给你们，等你们进步之后，我再给你们定分数。昨天的试题应该这样做:孔子说道，‘谁说微生高直呢?有人向他讨一点儿醋，他自己家里没有，却要向他的邻家讨了来给人家。’”

莫须有先生把这句翻译在黑板上写了出来，班上有一个顶小的孩子发问道:“先生，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我们做菜要用酱油醋的醋吗?”

“是的，孔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孔子的书上都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话，好比你是我的学生，有人向你借东西，你有这个东西就借给人，没有便说没有，这是很坦直的，为什么一定要向邻人去借来给人呢?这不反而不坦直吗?你如这样做，我必告诉你不必如此。微生高大家都说是鲁国的直人，孔子不以为然，故批评他。”

“那么孔子的话我为什么都不懂呢?”

“我刚才讲的话你不是懂得吗?孔子的话你都懂得，你长大了更懂得，只是私塾教书的先生都不懂得。我教你们做这个翻译，还不是要你们懂孔子，是告诉你们作文要写自己生活上的事情，你们在私塾里所读的《论语》正是孔子同他的学生们平常说的话作的事，同我同你们在学校里说的话作的事一样。”

莫须有先生教学的故事与废名对这故事的描写虽然年代有些久远了，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和意义对于当今的教育教学实践依然有着启迪和参考的作用。这至少表现在:其一，莫须有先生的教学不是僵硬的、教条式的说教，而是用贴近生活、富于启发的方式，在与学生的平等对话过程中讲述既定的教学内容。其二，莫须有先生的教学做到了“教书”和“育人”的有机结合。他明白晓畅地教给孩子们:做人要“坦直”。……现在，我们不会因为《论语》里面有“酱油醋”这类的内容而大惊小怪了。但是，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机械、僵化、教条地使用教材，将“教书”和“育人”割裂开来的现象和问题是存在的，是需要在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切实予以改变和解决的。联系到《论语·先进》篇所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我们切实可以感觉到莫须有(废名)在教学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和风度，真的是与耐心和投入地听取弟子的发言并和弟子们倾心交谈的孔子，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废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对教育史——尤其是中国近代以至古代的教育史进行了深刻和独到的思索。对于这些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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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3-8078(2012)04-0116-05

2011-12-09

10．3969/j．issn．1003-8078．2012．04．38

冯荣光，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