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良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儒林外史》悲剧性研究述评

张雨良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儒林外史》的伟大是深刻的伟大，其深刻处之一便是作品所展现出的悲剧性。文章以此悲剧性为核心视角，从接受者角度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初步描绘出作品悲剧性研究的脉络。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清人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评点研究;民国时期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90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儒林外史》;悲剧性;研究

《儒林外史》(下文简称《外史》)这部伟大著作，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为文人世界树立了第一面映照自身的“照妖镜”。这面镜子以文人为中心，辐射扩散。有时似哈哈镜、放大镜、缩小镜，有时则像望远镜、聚焦镜、显微镜(但绝不会是宗法专制社会中所固有的“墨镜”)，把一幕幕从未中断并循环上演的儒林悲剧记录在案，以供后人参看评判以至反省诸身。随之而起，一代代书斋读者在这面镜子上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思想涟漪，以求交融共鸣，有益于世。这便构成了总体上不温不火但又持续不断的《外史》研究史。何以《外史》的研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其它经典名著的相比要黯然逊色呢?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外史》的传承范围和知名度不如后者。那么这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许多方家都给出过解释，例如认为其结构不紧密，似短篇而非长篇，个人故事没有结局，且没有爱情母题等等。这就影响了这部文学巨著的传播空间和领域，而只能在少数读书人的书斋中得到垂怜，引以为知己，奉之为至宝。其实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对此，鲁迅先生曾经一语中的，道出个中原由——“伟大也要有人懂”。［1］(P220)因为《外史》的伟大是深刻的伟大，所以只有深刻的感悟思考，才能对之有深刻的共鸣与心灵的契合。在缺乏个体独立自主思考而麻木纵欲肤浅的时代里，伟大的《儒林外史》没有多少人懂，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到《外史》的伟大深刻处，悲剧性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本文就是以这个悲剧性为切入点，从接受者研究者的角度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历史进行梳理，来描绘出作品悲剧性研究的脉络，兼而点缀下自己的一些思考评价，以求能对《儒林外史》价值的再挖掘再传承有所助益。

在进入这条脉络之前，有必要对“悲剧性”这个词的概念进行界定。据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中的归纳:悲剧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最早产生在古希腊的一种戏剧样式。二是指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悲剧，用来比喻不幸的遭遇、引起人的悲惨感觉的事件等。三是指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亦可称为悲、悲剧性或悲剧美。作为美学范畴，悲剧从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的现象里面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对悲剧人物在遭受到不幸或毁灭时所持的态度进行审美的判断和评价。［2］(引言，P1－2)显然本文是要在“悲剧”的第三层含义下进行论述，所以“悲剧性”就是悲剧美学上的意蕴，《外史》的悲剧性就是其所展现的悲剧意蕴。而在《外史》的研究历程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条以“悲剧性”为主干的文脉，其若即若离，时隐时现。

一、清人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评点研究

清人对《儒林外史》的评点研究，是《外史》接受和研究的起点。评点这种形式，是那时的读书人对小说进行鉴赏研究的最主要方式。而对《外史》的评点，主要包括闲斋老人的卧评、黄小田的黄评和齐省堂评本、天目山樵评本等。虽然那时的评点者不可能会自觉运用悲剧理论对《儒林外史》进行系统的评论，但是其开创性的评点论述，还是或多或少地直观道出了小说中人物的可鄙可怜可泣之处，道出了早期阅读者那第一时间的或恨或哀或叹的感受。对此，我称之为《儒林外史》早期直观感悟型悲剧研究。例如卧评第三回回评有如下的批语:“余友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3］(P46)这句评论被历代《外史》研究者所引用，原因之一就是它直观地概括出了《外史》中儒林世界的虚伪丑恶悲凉荒芜，以及价值信仰的幻灭空洞，作品中悲剧的艺术化触动了人现实的悲剧感，使那些对现实已有所困惑的读书人霍然惊醒，意识到自身及所处社会环境所具有的悲剧性。“慎毋读”的深一层含义其实是否定之否定，是主体主动接受《儒林外史》的悲剧美，而又陷入现实悲剧痛感苦闷且不得出路的曲语反语。又如卧评第四十八回回评“看泰伯祠一段，凄清婉转，无限悲吊，无限悲感。非此篇之结束，乃全部大书之结束”［3］(P593)，直接道出那时文人面对虚无所作出的虚无的反抗，及由此产生的悲剧感。再例如黄小田黄评在上述卧评第三回回评后有如下评语“吾亦云云”［3］(P46)，表示赞同。且在闲斋老人序后又补充说:“善乎评者之言曰‘慎毋读《儒林外史》，读之觉所见无非《儒林外史》’，知言哉!然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3］(P688)这也是直观地说出《儒林外史》背后深层次的悲剧性。

以上涉及悲剧性的评点，都是对作品整体的直观感悟。其实这些评本中的评论，对具体的、一个个人物的悲剧性的点明揭示占据更大的比重。例如第一回写到王冕母亲含泪嘱咐王冕“早出晚归，免我悬望”后有天一评、天二评、约评的夹批，分别是“读至此不知何以堕泪”，“读至此不知何以下泪”，“我亦要堕泪”。［3］(P2)这些评语就是对王冕母子在贫苦境遇下的亲情悲剧性的直观感悟。天下父母有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多点时间陪在自己身边，可是王母却不得不嘱咐自己唯一的孩子要“早出晚归”，干好给人家放牛这份养家糊口的唯一工作，这份亲情的悲剧怎能不令“善读者堕泪”呢?又如第二回梅玖含沙射影取笑挖苦当时还是老童生的周进后，有黄评“愈难受，可哭可哭。”齐评:“所以一肚皮眼泪也”，天二评“梅三相所得意者秀才也，周先生所深痛极恨者未入学也，实逼处此，以成他日之哭”。［3］(P23)这些评论无一不是直观地点明连秀才都没有考中的老童生周进被年轻的秀才梅玖挖苦鄙视嘲笑时的悲苦之情，以及他日周进以头撞贡院号板的缘由所在。类似这样的评点还有许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虽然以上这些体现《儒林外史》悲剧性的评点在悲喜二元对立的评判中占据主流，但我们也不能回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上述几种评本当中所存在的反悲剧性的意识和观念。例如卧评第四回写到何美之的浑家嘲笑挖苦范进妻子的相貌后，有黄评的夹批随声附和:“屠户女儿一定是此等货! 写得如见其人。”［3］(P51)这就在明显地歧视底层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还例如卧评第二十七回回评对王太太进门后的一些“坏毛病”进行批判，进而得出“天下妇人，大约如此”［3］(P343)的结论，就完全表露了评点者男尊女卑，对妇女诋毁压迫的意识观念，而不去深入探究分析作品中王太太何以有这些“毛病”的悲剧原因。再例如卧评第四十八回回评评价本是被宗法礼教毒害至深的悲剧人物王玉辉，说其“临大节而不可夺”［3］(P593)，就是在褒扬赞美王玉辉极力赞成女儿为亡夫死节的行为，而这种为夫死节的行为，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下，早已被广泛认定为极端摧残人性尤其是妇女的生命心灵的丑陋行径，所以评点者的这种评论，不仅是谬误，而且是极大的反悲剧性的，同时也更不符合作者吴敬梓本人对此事那种矛盾痛苦的心理态度。像这样一些反悲剧性的评点，在其它章回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这在评点研究整体当中确实构成了一定的瑕疵。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瑕疵反而能给作品加上了一道深深的没落时代的悲剧印迹。这些又未尝不是一种无奈的意义。

总之，清人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评点研究更多地具有直观性感悟性概括性的特点。其富有开创性而缺少系统性，且能在整体上揭示《儒林外史》所反映的人生悲剧，但也由于历史局限性，尤其是落后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或多或少存在反悲剧性的瑕疵。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些瑕疵也许反而给作品加深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印迹。

二、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经历了动荡剧烈的变化，由君主专制社会过渡到倡导民主共和但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加之内忧外患，种族国家的生存还是毁灭，则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也就在这个时期，伟大的《儒林外史》终于确立了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重要地位。这应该归功于汪原放、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等著名学者思想家。在作品悲剧性探究方面，这里主要介绍一下鲁迅先生的相关评述。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推崇是“儒学”领域里众所周知的，其对作品的一些经典评论至今仍为学界广泛引用。例如论作品主旨和艺术特色有“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之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4］(P198)谈作品结构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固亦娱心，使人刮目矣”［4］(P199)等等。这些评论思考对作品的主题，艺术手法，结构特色上都有精到的见解，尤其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更是确立了《儒林外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虽然，鲁迅先生并没有直接系统的发掘论述《儒林外史》的悲剧美学价值，但他本人的一些论述都间接涉及到这一问题。例如说作者吴敬梓“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4］(P202)等，就从侧面指出作品的整体内容是揭露士林乃至社会的假恶丑，说作品“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也可以表明《儒林外史》的基调是“戚”和“婉”，是悲哀悲伤平淡委婉。而这种“戚婉”的整体氛围，便是《儒林外史》总体的悲剧性。其间虽“能谐”“多讽”，但这都只是一种冷静客观的表达方式，那里面的内容则仍然是一种深深的哀叹和悲感。以上是鲁迅先生直接评述《儒林外史》所涉及到的悲剧性和非悲剧性，其实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尤其是那些对悲剧的评论评述，虽未主观明确表明与《儒林外史》的关系，但在客观上，又极为符合《儒林外史》的悲剧美学内涵。例如在鲁迅先生的杂文《再论雷峰塔倒掉》中有这样一句话“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P22)，便是儒林悲剧的写照。还例如《几乎无事的悲剧》里，评析《死魂灵》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察觉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5］(P249)而《儒林外史》的深刻之处，或者换句话说，《儒林外史》悲剧性的深邃之处也同样在这里，在制度的“平常”和“无事”之中，人们的行动或不行动，都在麻木平庸中变得无聊虚无，生命也就在这一点一滴中枯竭着，混沌着，消逝着，这就是《儒林外史》为我们所展示的现实世界，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顿生“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的悲剧之鸣呢?

总之，通过这一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的研究推崇，《儒林外史》在学界获得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讽刺说”的提出，更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但在作品的悲剧性探讨方面，还未有直接和系统的论述。在没有了清人评点式的直观感悟性研究的同时，作品悲剧性只能是体现在一些间接性的表述中。不过，鲁迅先生的评论评述，尤其是他本人对悲剧的看法，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三、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以陈美林、李汉秋为代表的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只作品悲剧性这一方面就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和论述。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例如傅继馥在《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一文中说:“要科学的评价《儒林外史》的主题，就要摆脱左倾思潮的影响，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为数众多的，可笑又复可怜的儒林小人物和厄运的受害者。他们中了毒还没有觉悟，放了毒却不是有意害人。小说把他们写成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写成群丑。在进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倾注着深切的同情。这样，批判的锋芒就通过个人指向了社会，透过现象指向了本质。”［6］这一观点就以儒林“痛史”说，取代“丑史”说，重新走上了研究《儒林外史》的正轨，接近了作品的悲剧性内涵，而不是反悲剧性的政治批判。伴随着新兴的美学理论的传播，学界在传统的讽刺喜剧说之上，提出了更加准确深刻的观点——悲剧说。例如赵齐平《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和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不约而同地重新审视了儒林外史的美学特征，指出阅读小说的读者“不是有着厌恶情绪发泄的痛快，而是产生若有所失的沉重和内心的压抑”［7］(P248)，作品里“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潜流，这就是说，作者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透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7］(P255)还有宁宗一在《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中说:“我们的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像《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八股制艺所造成的精神悲剧，正面表示深沉抗议，并对此进行反思的长篇。”［8］这也是直接指明了《儒林外史》的悲剧性，只不过对“八股”的审判并不准确，造成悲剧性的根由并非八股制艺。

陈美林和李汉秋先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儒学”领域里的泰斗级学者，他们对《儒林外史》的研究贡献颇为丰厚。二位学者都有极强的探究考据能力，在作者身世和文献搜求方面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如单就悲剧性研究来说，陈美林先生主要做出了两个工作，一是出版《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重新采用清人评点形式，对作品的文本进行再评点，其中挖掘出许多重要情节和悲剧性内涵;二是，出版《＜儒林外史＞人物论》，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依次点评介绍讨论，由一个个个体展现了儒林世界整体的悲剧性。李汉秋先生则主要从大文化角度论述《儒林外史》的文化内涵，在这一方面有很多文章，例如《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儒林外史＞的历史性进展》就论证了小说所达到的现实主义高峰;《王玉辉的悲剧世界》则从文化的深层次角度论述个人人物所无法避免的悲剧性。

总之，这一时期是“儒学”研究的高峰，涌现了许多大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对作品的研究方面，也首次运用新兴的美学理论，对内容的悲剧性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求和争论。然作品的悲剧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四、90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儒林外史》悲剧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总体上呈衰落之势，专著和有创新性观点的论文都相对较少，这也许是因为上一时期的考据索引文化艺术研究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做出了许多极致性的研究成果，后人貌似难以逾越，所以研究热度热情也大幅下降，产生的相关论文在当今恶劣的学术环境下，也就更加黯淡。不过，在作品的悲剧性研究方面还是有较多可喜的创新和进展。

这些论文在对作品悲剧性的探究方面都有很多进展，抓住了小说中人物乃至整个社会的两难处境和悖反困境，也就抓住了悲剧性的两大核心要素。在悲剧矛盾的分析方面，周月亮《误解与反讽——略论＜儒林外史＞所揭示的文化与现状的矛盾》和贾学清和《论＜儒林外史＞的悲剧意识》都做出了很好的探寻。前者侧重在文化与现实的矛盾方面，后者则着眼于具体的文人意识的几种悲剧矛盾。鲍鹏山《＜儒林外史＞的“反体制”思想》行文逻辑严密，且极富感染力，道出了清末极权体制带给个体的异化和悖反困境，接着冯敏洁《浅析＜儒林外史＞下层寒士的异化人格》也在这一方面具体进行深化解析，也较为新颖，深刻。

以上内容便是《外史》悲剧性的研究脉络，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作品的美学价值——悲剧性——的认识探讨过程是不断前进深化的，不过目前的研究现状还是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悲剧概念在小说中的界定也不清晰明确，这还需要改进提高，或者是由高质量的专著来解决。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郭玉生．悲剧美学: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吴敬梓．李汉秋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钱理群．鲁迅杂文选［C］．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6］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J］．社会科学战线，1982，(1)．

［7］安徽省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委员会．《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8］宁宗一．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J］．天津社会科学，1986．

I206．2

A

1003-8078(2012)04-0055-04

2012-05-04

10．3969/j．issn．1003-8078．2012．04．21

张雨良，男，河北邯郸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