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康

大众文化中的寻根式个人话语实践
——评王勇男 《雪太阳》

张 康

王勇男的 《雪太阳》是一种个人话语实践，这是由大众文化对“纯文学”的边缘化决定的。 《雪太阳》的个人化写作态度表现出的是文化的寻根，是以书写内部世界的个人写作行为对抗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和消费性。这种特殊性使得个人话语涵融了公共话语，并最终通过公共性发挥个人话语的力量。所以 《雪太阳》的话语实践是一种涵融群体话语的个人化创作。

《雪太阳》；大众文化；个人话语实践；寻根

王勇男是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他于1997年出版的《雪太阳》集中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诗歌主潮思想和基本风貌，并因此获得第一届中华铁人文学提名奖。下面，就王勇男诗歌的个人话语实践与当时大众文化中的寻根思潮关系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个人化写作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最为活跃的文学批评概念之一，它表征着个人话语在介入对社会意识诸形态的理解时形成了个人权威性，而且这种个人权威性与大众文化对社会理解的权威性在地位上是等同的。公共性话语的权威不再是一元性存在，而个人化写作作为对立的存在，其下的每种话语都以自身的内指性和边缘性获得了一种复杂的身份认同。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个人化写作渐渐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甚至有人认为个人化写作与先锋文学一样是一种书写个人内部世界的纯文学，它逐渐远离公共世界，将会给文学的道路带来狭隘化的危险。如王晓明就曾尖锐地指出：“九十年代的‘个人’意识长成了一副极不对称的体格：物质欲望和官能冲动愈益泛滥，精神要求和公民责任感却日渐萎缩……”[1]也有人很乐观地看待个人化写作，认为个人化写作“使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得到了敞开，并从容地进入了文学的领地……实际上却是以一种私人化的方式延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2]

应该说，《雪太阳》成书后所面临的文学批评语境正是上述的状态。然而，《雪太阳》是否应该算作上述个人化写作的范围中去呢？可以发现，关于个人化写作，其本身并没有确指的定义，用以界定后来的个人化写作的作品也是根据陈染、林白、芳芳、刘震云等作家的写作风格和内容为参照的。《雪太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诗歌体裁，其下所录的诗歌集中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而结集出版时间则在90年代末。所以这需要在两种语境下考察《雪太阳》的生存状况和文化态度。

80年代，中国诗歌的存在环境有了许多改善，历史上的诗派如“七月派”和“九叶派”纷纷得以正名，西方诗歌和诗歌理论大量译介，一些专门的诗刊也开始成立，理论上拓宽了诗歌发表的途径，但伴随着体制改革，经济、文化观念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学商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诗歌的生存境遇日益尴尬，诗歌无法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专门诗歌刊物的生存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诗人再也无法依靠发表诗歌来换取可观的经济收入，甚至也不能依靠诗作赢得可观的名誉，一些保持“先锋化”写作的诗人和独具特色的诗人其境遇更加严峻，实际上发表诗歌本身也成了难题。诗歌的边缘化生存境遇开始了。

《雪太阳》所收录诗歌的主体都创作于1985年后，1985年又是一个特殊的节点。这一年，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等一批作品相继出版，继“十七年”和“文革”后，人们已经习惯的主题明晰的现实主义再现手法遇到了这一系列作品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和接受阻力。作品可以这么写吗？这是小说吗？这种疑问渐渐弥漫开来。《雪太阳》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

一朵颤抖的白玫瑰

湿漉漉地在暗夜绽放

红色的痉挛直到早上

——《初觉》[3]

这首诗象征意味浓厚，隐喻手法运用纯熟自然，这也使得诗作呈现出多义与含混的特征。《初觉》的题名似为这三句正文徼定了主题，然而“初觉”二字本身也构成了一组“象征的森林”：一、即是初觉，便是苏醒的意义，这无须过度臆测，然而这“苏醒”是从何处醒来？是要告别什么？二、“醒来”后又身置何处？既以告别了某某，又将达致某某？三、既是“初觉”，那此前和此后必定关联未尽，前有余音，后无新响，这种状况又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这首诗是“朦胧诗”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无可厚非。与传统诗歌相比（“十七年”与“文革”诗歌），《初觉》的意义生成空间是巨大的，是典型的“可写文本”，文本的张力和意象构成也更紧密更平滑，风格也不再粗糙尖历，与空洞、体制化、枯燥的“应制诗”相比，对内心世界的开掘和情感熔铸更深刻、更真实。它具有朦胧诗的一切基本特征。

赤裸走进水赤裸走出湖赤裸走在兴凯湖上阳光、金沙白浪、蓝绢向我兴奋扑打……我赤裸在兴凯湖形体和品质都是最优秀的看中天那雍容舒展踱步而行的金孔雀独自为我一人开屏多么灿烂辉煌

——《赤裸》[4]

比于前诗，这首诗主题鲜明，胸次悠然，风格轻快自然，画面明了、简洁，对兴凯湖的喜爱溢于言表，并通过自己身体和自然山水的写照，将对兴凯湖的热爱升华为对人生命的赞叹，这样看来，这首诗毫不似“朦胧诗”。可是这首诗和《初觉》是同一时期作品，并且收录于同一章，章名为《走近世界最宽的河》，诗人何以将两首风格和手法大不相同的诗歌收进同一章中呢？全章所收录的46首诗，多数为写景咏物诗和爱情诗，如果勉强分类的话，从内容上，《初觉》与《赤裸》则都应算作写景咏物类，然而仔细观察，则发现《初觉》所状之景、所咏之花又并不明确，虽标明所写之物为白玫瑰，然而情感蕴蓄深厚，余味深长，观其所写又不止于白玫瑰。如果这是诗人作品的“文本裂隙”的话，那么这个裂隙则表征着诗人王勇男在两种文化语境中的挣扎，也即前述的公共性语境和个人化语境。

经济体制改革后，文学也和商品一样进入了商品化和消费化的进程，原来“纯文学”的崇高光环已经不复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组成都被纳入到精神生产领域，而它们中的大部分多被简单化为经济效益标准下的待定之物。而原有的传统文化还在，许多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商品化和消费化文学进行抵制，王勇男同他们一样，也在坚持着“自律”的文学，抵制着消费化的文学，诗人写诗不在于外在功利，而是内在的自觉性要求，即他所说的，是一种“自救方式”：

“所谓自救方式，是一种从生存进入生活状态而达到一定生活品位的积极力量，这既有与生俱来的原始素质，又有后天生活经历补给，形成了不甘沉沦的自救方式，诗的力量便是这种方式在诗人身上最充分的体现。”[5]

将写作——进一步说——写诗，当做一种自救的方式，就是要把诗从消费文学和“纯文学”中区分开，用中国传统诗学中“言志”、“缘情”的诗论来标界诗，将诗作为内化的力量，即刘勰所说的“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既如此，那么为什么诗人认为自己需要拯救？是什么威胁了诗人的生存？

近代科技革命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现代电信科技缩短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距离和接触的时间，与之相适应的是信息的爆炸、知识数量的几何级增长，生存质量标准逐渐成为能否掌握全面、即时的第一手信息。一场信息占有的角逐开始了。信息和数字正以无比迅捷的速度掌握着物质文明和意识形态，这种速度远远快于人们适应力。这一点，诗人王勇男也感到了：

使我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电脑代替纸笔写作的时代开始了……如果一个谁，想成为作家，……还用笔写而不用电脑写，就等于自我封杀，自我淘汰。

——王勇男 《我到底要什么》

由唯物质论而导出的科技理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无限延展，在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争名夺利与蝇营狗苟因此孳生：

……我崇拜铁轨直来直去椎骨因此而笔直语言因此很有穿透力但常常因靶子的狡猾而击不中目标……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在小人手下做事允许他的卑鄙与我的正直同在……

——《简历》[6]

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动荡影响着每一个人，随着一元价值观念的彻底崩坏而来的是多元的价值选择。文学伴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受到了波动。我们一方面学习西方，开启了现代性进程，实现了社会价值的大众化、世俗化，但没有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作为承担现代性后果的缓冲带，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社会价值理念很容易因表面模仿而失去本质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未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要么彻底抛弃传统，要么实用化、庸俗化地挪用传统，最终在精神上失去寻根的力量，而生存的价值又无时无刻不要求人们对之进行确证，于是物质利益的追逐和占有就正好填补了这个空位，大众文化从此成为了新的霸权话语。

王勇男所以一直坚持写诗，也正是从大众文化中脱离出来而开始无意识寻根的征途。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世俗性使得文学全面进入了物质价值生产环节，从作品的立意、创作到接受与消费，商品色彩都深深地浸染着这一过程，一旦脱离这一过程，产品就立刻失去市场而进入边缘地带，诗歌的境遇之尴尬处也在于此。影视剧文学的崛起极大改变了当代文学构成，书写性灵的诗歌被遗弃在消费风潮中，诗人也被放逐于狭窄的“纯文学”地带，无人问沉浮。即使是这样，王勇男也一直坚守着诗歌这个阵地，也许也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最后天地之一：

写纸并没有被付之一炬，也没有丢之弃之。不断的有几本仍摆上案头，放在电脑桌上。它们即时成了有记载的碎片。其实这并不是写纸的最重要的功用了。放在电脑桌上，看到这些格蓝多梦的写纸，对自己仍然是一种激励。每一个小蓝格里，都是一粒种子的空间，小到一，大到亿，就想象这从一到无穷大的空间里，格子里每落进一颗雨滴，都可能有生命的奇迹和美诞生。这当然是不务农事的愚人快乐的梦想。就是诗意的诞生！

——王勇男 《我到底要什么》

那么，诗人的这种话语实践在大众文化泛滥的今天就是极其个人化的。诗人说：

写是快乐……诗是生活赋予读者的一种个性化感受的灵光，一种潜行的创造力的激跃的驰骋，一次充满了快乐或痛苦之美的摇撼。

——《与<雪太阳>同一视角看世界》

然而这种个性化又体现着某种共性化的终极追求，即寻根。那么，前述《雪太阳》的“文本裂隙”在此就很明了了，个人话语必须通过公共话语来发挥其能指力量，王勇男的个人话语实践在大众文化的话语霸权环境下含摄了公共话语的力量，这使得《雪太阳》的诗作在问世十余年后更加焕发光彩。诗是文化发生乡愁的永恒表征，王勇男的个人话语实践所击中的正是时代文化的乡愁所在，这种个人坚守将会成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时代的心理姿势，所以，毋宁说《雪太阳》的话语实践是一种涵融了群体意识的话语实践，这种孤独的行进欲打破大众文化的话语霸权状况，将大众文化导致的精神封闭刺穿，而重新建构起人文意识形态为精神价值主流的写作行为。其是个人的，也是公共的，这正是《雪太阳》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王勇男坚守诗歌阵地的意义所在。

[1]王晓明.在创伤性记忆的怀抱中[J].文学评论，1999，（5）.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5.

[3][4][6]王勇男.雪太阳[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5]王勇男.我与雪太阳[J].大庆师专学报，1999，（2）.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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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2）06-0009-02

张康/黑龙江大学在读硕士（黑龙江哈尔滨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