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丽，陈 妍

从橱窗人生到樱桃园人生
——论程乃珊上海书写的变迁

王亚丽，陈 妍

有着“天堂上的地狱”和“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是作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对象，本就是“上海味”的“老上海后裔”程乃珊是上海书写中的一个小分子，她紧紧围绕着上海写出了一系列作品，而她对同一个上海的书写，却呈现出对“蓝屋”生活的批判和对“绿屋”生活的向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程乃珊；“蓝屋”；“绿屋”

上海是一个“天堂与地狱同在，人性与兽性共存”[1]的城市，这个不夜城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程乃珊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个小分子。她以其女性化的态度，小布尔乔亚般的优雅和忧伤，紧紧围绕着上海的生活进行书写，然而，同一个上海在程乃珊的笔下呈现两种不同的书写态度：早期，程乃珊笔下的“蓝屋”是堕落庸俗的象征，后期则醉心于“绿屋”里上层社会高雅精致生活的描绘。

一、“蓝屋”里的橱窗人生

程乃珊笔下的“蓝屋”是上等、优渥生活方式的象征物，它是一般上海市民所崇尚的消费时尚和欲望的载体。然而，它是一座空虚的欲望“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它意味一种让金钱吞噬人性、吞噬良知的生活，是一种物质优裕、精神空虚的“寄生虫”和“多余人”的生活。它成了静止不动、毫无生命的“橱窗”，住在里头的“蓝屋阶层”是橱窗里的玩偶，看不到橱窗外精彩的世界，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骨子里流淌着坐享其成的血液。

（一）“寄生虫”寄宿附庸的人生

“蓝屋”就是寄生虫的“温床”，里面的人寄宿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游戏人生，使蓝屋成了堕落庸俗的象征。程乃珊刻画出了“蓝屋”里“文明男人”的丑恶灵魂。

程乃珊在《蓝屋》里描述了第一代寄生虫顾鸿基，他的名字寓意着巩固家族基业，使之鸿达。他挂着许多名号：市政委员，蓝屋的传人，这些都昭示着他身份和地位上的表层富足，可是他却只会“打沙蟹”的门槛、探戈舞步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离了这座赫赫有名的蓝屋和父亲传给他的那些钱财，他真正没什么值得夸口的。现代物质文明已经使他物化了，“老父亲那套处处以钱开路的法宝他已经全盘继承了。”[2]他打算用金钱来换取父亲墓地的所在处，他人格扭曲，成了人性残缺者：在文革期间因为怕被父亲连累，他竟然把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赶出家门，还写大字报来批判父亲。他的儿子顾传业也并没有传家业的本领，是寄生虫第二代。“蓝屋”里物质的过度满足造成了对他的压榨，他精神空虚寂寞，人格不健全，得了“嫌恶症”。他32岁了却没成家也没立业，蓝屋尽善尽美的生活设施，一切享现成的寄生生活使他体内的精力没处消耗。为了与厌倦作战，他不断结交新朋友，不断玩新鲜的洋玩意儿，不断光顾各种新建的而且必须是尚未对外开放的宾馆饭店，而这些也慰藉不了他的空寂的心。《金融家》里的祝隽人只会泡咖啡厅、开车兜风，没主见，只知道服从，满足于现状。

这些男人在看似尊贵的外表下实则是一群只追求生理要求满足而在精神上空虚、人格上被扭曲的低等动物的“寄生虫”，他们压抑了自己的生命本能，扭曲了人性，稀释了血性，变成了生命窒息的家庭和社会的附庸物，成为了被阉割形态的人性残缺患者，他们懦弱委琐、庸俗丑陋，只会坐享其成、坐吃山空。

（二）“多余人”装饰摆设的人生

这里的“多余人”是一群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却成为“蓝屋”生活中的装饰摆设品的女人们，她们的最大特点就是遵循一种实惠哲学。这种“价值观的实惠哲学，是指具体的、实际的物质利益的重视，强调利益的现实性、实用性……这一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对女性魅力和自身价值清醒的自觉，致使上海小姐或上海女郎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3]蓝屋里的女人们沉沦在“价值的实惠哲学”的泥沼中难以脱出，她们“价值的重心转移到个人的实际利益上，从而彻底摧毁了以血亲群体人作为社会基础的传统结构”[4]，从而造成了缺乏感情的非人格化。她们的人性已经彻底地异化为金钱、荣誉和地位，“服饰的高消费不仅表明了上海城市生活的一般商品趋向，也说明了人们对某些商品的迷恋——把女人身体作为商品似的呈现，她们成了男人注视和欲望的物质对象。”[5]因此，她们原本神圣的成分也变得阴险、狡诈与庸俗。她们表面上高贵矜持，内心却很卑俗，精神上极度空虚，她们成为了男人抢夺的“战利品”，炫耀资本和地位的“装饰品”，社交关系的“摆设品”，而这些“战利品”需在男人的安慰与解释中过着自欺欺人的生活，非常圣洁的爱情在她们身上变成了游戏人生的资本：她们成为情场中的游戏能手，游戏规则严格遵循“价值规律”，她们有极强的身价意识和分寸感，毫不含糊地守护着自己的利益，她们在感情和利益之间，在男人和男人之间，惊险地平衡。“蓝屋”扭曲了她们的价值，使她们成了衣帽服饰，成了金钱数字，这些女人没有自己的事业，每天周旋在家庭生活内部，成了方程式，成为了社会的装饰摆设之物。

《蓝屋》里，顾鸿基的太太不只是他的摆设品，更是社会的点缀物。生活在物质丰裕的蓝屋里的她“过着千篇一律的没有明天的生活，真是空虚的很呀！”她“没有事业，社会不需要她承担任何义务！”她像是“从箱子里翻出来的老古董，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樟脑味道。”[6]作为一个多余人，她觉得人生空虚，不如一死了之。在《金融家》中，程乃珊塑造了几个更典型的“摆设品”的“多余人”的形象：席芷霜在育秀窥见了一整套辉煌高雅的生活品味，她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永久进入上流社会层次的资格，她于是在大学选择了家政专业，因为她觉得“唯有家政是帮助她步入她向往的那个层次的一种牢靠资格”[7]她至始至终遵循“价值的实惠哲学”：她心里爱着麒麟，“最终没有选择他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太没有基础了。”[8]个人利益驱动她选择了祝隽人，她终于成为了“蓝屋”一族，可到头来却感觉到了精神的空虚：她觉得自己和隽人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想追寻真正的爱情就必须放弃现有的一切，但是“她的意识又清晰地告诉她，她必须放弃这一切（追寻真正爱情的想法），为了那以后的永久的舒适和安宁。”[9]无意的交谈中却得知她是隽人抢夺来的“战利品”。浦娟琳为了以后的生活保障而嫁给了祝景臣，她为了那个“蓝屋”放弃了自己的社交，最终成了“蓝屋”的殉葬者。朱蓓蓓更是遵循“价值规律”不断游走在各种男人之间，到头来却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小老婆，成了又一个男人和社会的“附庸物”。原来扼杀女人独立的不单是一副“诗礼传家”的大匾，一幢超现代的建筑内，同样也会囚禁一个女人的斗志。

“蓝屋”这座昔日的豪宅终究逃不过祖先的诅咒：好不过三代。它以传奇开始，却以悲剧而终，曾经出入里面的人物都投入了一场场轮回的生命，花开花落，都陨落在岁月的滚滚红尘中。程乃珊对此种人生是持批判态度的。

二、“绿屋”里的“樱桃园”人生

1984年象征堕落庸俗的“蓝屋”，摇身一变，成为2002年《上海探戈》里的“绿屋”：它“犹如一抹烟笼翠绿的都市中的苏堤柳荫……四周与她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非但没能盖掩她的清华之气，更在一簇面目模糊的城市建筑中，衬出其几分自恋的孤寂，犹如一幅平庸流俗的书法中，凭空飞来自成琉璃的一笔。”[10]充分展现了“绿屋”当年的风采。这座“三十年代中西文化相恋而派生的结晶”已经不是“围城蓝屋”，它是一株“还明似还，若柔妩媚，默默地散发着暗香”的精致高雅的百合，“是中西文化荟萃的烽火炉中千锤百炼出的一颗金丹。”[11]从程乃珊的津津乐道中，能清晰地看到她对“绿屋”所代表的富贵精致、高雅浪漫的生活的向往和认同。

“绿屋”是上海滩的一个缩影，它是上海滩昔日大亨遗少喜欢聚集的地方，它的灵魂就是那些焕发出活力的“上海Lady”和“上海先生”们，他们使“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的旋律回旋着，使人们如梦初醒，这些上海人在程乃珊笔下摇曳多姿，成了上海的灵魂皈依。“上海Lady”们风情万种，高雅且自恃清高，还有一点娇嗲，他们泼辣又自爱。她们是追求时尚、制造和引领时尚的精灵：“即使在扫四旧的强大压力下，在社会和公众舆论的容忍极限下，仍会猛力创造出上海的时尚。”她们“都是天生自有一股风情，一样一件蓝布衫，她们在这里收一收，那里放一放，聪明地将通过海外亲戚带入的西方时尚，细细地糅入其中，从而成为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不超出极限的上海时尚。”[12]上海先生们也毫无逊色：他们“温文尔雅，即使竞争，也绝对遵守游戏规则，他们生活在都市狭窄的缝隙内，依然滋油淡定，讲究品位，他们绝对是物质的，但不俗气；他们难免都市人的通病——市井，但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他们谈不上时代弄潮儿，但绝对是上海现代化的先驱，海派文化的参与者。”[13]他们就像臭豆腐，却臭得很有内涵，既刺激又美妙，他们比专业人士海派，比离休干部洋派，比暴发户气派。这些上海人保持着那一贯的悠然和对高生活素质不懈的追求，从中也衍生出了天生的优越感：他们有点自大，不但对上海以外的外省人，就是外国人，也很有点不以为然。他们是上海最迷人的一道风景，奢华绚丽可谓已到了顶峰，连带他们的堕落和邪腐。

程乃珊对“上海Lady”和“上海先生”的推崇备至，清晰地“浮出历史的地表”，作为一个上海人，是一种福气，正如她在《银行家》里所说：“上海，还可以说是个名人荟萃的城市。西方谚语说，如果在巴黎街头上空掉下一块砖石，就有可能砸中一个艺术家。我想在上海街头，千万别小看那些衣着素朴落伍的行人，他们中，或许就有不少是有点来历的。”[14]

但是，程乃珊后期作品中的上海生活只是“海市蜃楼”的浮华锦画，毕竟昨日之日不可留，一切的历史皆是今日之历史，今天必会变成昨天，昨天必然会凝成历史，所有的怀旧恐怕也是在借昔日的镜子反观今日的况味，我们不必徒劳地留住昨天。

[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19.

[2][6]程乃珊.蓝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1984.71，105-108.

[3][4]杨东平.城市季风[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20，109.

[5]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3.

[7][8][9]程乃珊.金融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3，209，346.

[10][11]程乃珊.上海探戈[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82，201-205.

[12][13]程乃珊.山水有相逢[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51，82-87.

[14]程乃珊.银行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10.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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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2）06-0007-02

王亚丽，陈妍/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重庆北碚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