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王亚丽

挣扎在人生两极
——萧红的生命抉择与文本诉求

赵 静，王亚丽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异的现象，她的文学创作就是她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以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关照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悲剧命运，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但身为女性，萧红一生都未逃脱自己的悲剧：在不断的陷落和逃离之中循环往复。沉溺于传统与现代纠葛中的她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萧红于两极之间困惑与挣扎的人生，与其女性书写互为对照，构成一部寓意深刻的潜在文本。本文试图借助现代性视角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解析萧红现实人生选择与文本现代性追求的内在矛盾，挖掘出其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

逃离；皈依；女性意识；现代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可以说是一个独异的现象，这不仅是指她独特的文体风格，疏离主流话语的叙述，同样也是指她在个体生命与文本世界中表现出的对情感的矛盾意识:执著追求与力图拒绝；毅然逃离与默然皈依。纠结矛盾的心理注定了萧红于两极之间困惑与挣扎的悲剧人生：作为一位有着丰富生命体验的现代女性作家，萧红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离家出走的寂寞、孤独和痛苦；作为遭受了男权社会之苦的现代新女性，萧红的人生体验中感受最深、体会最切的，当是她作为女性的那份经验。这一性别的角色几乎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束缚和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关照着她所熟悉的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书写着女性的悲剧人生，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身为女性，她一生都未逃脱自己的悲剧命运：一次次的逃离，又一次次的陷落。在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她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正如徐坤所说“女性之于现代性，在接受与悖逆的双效过程中，每一次争取女性解放平等的斗争，其实都是在抗衡中的妥协。”[1]

一、文本创作中力图拒绝男权压迫的姿态

“五四”为女性性别意识的表达提供了契机，她们有机会获得女性的自身言说。萧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从创作伊始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生活在人间最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并将这种视角延续到她一生的创作当中。“与男性作家不同，对于每个女性写作者来说，个人的生存经验对其书写内容有着先验指导性意义。”[2]作为女性，萧红自己的一生经历了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艰难谋生和不幸婚姻，体验了怀孕与生产等女性的苦难和遭遇，她将自己的体验移植到了《弃儿》中，讲述了芹在男人背弃自己后，挺着肚子，无依无靠，跟着新结识的蓓力，“像两条野狗一样”被收留在朋友家。待到生产之时，身无分文，孩子生产后竟未看一眼就被其送人。而蓓力却因芹的这一决定而认为她是个时代的女人，殊不知这其实是芹对男人的怨愤之举，更是面对艰难生存处境的无奈之为。试问天下有哪个母亲会如此狠心，她内心一定有过最痛苦的挣扎，最纠结的怨恨与不舍。由于悲惨的人生境遇，萧红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悲剧的生命体验，从社会的层面观照底层女性的生存形态和生存困境，从自然的层面表现女性受孕、生育的苦难，从文化的层面揭示男权中心文化传统及落后的封建文化意识对女性生命活力的束缚、压制、扼杀，对女性人性的扭曲，人格尊严的践踏。在继承五四传统的道路上，萧红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追求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在其成名作《生死场》中，萧红更是以沉重凝滞的笔调描写了人与动物一起忙着生产的混乱和焦灼，女人如同牛马般的在不知不觉中栽培着自己的痛苦，展览了一场“女性的刑罚”；《呼兰河传》以入木三分的反讽笔墨对“男尊女卑”的思想给予了强烈的抨击，流露出了萧红自觉的女性意识；《小城三月》的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传统文化扼杀。她挣脱不出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更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终于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人们处在非人的生存困境中，成为男人们满足欲望的动物、服侍生活的奴隶、传宗接代的工具。无论是国民生存真实的悲哀，平凡人生的苍凉，还是人性弱点的积重难返，或浓或淡、或隐或现的悲剧感，使萧红的文学创作的审美情感具有了独特的现代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国费心尽力地塑造符合父系社会规范的女性形象，并通过控制言论控制现实，在男人主宰的历史长河里，女人不仅没有掌握自己的话语权，而且也没有确定自己的真实身份。“逃离”既是一种行为，更是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姿态，其目的是达到对父权社会秩序的规避。萧红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到文学创作中，把一生飘零落寞的情感寄寓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书写着自己复杂而丰富的感情：同情与哀叹；怜悯与愤怒；觉醒与迷茫。

二、人生选择中逃离与皈依的悖逆

萧红这种现代女性的自觉不仅表现在她的文本诉求当中，更实践于她的现实人生之中。萧红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她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弱女性如蝼蚁草芥般的生命境遇的无限叹惋和无可奈何，而她本人飘零的人生遭际和落寞孤寂的死亡形式更是一部活生生的女性“逃离”和“出走”的现实演绎。

1930年，19岁的萧红逃脱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这与她受五四新文化以及妇女解放宣传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较力中，萧红却不幸落入背信弃义的男人魔爪，以为遇见真爱却又因爱人的大男子主义和暴力而离开，最后也是因为男人的软弱而病死他乡，她的整个生命似乎陷入在不断奔向理想和理想的破灭过程中、不断陷落和逃离的循环往复中。萧红让人不理解之处正在于此，她为反抗包办婚姻（最起码是原因之一）而离家出走，但在哈尔滨流浪时却与家庭包办的未婚夫同居，遭到其玩弄和遗弃；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当她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经济上完全独立后，对于男性却仍是依顺、忍让和委曲求全。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出走的萧红获得了自由，但又不得不独自面对外面的风风雨雨，而外面的世界又是如此残酷，她渴望庇护以逃脱孤独，况且她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失去保障的萧红，投入紧追她而去的未婚夫汪恩甲的怀抱。但是，萧红的这一让人费解的选择背后却隐藏着她矛盾的心理和纠结的情感。也许，少女时代的萧红对婚姻和爱情还是有着美好憧憬的，虽然反抗专制包办，但孤独无助的她同时又渴望爱情的温暖和慰藉。也许她想逃离的只是包办婚姻的形式，并不针对包办婚姻的对象。萧红这一现实选择显然悖逆她的初衷和追求，但无法实现经济独立，谋得生存空间，女性的独立意识就不得不屈服于生存本能。这一吊诡的选择背后是冷酷的社会现实，现代文明的洗礼和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促使了现代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教会了女性争取自由、独立的权利，现实社会却没有给女性提供一个关于拯救的承诺，觉醒的女性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所以萧红哀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3]

更为不幸的是，在她身怀六甲之时，汪恩甲却抛弃了她，一去不返。无家可归、债台高筑的她又投向了另一个男人——萧军。短暂的幸福过后，萧红因为无法忍受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粗暴的脾气而再次选择离开。与萧军诀别后，她同端木蕻良走在了一起，因为战乱，端木弃她而去，萧红孤独无助、病死香港。为了反叛男权（父权、夫权）而逃离，却一次又一次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这样的反复循环呈现了一个思想意识与现实人生相悖的怪圈，也体现了她在追求女性自身的独立与解放过程中的矛盾与纠葛。由于强大的父权社会，男性中心及其意识形态塑造了萧红的归属意识和依赖意识，自由是孤独的，但幼年失爱的萧红承受不起这份孤独，而要逃避孤独就要安于依附和屈辱，这是萧红终生都没能走出的阴影。这透露了一个女性反叛整个男权社会的最终的心理历程：既渴望逃离，又宿命般的无路可走。

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难逃男权社会的限定

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促使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随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宣传热潮，五四女性开始向传统伦理道德和封建家长专制宣战。作为在“民主”、“科学”、“平等”的呼声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面对父权（夫权）的压制和束缚，萧红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着大胆的反抗。当萧红生在父权社会的家中，作为女儿她受辖于父亲，在无爱的家中，她从上学到婚姻，都任人摆布。她选择了逃离——离家出走。与萧军同居后，作为妻子，她成为萧军生活的照顾人和抄稿子的助手，而且还不时得承受带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萧军的限制。她再次选择了逃离——离开萧军。她曾到过延安，在那个高度革命化的男人世界里，她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最终，她还是选择了逃离——离开延安，奔赴香港，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可以说，萧红的一生都在“逃离”。这种“逃离”其实是在逃离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生命主体性的限定和束缚。

但是，萧红作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其思想感情和文学写作也处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她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良好的旧学基础，生活在传统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五四思潮的推动，又使得她有着强烈的现代追求愿望。于是在她的现实人生的抉择中便出现了逃离与皈依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源于中国现实环境的滞后与思想意识的先行之间的矛盾。因此，女性在求解放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割裂的文化情状。萧红内心的冲突，其本源就来自于两种不同知识结构的冲突。她无法逃避传统道德的束缚，同时又被新的文化呼唤和吸引。这矛盾构成了强大的张力，使萧红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但又没有能够彻底破除她心中旧道德的阴影。呼兰河小城提供给萧红的只能是传统中国男女角色的认定模式：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即使在成年之后，新的知识体系冲破了这一切，但这种童年心理积淀也使得萧红的认知体系中无法摒弃与传统女性角色暗合的一面。这种力量一直扯锯般的伴随着萧红，好似一场永远无法唤醒的梦魇。

“‘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是从叛离家庭、叛离父权始，才作为一个精神性别出现在历史地表的。”[4]女性反抗父权社会的开始，都在寻找和建构一份属于女性自我的精神家园，这正是女性逃离之路的努力方向。但社会现实并没有给女性一个合理的位置，没有退路不见前途，女性的反抗充满了焦虑、无奈和悲哀。也许正是这种焦虑，萧红及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最终未能真正走出传统。作为一名女性，萧红渴望家庭的温暖和庇护，因此，她可以毅然逃离父权之家、夫权之家，成为主动规避旧式女人悲剧宿命的新一代文化女性。然而无论是萧军还是端木都没有给她一个她期待的家，她的一生都是在逃离和漂泊孤独中徘徊。萧红的一生，对父母之家、对丈夫之家的逃离，实际上是要竭力规避和彻底告别女性传统身份和角色宿命。她的逃离成了“有家不回”的决绝姿态。萧红漂泊逃离的一生说明了女性脱离父权、夫权限制走向自我的艰难。萧红现实人生的选择与文本现代性诉求的内在矛盾是中国历史现实和中国社会现状所决定的，是躲避不了的男权社会所造成的。萧红的人生体验和文学创作表明：在现代中国，处于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女作家，背负的精神负担过于沉重，似乎必不可少地要经过生活的炼狱。她们可以勇敢地冲出家长包办婚姻的樊篱，却逃不出对男性的情感归属的束缚。

[1][2]徐坤.现代性与女性审美意识的转变[A].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67，69.

[3]聂绀弩.在西安[A].季红真编选.萧萧落红[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1.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之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5.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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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2）06-0005-02

赵静，王亚丽/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重庆北碚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