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颖

萧红与日本友人

侯 颖

萧红是不幸的，她个人情感跌宕起伏，受尽冷落。但是萧红也是幸运的，身边从不缺真心相对的友人，甚至包括外国朋友。本文欲通过梳理萧红与内山完造、鹿地亘、绿川英子等几位日本友人的交往，侧面探视萧红温婉细腻而又豪放粗犷的北方女子性情。

萧红；内山完造；鹿地亘；绿川英子；小田岳夫

1934年是萧红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萧红初到上海，结缘鲁迅，在人地生疏、贫弱无依，感觉“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的日子里，幸得鲁迅先生相助，得以在作家集结、竞争激烈的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先后结识茅盾、叶紫、聂绀弩、胡风等终生好友，并在鲁迅挚友内山完造间接引荐下结识了鹿地亘、绿川英子等日本友人，留下段段佳话。这些日本友人眼中的“萧红”也为我们了解萧红打开了另一个窗口，值得回顾。

一、初到上海，结缘内山完造

鲁迅在萧红人生历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4年二萧抵达上海1个月后的11月30日，地点在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尽管二萧作品是在数月后才得以发表，但这次会面无疑给二人提供了继续留在上海创作和实现梦想的勇气和力量。之所以选择内山书店，是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内山完造是鲁迅挚友，自1916至1947年在居住上海期间一直经营内山书店。鲁迅自1927年入住虹口大陆新村后便与内山相识，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他去内山书店500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的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的代理发行店（始自1932年），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通缉以及秘密接待客人的地方。所以，萧红初到上海与鲁迅的第一次碰头就选在了内山书店。内山为萧红和鲁迅的初会以及日后在上海的成名提供了可能。萧红与内山的第二次会面是1934年12月19日，一个对萧红来说终生难忘的日子，鲁迅先生邀请他们到梁园豫菜馆，这一桌新师友除了胡风和妻子梅志因故未出席外，共有9人参加，萧红通过此次宴会结识了左翼作家叶紫和聂绀弩夫妇，并再次与内山相遇。后来萧军在回忆文章中还特意提到了对内山的印象，因想买几本俄文书而得到了内山详细指点的萧军，不由地感叹“这位老板的文化知识还很丰富咧！”[1]内山完造是萧红在上海结识的第一位日本朋友，他也为日后萧红与其他日本朋友的结缘提供了机缘和可能，为一段段中日友谊揭开了序幕。

二、生死关头，侠义相助——萧红与鹿地亘、池田夫妇

萧红与鹿地夫妇的友谊始于1936年的上海，深化继续于1938年抗战时期的武汉、重庆。萧红对1936年初到上海、陷入困境的鹿地夫妇的援助令人赞叹。鹿地是“日本反战进步作家、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他最大的贡献是1940年在重庆创建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这是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组织，借助战俘营中觉醒的日本士兵之口，向在华作战日军阐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对瓦解日军军心起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在抗日征途中，鹿地与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邓颖超、鲁迅、史沫特莱等都有交集，而萧红与鹿地相识时却是鹿地夫妇最困难的阶段。

1935年，因反对日本当局的内外政策被日本政府逮捕的鹿地获释出狱，于1936年和夫人池田幸子秘密转道青岛辗转上海避难。在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相识并成为至交。后受鲁迅委托，致力于鲁迅作品日文版的编译工作，1937年8月内山完造夫妇因战事暂回日本，促进改造社出版日文本《大鲁迅全集》 （共7卷）。在鲁迅的引荐下，萧红与鹿地夫妇相识于1936年的上海并结下深厚友谊，萧红的作品也曾通过鹿地在日本出版。

萧红的回忆散文《记鹿地夫妇》详细记载了夫妇二人在上海的遭遇。[2]散文写于1938年萧红在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期间，记载了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夕，日本人入租界后的上海，从事抗日工作的池田夫妇无处逃遁，在日本侨民多的公共租界被日本居民当成间谍，并且随时有被日本警察搜捕的危险；在中国人多的法租界也会被中国人误认为是间谍而被杀，暂避许广平家又因给其带来了“汉奸”嫌疑而被迫离开。在此危险处境下，没有一个中国友人敢于和他们见面，而萧红却在此时不顾个人安危伸出援助之手，旅馆探视，帮忙找寻房子，及时销毁日记、文章和诗以销毁抗日“致命证据”，最大限度保护了这对日后为中国抗日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日本夫妇。尽管时间短暂，救援有限，但是，面对“两个有点憔悴的颜面”，“我陪着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3]许广平女士在回忆文章《追忆萧红》中盛赞萧红“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地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4]鹿地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回到日本，继续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直至1982年去世。鹿地亘，这位著名的反战领袖和他领导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一直受到中国人民和日本正义人士的深切怀念。而萧红，这位看似柔弱的东北姑娘，在危难之时显示出的侠肝义胆也必将令鹿地夫妇感念终生。

三、姐妹情深——萧红与绿川英子

“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绿川英子《爱与恨》）

绿川英子，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是她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了世界语之后，用世界语给自己取的笔名，Verda Majo，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象征着和平，“五月”代表着团结与斗争。而她本人则像这个笔名一样，为世界和平奉献了一生。1937年，她只身漂洋过海，追随中国丈夫刘仁来到中国。抗战期间，受郭沫若委托，在武汉、重庆等地参加中国电台对日播音，用娴熟的东京口音呼唤母爱、和平以及美好生活，对侵华日军做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被东京媒体咒骂为“娇声卖国贼”。萧红也因《生死场》在上海的出版而被评论家称为“左翼作家”、“抗日女作家”。两位具有抗日倾向的进步女性的“正式见面”始于1938年的重庆。其实，早在1937年的上海，因“八·一三”的炮火，她们曾在法租界毗邻而居，只是当时绿川英子为了避人耳目未敢登门造访，从而做了一个月没什么往来的“近代邻人”。[5]“巨大的眼睛和响亮的声音”是萧红留给绿川最初的印象。1938年12月萧红曾与两位日本朋友绿川和池田在重庆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家小住，像姐妹一样互相照顾，无所不谈。绿川笔下的萧红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角色。”[6]正是在这种比较愉悦的“家庭”氛围中，萧红得以潜心创作，完成了散文《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短篇小说《山下》《莲花池》等作品，虽然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成就不及她早、晚期作品，但是也可称为创作的丰收期。遗憾的是，创作上的日渐稳健却与情感上的起伏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同样作为进步女性，熟知萧红情感现状的绿川和池田都为她打抱不平。“进步作家的她，却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这是在上海常和萧红接触的池田惋惜地、抱不平地对绿川发过的感慨。1939年5月，萧红和端木搬至北碚复旦大学苗圃，1940年1月飞抵香港，三姐妹再无缘相见，以致绿川得知萧红去世的消息后，万分悲痛，写下了“享年只有三十几岁的她的死，殊为意外，殊为过早，殊为不应当。”[7]而年仅35岁的绿川自己也在1946年的一次流产手术中不幸感染，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萧红与绿川同样的豆蔻年华，才华横溢，也同样年纪轻轻殒命异国他乡，令人扼腕叹息。

四、最后的日本友人——萧红与小田岳夫

小说家小田岳夫是日本撰写鲁迅传的第一人，1937年因日本改造社即将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中《两地书》翻译的问题专访许广平而来到上海。于同年3月和鹿地亘夫妇、胡风、萧军、萧红赴法租界霞光坊许广平公寓探望，当时萧红刚从日本归来，从而与小田结下了一面之缘。后来，小田岳夫还在回忆录《文学青年群像》[8]中清晰地记下了对萧红的印象：“身着中国妇女中罕见的西装。其容貌还未脱掉孩子气，显得天真。”

作为真正从荒原走向世界的作家，萧红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和充满才情的作品吸引着中外研究者的目光。同时，萧红本人也以其东北女性的率真、坦诚、热情赢得了外国友人的尊重和敬爱。

[1]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鲁迅先生的宴会[A].怀念萧红[C].东方出版社，2011.106.

[2][3]萧红全集[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90，196.

[4]追忆萧红[A].怀念萧红[C].东方出版社，2011.59.

[5][6][7]忆萧红[A].怀念萧红[C].东方出版社，2011.148，149，150.

[8]小田岳夫.文学青年群像[M].日本南北社，1964.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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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2）06-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项目编号为09BWW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侯颖/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天津3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