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挥戈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目前滥觞于中国散文界且呈方兴未艾之势的在场主义写作，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主张对作家主体的介入(concern)，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认为只有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介入，才能去除那些自称为真理的谎言，去除那些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对作家心灵的遮蔽、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遮蔽、对当下现实的“真实”与“真相”的遮蔽，使散文之笔直接进入事物内部，与世界的原初经验接触，并通过本真语言呈现出来［1］。

以上述理论来观照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母亲》，我以为它堪称20世纪30年代在场主义写作的一部典范作品。《母亲》是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也是她的代表作，可惜迄今为止评论界重视不够。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的今天，研讨赛珍珠的这部作品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1 母爱无疆，润物无声

在场式的写作原则要求作家应该深入主人公所处的时代、所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人生，也就是要求作者贴近主人公，走进其生活，观察分析研究，使读者身临其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谓的现实主义写作原则。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形象，就是她深入中国，深入淮北农村，洞察了20世纪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乡村，对女性生存处境投入极大的情感与关注，所塑造的一位含辛茹苦、勇敢坚毅、慈祥博爱的母亲形象。

书中的母亲不仅无姓无名，甚至连丈夫名字、家族排行、绰号都没有，还不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杨二嫂。正如林中明先生在本书序二中所提到的“这是赛珍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母亲’所做的精心设计。”［2］23

这位连具体姓名都没有被赋予的母亲，浑身洋溢着饱满的生命力，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她眼睛乌黑，身板结实，动作敏捷，日复一日手脚不停地操持家务，照顾唠叨的瞎眼婆婆、任性的丈夫、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并在丈夫离家出走后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作家这样描写了母亲的肖像:

火光照在她那宽圆而健康的脸上，丰满的嘴唇，透着被风吹日晒成的暗紫色，她一双乌黑的眼睛，映着闪耀的火光，显得明亮又安详地平躺在眉睫下边。她的面孔并不好看，但是充满着热情和慈爱［2］2－3。

小说以白描手法点点滴滴地刻画了母亲的日常生活，她对土地的虔诚，对婆婆的孝敬和耐心，对丈夫的关爱和抗争，对儿女的柔情，与邻里的友善，甚至对家禽牲畜的心疼慈爱，真正集传统美德于一身，堪称中国传统女性的典范。比如，母亲从怀孕、生孩子、干农活、伺候老人、照顾孩子，张罗家务，里里外外全都做到了，女儿的眼疾时时挂在她心上，小儿子爱吃的东西她自己舍不得尝一星半点，女儿在婆家受虐惨死，小儿子为了革命英勇牺牲，这一切都让她撕心裂肺。一次次遭受命运的残酷打击，母亲无人诉说，只有自己找个荒坟痛哭一场，来安慰自己心里的悲恸和怨愤。

田里的稻子又到成熟的时期，稻穗都很饱满，稻叶染成了金黄色。旭日的光芒照亮着田野，母亲等待的这时候，心里的悲伤像潮水似的涌起，她要尽情地痛哭一场来缓和她的心痛。她想起她的一生，想起死去的亲人们和将来不再会有的幸福日子，悲伤一起涌上了心头。……她紧紧地趴在泥地上，觉得悲伤填满了她的心窝。她再把脸转朝天空，无奈地喊叫:“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吗?难道这么多罪还不够我受的吗?”她的眼泪像泉水涌出，她把那头脸紧贴着坟地，埋在野草里，就这样一直痛哭着。……母亲把她一生的悲痛都集中在这一天哭完了［2］217－218。

当母亲站起来时，犹如从大地之母身上汲取了能量，又可以将生活继续下去了。

这是一位多么贤德善良的女性，又是一位多么意志非凡的母亲。赛珍珠如果不是一个自身极富爱心的母亲，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淮北这片土地，不是与众多的中国妇女、母亲、婆婆、孩子相亲近拉家常，感同身受她们的喜怒悲欢，熟悉那里或朴实善良或懒惰狡狯或正或邪的各色人等，真实地生活在他们中间，怎么可能如此原汁原味地表现他们原生态的生活，字里行间留下他们生动的身影，又怎么能塑造出母亲这样具体感人的伟大形象!

2 震撼的性欲描写，母性的升华皈依

纵观中国文学，将性与情融合很好的描写极为罕见。要么是《金瓶梅》、《肉蒲团》式的性宣泄性放纵，要么是《红楼梦》、《牡丹亭》式的脱俗入圣，把性诗意化了，更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则给男女性爱赋予深沉的社会政治学寓意和使命，使性不堪重负，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而在性描写中，女性形象往往是被肆意歪曲丑化的，她们要么是妖冶淫秽的荡妇、风尘女子，要么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者，而对于圣洁的母亲形象来说，哪怕沾染一点色情的内容都是不被接受的，更别提母亲出轨的事了。因为人们对发生婚外恋情的妻子或母亲，有着一种来自传统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歧视。而赛珍珠在那个年代对母亲情欲煎熬的描写却自然真实，健康而干净。

初夏里的一天，没有风吹着，空气里充满了柔情的暖意，蝉儿高声唱着悦耳的情歌。要等到天色慢慢淡暗，蝉儿也唱累了，声音才会渐渐拖曳着倦意消失在寂静中。山谷里，太阳的热力就像温醇的酒，照洒在村子里石板街上，黄昏时温暖的石头再把温情蒸发出来，和着落日的余晖一齐舞蹈。在这暖和的阳光里，小孩子们个个赤着身子跑着，玩着，映照着一身汗水的珠光［2］94……但是母亲受不了外面的热，她内心里的火热已经够她受的了，她血脉里的欲火好像要把血管冲破一样……［2］95

这是母亲忍受情欲煎熬的一段描写，就像吃饭穿衣的日常生活一样自然。在遇见地主管事时，母亲受到诱惑，身不由己地跟在管事后面走着，赛珍珠是这样描写母亲被管事诱发而引起的强烈性要求的:

他们走着，身上晒着炎热的阳光，脚下踏着温软、长满了油绿短草的泥土。母亲走在阳光下，突然间觉得甜蜜而且浑身舒软，好像在梦里一样。

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她看着前面走着的男人，看着他那白净颈根上汗珠的闪光，看着他那长而轻软的衫褂，看着他那脚上干净的袜子和黑布鞋的时候，深深感到说不出的自慰。她赤着脚静静地跟着走，等到走到他身旁的时候，她闻到他身上的气味，一种浓郁的气味，是男人身上的血、肉与汗水混合的气味。气味飘近她的时候，又激动了她的情欲。也就是她最害怕会出现的情欲。于是马上停在荒草路上不动了，犹豫地叫着说:“我忘记了要替我的老母亲做样事情!”他回过头来看着她，她更犹豫了，全身突然间像着火似的燃烧起来，瘫软说:“我忘记了，我应当回家去做一件事的。”于是转过身去，尽她的力量拼命从他身旁跑开，只留下他一个人站着在那里，注视着她的背影［2］97－98。

当母亲跑回家，看着一家人都在惬意地午睡，而天气突变，“天空变得黑暗寂静，充满了阴深而沉闷不开的暑气”，母亲的情欲之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母亲轻轻地走回静暗的屋里，但怎睡得着呢?她坐在床边，奔腾的热血在她耳里呼喊着，那是饥饿的情欲引起的雷鸣，她感觉到她急切地渴望和需要。她想假装静下心来，但做不到!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感到害怕，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她感觉她的血肉发狂似的饥渴，连做梦都想不到像现在这样需要，也许正和那个男人的需要一样吧!她大声哼吟，对自己的良心说:“要不是知道他对我有意的话，我还可以好过些的，啊!我真希望他不要对我有意，那样我就有救了。”

母亲哼吟着又推开床，站起来，从这个沉睡的村子里走回她刚才回来的那条路上去［2］98。

至于母亲和管事发生两性关系时的心理和动作描述，那就留下了诸多想像的空间:

他们在暗蒙蒙的庙里互相望着，两个人做着一样的梦，不再在乎任何外界的干扰，他们不顾一切地开始他们都渴望想要的事。

母亲好像沉醉在梦境，忽然吓了自己一跳，因为她昏昏迷迷地一抬头，望见庙里的三尊神像，中间的一位是个端严的土地公公，瞪眼直向前面看着，还有两个小神像也端正地竖在两旁。行路的人们常在此歇歇脚，避避难或前来敬拜。母亲赶紧从地上把脱下的衣衫拾起来，上前去蒙在土地公公的头上，好遮住他那凝视的眼睛［2］99。

土地庙里的一次释放给母亲带来长久的忏悔，在此之后，母亲懊恼、悔恨，称自己做了孽事，唯恐殃及子孙，可事情也巧，偏偏她又怀了孕，使她陷入了死活两难的境地。死，身边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婆婆，要落个不孝、失德的狼藉名声。不死，肚里的小生命怎么办?唯一的希望是尽快“拔去那生长在她身体里面的那个小生命”。无可奈何之下她找了那位直率的好人堂嫂，请她帮忙购买了打胎药，在堂嫂陪同下在暴风之夜跑进土地庙，吞下药，在昏迷中流下来一个未长成的男孩。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与痛苦眼泪的洗涤，母亲终于在母性的皈依下升华了自己，达到了生命的和谐。

本来，按中国人的常理来讲，母亲这样出格的行为，上天要给她恶报的，可是这一次苍天却优待了这位母亲，不但让她的身体由弱变强，还让她的大媳妇生了一个“张着大嘴，哭声很响，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又漂亮又肥壮的孩子。”［2］218她高兴地弯下腰去，把小孙子抱在怀里，觉得暖暖乎乎地，很健壮。这时，母亲觉得她自己似乎年轻了许多，全身充满生机。她向世人高喊:“看呢，……我还真以为我是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苦命人呢!……你看!我的孙子!看呢，我的孙子!”［2］219

以上所引述土地庙中关于母亲情欲的描写自然健康，没有丝毫猥亵之感。在这里，赛珍珠大胆地冲破了中国文学中关于性特别是母亲性追求和性描写的屏障，展现了母亲在夫权、父权体制下被压制扼杀的女性特质和对性别主动权的艰难追求，还原了母亲作为活生生女性的本相。这可以说是为中国在场主义文学实践迈开了坚实的一步，绘出了精彩的华章。

3 抓住时代脉搏，镌刻时代烙印

《母亲》的字里行间无不凸现20世纪初期中国、中国农村特别是淮北平原的风貌特征——封建、落后、陈腐、愚昧、自私、冷漠，乡村的穷困、肮脏、保守，令人窒息，预示着中国、中国农村、淮北平原面临的一场变革，一场暴风骤雨的即将来临。赛珍珠在最后几节作了具体的预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个预示是通过母亲的小儿子的命运来揭示的。

当时的中国，概括起来存在三种政治军事势力，一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二是国民党的统治势力，三是正在燃烧的地火——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方兴未艾。作家认准了新生的共产党这股力量似乎是不可阻挡的，是有民众基础的，是代表时代主流的，对此进行了具体、翔实、生动的描述，也给《母亲》增添了一抹亮色。

小说主人公母亲在三个孩子中对小儿子最偏爱，她觉得小儿子嬉笑的语言和态度，以及那光滑的圆脸、灵活的身子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看到他马上就有亲切感，但小儿子得不到长兄的疼爱，还经常被长兄痛打，为了躲避哥哥的惩罚，他开始学会到处游荡，随处漂泊，有时到镇上游荡，平时很难找到他。后来家人发现，原来他在镇上住在一个奇怪又秘密的地方:“他住在一间排满了床铺的长房子里，差不多有二十几张床铺的一个店铺里，房子里堆满了书和文件。”［2］171家人去看他时，看到小儿子和那些人在那里读书，好像都很有学问。一次，母亲和他一道走，竟然发现他边走边唱歌，声音很甜美，母亲感到很奇怪，因为过去他是不爱读书的，他还主动告诉母亲:“我读过一点点书。”当母亲再次追问他时，他却扭扭捏捏地找话来搪塞:“妈!现在不要问我好不好，时候到了，你一切都会懂得。那将是个非常的一天，妈!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就是在我们大家工作时候齐声唱的。等到了那天，我们穷苦人就要出头了，世界上将不会再有太有钱的和太穷的人了，人们大家都会变成一样平等的了。”［2］172母亲听了小儿子这番慷慨陈词，觉得他这是夸张，在说奇怪的话，因为母亲从来不曾听说过这样的话。母亲和几乎所有中国母亲一样认命，认为谁该有钱谁该穷苦，那都是出于老天的意思，不是人力能违抗得了的，只有听天由命才是正道，所以她大声地训斥儿子:“我希望你不要加入什么邪恶的帮会，不要加入土匪这帮人，你刚才说的话有些强盗味了。儿呀!除了辛苦认命，没有方法能使穷人变富的。你这样的想法是种罪恶，要是哪天被捉了去，还会被杀头呢!”［2］172小儿子对母亲的劝告非但不听，还发起了火，说:“妈!你一点也不明白!我发誓!我现在可以静默，但是到了那天，你就会明白一切了。直到那我不会忘记的日子，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只有你一个人。”［2］172说过这段话以后，他又唱起歌来，都是些振奋激烈的歌曲。可怜的母亲一句也听不懂。

在母亲为死去的女儿放声痛哭的时候，小儿子一面劝着母亲节哀，一面又咬紧牙关愤愤不平地对母亲说:“只要我说的那个日子来到了，穷人也会有权利为他们自己做主的。那么我们要为我姐姐的性命提出控告。但是现在还是因为我们穷得太可怜了，而且这世上又是这么没有公理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3］180

从上述小儿子秘密活动的场所和他要铲除世界不平的誓言，以及他唱的那些激越的歌曲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进步的青年，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是为天下穷人谋福利的热血青年。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小儿子有时候高高兴兴地回到村里，回到茶馆里，在聊天的时候向亲邻宣传，说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幸，是怎样的没有公理，等将来好时候来到时，一切都要变好的。听的人个个互相凝视着，不懂得他讲的啥意思，甚至茶馆的老板抓着自己的头皮嚷着说:“我敢赌咒，这种腔调，简直像强盗土匪说的话……”［2］189

这期间他似乎学勤快了一些，有时主动帮助哥哥做一些轻松的活，还不嫌罗嗦地向母亲宣传他的道理:“我敢说，这些小地主们，将来是要倒霉的，这些小人，无知而又傲慢，等到那日子来到，一切的田地都要归公家所有，没有人可以占有他自己的田地，他们的报应就快要到了!”母亲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还是随声附和地说:“是呀!我也是这样想，有些时候你的哥哥是太傲慢了……”母亲为孩子变得聪明觉得很高兴［2］190。

有天夜里，小儿子带着两个人，悄悄地穿过田间小路来到母亲房门口轻轻敲门，他们扛来了一捆东西，见母亲投来怀疑的眼光，便向母亲赌咒这绝不是偷来的东西。最后，三个人把东西塞在母亲的床底下，善良的母亲看着他们说:“我一定会藏好的，我的儿子，但是要不要拿出来吹吹风，晒晒太阳，免得虫蛀呢?”小儿子不经意地说，“过两天的工夫，我们要搬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我独自有间房，就够安置了。”［2］194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也不难看出，小儿子不但懂得了革命道理，还懂得了向群众作宣传，更能看到革命是在秘密进行的，是地下活动，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转移，也许是要转到别处有更大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推断，小儿子似乎是一个小负责人了。

小儿子的故事到此并没有完结，作家为他铺设了一条悲壮的路。

一天，堂兄的儿子在街上发现小儿子“在一群犯人当中，两手用麻绳缚在背后，衣服破烂不堪……很长一队犯人，有二三十个的样子”［2］203，当堂兄的儿子与他对视时，小儿子把头猛然转向别处，堂兄问旁边的卫兵，卫兵说，那些都是共产党，现在送他们去监狱，明天就要杀头的。共产党是什么，堂兄的儿子一点也不懂，又向卫兵询问，卫兵笑着说:“共产党是最近才出现的一帮新土匪。”［2］203当母亲获知小儿子参加了共产党，她猛然想起床底下那捆东西，把大儿子和媳妇叫来，打开那包东西一看，尽是些书，许多书上印着密密麻麻的字，还有许多页上印着图画，画的都是流血和死亡，大汉子击打弱小的农人们，或是用刀砍他们。他们三个人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张口呆立在那里，但他们知道，一定要把书捆再重藏起来。

在这之后，小说有五六处点明了小儿子参加的是共产党的组织，还不止一次地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写出了小儿子和他的共产党们特别是女性共产党员勇敢和坚强的精神风貌。赛珍珠通过狱卒的口说:“我想我认识你们所说的那个人，他在监牢里很不安分，我想他会招供出来他所知道的一切事，可是他的旁边有个很凶悍的姑娘，我从来不曾见过这么凶的娘们，她一直鼓励着他要勇敢，叫他不要怕。不错!那些犯人当中有些是很凶悍强硬的，简直不在乎怎样死，什么时候死，但是你那个人还是很害怕的。我有些疑心他恐怕连他自己犯了什么罪，要受死还不知道呢!因为看他的模样倒像个乡下里的良民，一定是上了他们的当。我相信他的罪是看了那些坏的书本，并且散发给别人，要知道那些书本上讲的都是些坏事，讲到怎样推翻政府啦，财产共用啦，田地均分啦这类的事情。”［2］211

赛珍珠还通过刑场观众的口吻描述小儿子们英勇牺牲的情景。有人说:“他们死的真是痛快!真够勇气!你们看见那个年轻勇敢的姑娘吗?她一直不住口地唱到死，当她的头滚下来的时候，她还笑着呢!不是吗?”［2］216

又有人说:“你们看见那个年轻人，鲜红的血喷得老远，都溅到刽子手的脚上了，他不是还吐了一口唾沫咒骂他吗?”［2］216这里笔者可以毫不怀疑地说，赛珍珠笔下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

从上面的反复引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赛珍珠对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农村活动发展的共产党组织，以及为伟大事业英勇赴死的先进男女青年是比较了解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她的态度也是十分鲜明的。根据安徽淮北党史资料反映，那里许多县、乡、农村，地下党的建立和活动正是在20到30年代之间，也就是赛珍珠在《母亲》中所描述的那个年代。①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革命史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次印刷，第5页“中共宿城临时支部”词条如下:“1926年5月，宿县临涣集的12名中共党员在临涣成立中共临涣特别支部。7月，更名为中共临涣独立支部，书记朱务平。同年8月，共青团宿县特支为了争取党组织的领导，要求把中共临涣独支从临涣移至宿城。中共临涣独支主任(书记)朱务平，隶属中共江浙区委。同年10月，中共临涣独支从临涣迁至宿城，宿城临时支部即告结束。”第543页“朱务平”词条如下:“朱务平(1898－1932)原名焕明，字镜秋，化名冯心，安徽濉溪人。1922年与同学徐凤笑、刘之芜等在临涣组织“群化团”。1924年6月在徐州读书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6月，参加组建中共徐州支部。1926年1月，被调往河南省焦作煤矿，从事革命工作。同年3月回乡，在临涣组建中共宿州独立支部，任支部书记……1932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于同年11月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由此可见《母亲》中人物活动的年代与皖北共产党组织酝酿、建立的时间相吻合。所以笔者说她以作家的敏锐抓住了时代脉搏，镌刻下时代烙印，使《母亲》成为在场主义写作的一部经典作品。

4 结束语

最后，特别要谈到这部作品的中译本，我们要特别感谢赛珍珠当年金陵女子学院学生、我的淮北老乡万绮年女士，正是她带着深厚的乡情于1936年翻译了这部著作，2010年又由万女士的儿子夏尚澄先生费尽周章修订再版。可以说，这部译著不但做到了通常翻译所要求的信、达、雅，深谙淮北方言的译者又为原著保留了更多的乡土气息，读来顺畅亲切而又熨帖。正如镇江赛珍珠研究会会长许晓霞女士所称赞的，是一件“江水烹新茗”、“河水煮河鱼”的出版佳话，这在赛珍珠研究领域是一件功莫大焉的劳作，《母亲》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必将在文学的星空中放射出耀眼夺目的光彩!

［1］周闻道.散文:在场主义宣言［EB/OL］.［2011－03－13］.http://www.zaichangzhuyi.com

［2］赛珍珠.母亲［M］.万绮年，原译，夏尚澄，编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