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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2012-08-15朱家梅李静雅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2年6期
关键词:胡乔木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

朱家梅,李静雅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100081)

胡乔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朱家梅,李静雅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100081)

胡乔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作出了杰出贡献。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为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对毛泽东思想最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高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胡乔木;毛泽东思想研究;突出贡献

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期从事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这样特殊的经历,使得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研究是别人不能替代的。胡乔木一生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其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三次研究中:第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二次是在他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三次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胡乔木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从整体上研究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

(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胡乔木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30年奋斗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并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阶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艰难过程,总结了各个阶段党在革命实践中积累的正确思想理论;介绍了毛泽东在各个阶段所发表的主要代表作,分析了其著作的历史背景、重要理论价值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这实际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展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二)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胡乔木借用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关于党的建设的历史的叙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胡乔木指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在土地革命阶段,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然而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同志曾跌进了或跌进过机会主义的泥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1〕79-81

(三)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理论。他指出:“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仅仅依靠现成的一般原则的指示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1〕82在这里,胡乔木既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又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四)详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两个理论成果,即统一战线理论和武装斗争理论。胡乔木指出:“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作为革命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项基本经验。这两项经验的创造,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的重要例证。”〔1〕82-83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胡乔木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曾出现过教条主义错误,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拒绝了这些错误的观点,而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同盟者规定了不同的政策。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是正确的。〔1〕83-84对于武装斗争的经验,胡乔木认为,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斯大林关于中国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论述,而毛泽东对武装斗争理论所作的贡献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价和研究。胡乔木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几个突出特点: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总结中国共产党30年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与分析毛泽东的经典著作结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问世后受到社会的欢迎,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对以后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人们的思想认识极度混乱,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认为,既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维护毛泽东作出的一切决策、指示,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另一种倾向认为,既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说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错了,就要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影响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定义,正确处理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胡乔木认为,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讲清楚坚持什么,就必须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解释,下一个定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2〕97在这个定义中,一是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摆正了毛泽东的贡献与集体智慧的关系。二是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这是对以往毛泽东思想宣传中“顶峰论”、“最高最后论”的彻底否定。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不这样认为,这要说明白,以区别‘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一段宣传。”〔2〕97三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这就准确把握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

与此同时,胡乔木还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言论的关系。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它记录下来。不是这样,这是个名词。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它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3〕150“我们所肯定的毛泽东思想只是它的实质,而不是他的每一句话。”〔2〕131在这里,胡乔木就是想说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不同的,不能将二者混同起来。

(二)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并高度提炼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胡乔木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要讲三个组成部分:一是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二是军事理论,包括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三是方法理论,就是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原则加以概括。”〔4〕665正是在胡乔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内容,比党的七大的总结更为精炼、系统。这样的总结体现了胡乔木独特的思维和智慧。

与此同时,胡乔木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提炼为三条原则,即: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三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2〕98-99胡乔木强调,“这几个基本原则一直是我们的出发点”〔2〕99。胡乔木对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的概括和提炼,是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5〕39。

(三)论述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成为人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胡乔木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有力地论证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带领我们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精神武器,我们决不能丢掉这个精神武器。胡乔木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很难设想中国革命能够胜利。”〔3〕567“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3〕148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一面旗帜,如果丢掉了这面旗帜,就要引起党的分裂和人民的分裂。胡乔木指出:“如果我们放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那么只能够引起党的分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3〕567-568

第三,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总结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的经验教训,才能从思想上清除“两个凡是”等错误思想的毒害,保持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的连续性。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正因为这样的情况,使得我们需要在批判这些错误的同时,更加坚决地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力地从思想上清除林彪、‘四人帮’以及‘两个凡是’等错误思想的毒害。”〔3〕566

第四,是否坚持毛泽东思想,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存亡。胡乔木指出,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单使得全党得到一个团结一致的支柱,思想理论上的支柱,在全国人民中间也得到这样一个支柱,而且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3〕569。

三、20世纪90年代初胡乔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评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波折,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瓦解,苏联共产党政权也垮台;从国内形势看,1989年中国也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改革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这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要不要坚持改革、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人们争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胡乔木站在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再次高度评价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一)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成果。胡乔木在1991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高度,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并进而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成果。胡乔木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把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探索,而为了把两者成功地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正是两者相结合的最高成果。”〔3〕297

(二)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成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国是个大国,是个东方大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是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可能不是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重大发展的过程。”〔3〕297

(三)更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胡乔木在主持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曾系统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胡乔木在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所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对毛泽东思想再次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阐述,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总结为这样七个方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原则,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原理,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经验。〔3〕297-311

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总结相比,胡乔木在这里的总结更为全面,更加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增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正确区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原理”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凸显了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成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

(四)从政策、策略形成的角度来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胡乔木在指导写作“回忆毛泽东”这本书的过程中,主张这本书不分阶段写,以避免与其他的党史雷同,而是侧重于写20世纪40年代许多政策形成和演变的历史,以试图说明40年代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展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思路。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着重从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阐述不同,这种新思路把毛泽东思想从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决策,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革命实践联系起来。通过分析许多具体政策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既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中抽象升华为理论的认识过程,又展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抽象的理论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展的过程。

(五)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初,胡乔木从新的历史高度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远意义。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4〕11在这里,胡乔木从掌握自己民族命运的高度,强调了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深远意义。正如《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要革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历史证明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这是中国立国的根基,也是认识中国一切问题的立足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它最深远的意义。胡乔木的最新论述,把这一点说到底了,讲透彻了。”〔5〕677

综上所述,胡乔木一生中三次对毛泽东思想的集中研究和评论,成为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党史学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波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为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对毛泽东思想最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高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胡乔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过程,既生动地演绎了胡乔木本人不断深化、拓展的思想轨迹,又客观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逻辑,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A 84

A

1009-1203(2012)06-0006-04

2012-09-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探索和贡献研究”(12 B K S 022),负责人朱家梅;2011年北京市共建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深化、实化、细化’研究”,负责人胡树祥。

朱家梅(1970-),女,湖南张家界人,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副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静雅(1984-),女,湖北武汉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周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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