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2012-04-12李保国

河南社会科学 2012年5期

关键词：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恩格斯

李保国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

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李保国

（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

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把民族主义与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及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联系起来，阐述其阶级属性与从属性，批判其狭隘性与破坏性，并基于殖民地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现实，提出“民族国家过渡”思想和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原则，初步形成了民族主义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虽不成熟，但他们考察民族主义的社会历史视角、唯物辩证方法以及他们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都为我们深入理解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社会历史；唯物辩证法；与时俱进

马克思恩格斯处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在西方殖民扩张中逐步惊醒的东方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目的出发，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波兰》、《共产党宣言》等篇章中对民族（主义）的阶级属性及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作了一定学理上的研究和批判，提出了“民族国家过渡”思想及其有关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见解。这些见解对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乃至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产生着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其解释民族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注重社会结构和阶级分析的范式，为当代部分学者所继承发展，形成了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一支独特力量。可以说，这种解释民族主义的立场、范式和方法正是目前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资源所在。

一、民族主义的阶级性与从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的民族内部，其成员并非一个利益一致的共同体，相反他们会根据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进一步分化，占有生产资料的民族成员组成有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的民族成员组成劳动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1］英吉利民族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中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日益结集在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的周围［2］。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民族的阶级性进行论说的同时，还对资产阶级掩盖民族阶级性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在1847年11月29日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人民反对沙皇制度起义17周年的国际大会上，他们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宣扬的“各民族兄弟联盟”口号的虚伪性。马克思指出，所谓“各民族兄弟联盟”，实质上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3］。因此，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超越民族的藩篱，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3］。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既然民族具有阶级性，那么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基础的民族主义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资产阶级用来表达自己利益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具体地说，在民族国家创建之时，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凝聚全民族力量以夺取国内市场、控制王权扩张的重要旗帜。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后，随着国家内部阶级对立的加深，“民族主义就成为统治集团用来极力抹煞社会冲突的阶级性质和社会性质，并鼓吹劳动与资本的所谓民族合作的明显的阶级意识形态”［4］。对此，马克思还以德国的统一问题为例进行了全面分析。马克思认为，所谓普遍流行的“德国的解放”，只不过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实现德国民族主义的目标，而德国民族主义正是德国资产阶级诉诸“民族”以求自身发展的骗局。因此，他呼吁在德国进行一场超越民族国家目标的革命，争取个人作为人类一员的彻底解放，“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阶级属性，对那种希望通过民族主义斗争来实现人的自由之理想持批判态度，其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指明道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十分明确地宣称：“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3］也就是说，在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解决以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上，阶级斗争是最为主要的动力。至于以民族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斗争，尽管当时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它没有也不可能担当人类解放的重担，除非民族斗争在世界历史的某一转折点上碰巧发现自己处在全人类进步的潮头，否则任何地方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发展与阶级问题相比，都无可否认地居于一种从属地位。

二、民族主义问题的辩证：理解与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审视，认为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资产阶级夺取国内市场、向封建主义开战的时期，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凝聚全民族力量的重要旗帜，最终彻底瓦解教会势力、控制王权扩张并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5］，促进了世界历史的现代性转换。二是在资本主义扩展时期，资产阶级挟裹民族主义奔走全球，所到之处，打破世界地区局限和相互隔绝状态，不仅“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而且不自觉地“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3］。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世界历史的现代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民族主义现代性进步作用进行肯定的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以“民族利益”之名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的剥削与压迫。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成为欧洲历史舞台上的统治阶级以后，随着“资本”扩张欲望的膨胀，民族主义逐渐蜕变为向外掠夺、奴役和蹂躏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工具。这种狭隘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不幸，使亚洲、非洲和美洲人民的鲜血和脂膏转化成了一笔又一笔横财，成为欧洲资本家暴发致富的源泉。马克思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对此进行了痛斥，他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讲道，英国对中国的武力扩张完全是“极端残暴的”、“海盗式的”侵略战争，是丝毫不加掩饰的抢劫，是资产阶级政府对它们制定的国际法准则最粗暴的践踏。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民族压迫与剥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1］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才能够消灭资产阶级的殖民压迫与剥削。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3］

马克思恩格斯还着重批判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运动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破坏。他们认为，在现代化的工业世界中，“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3］，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实现共同的整体利益而开展超越民族主义的世界性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却处处受到资产阶级的破坏，即它们“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无产阶级的视线，阻碍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6］。具体地讲，这种阻碍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现代国家内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时，资产阶级往往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国民的注意力和斗争目标，以此分化革命的队伍。恩格斯对此批判道：“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纳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1］二是当现代国家面临“异族”竞争或威胁时，资产阶级便以“爱国主义”和“保卫民族利益”的口号，呼吁全民族不分阶级的大团结，以此来调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欺骗伎俩进行了揭露，他们说：“工人没有祖国。”［3］如果工人受到民族主义的蛊惑，参加了保卫“祖国”的行动，那么，他们用生命保卫的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这实际上是在帮助资产阶级铸造自己的枷锁。三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使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分裂为一个个民族单位的对立政治力量，这给世界无产者联合造成了巨大破坏。马克思以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为例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指出，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使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分裂为英国无产阶级和爱尔兰无产阶级这两个敌对阵营。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视为影响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并且他们还自己觉得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从而充当起本民族贵族和资本家反对爱尔兰工人的工具。而爱尔兰工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把英国工人看成剥削与压迫爱尔兰工人的同谋者。如此一来，国际工人的联合遭到瓦解，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却得到巩固。基于这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教导欧洲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援助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看做“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7］，而应该把它看成是维护国际工人团结的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基于现实考量的“民族国家过渡”思想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开始是“民族斗争”，“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3］。但是即便有着这样清醒的认识，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一直希望无产阶级革命能迅速遍及全世界，从而使一切阶级性的民族国家废弃。1848年席卷欧洲大部的革命浪潮更是给了马克思这方面的信念，当时他相当确定地认为，这次革命将会超过民族国家的疆界，一国的工人和另一国的工人友善结交，各地的民众共同起来反抗阶级压迫和专制者。但事态发展并非如此，而是中等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不久在革命运动中占据优势，“超国界的工人友爱关系及反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转而成为民族主义的冲突和民族统一的斗争”［8］。这种事态颇令马克思感到失望和幻灭，也促使他立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某些原有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形成了“民族国家过渡”思想。

（一）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斗争：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没有“上升为民族的阶级”以前，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算值得怀疑。故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次强调：“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9］之后恩格斯晚年据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还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国内斗争路径变通的意见，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具有扩张力的情况下，那种企图以暴力革命来达到改造社会目的的方法是不可能的，而和平的、合法的议会和选举不失为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

（二）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准备

经过1848年“民族春天”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充分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5］。因为就目前的现实而言，民族国家的确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5］。据此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支持“历史性民族”在民族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如波兰和德国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认为，这些“历史性的民族”的民族运动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必要环节，而且其本身追求建立的更大的、稳定的民族国家，更容易推进无产阶级目标的实现。

（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民族国家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是适宜，对于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必要，因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对已有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发展。但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剥削关系已经消除，工人开始真正拥有“祖国”。到那时，将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联系起来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便自然成为社会主义必需的内容。

四、殖民地民族主义的策略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的实际出发，并根据各民族在欧洲革命总态势中的具体表现，把当时的殖民地民族区分为“革命的民族”与“反革命的民族”，相应地，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也被划分为“进步的民族主义”与“落后的民族主义”两种。其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欧洲殖民地民族对待沙皇俄国的态度，以及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沙皇俄国这个反动堡垒的作用。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沙皇俄国是对东欧各民族革命斗争进行镇压的主要反动势力和欧洲革命的头号敌人。恩格斯说：“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能消除俄国的沙皇制度，扩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阵线，对欧洲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起到重要作用，故此具有进步性；而在泛斯拉夫主义旗号下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运动，因受到沙皇俄国反动势力的唆使，成为欧洲反对专制主义及封建残余的破坏力量，这种民族主义运动具有落后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划分两种不同性质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重要策略原则。

（一）反对：斯拉夫主义旗号下的“落后的民族主义运动”

恩格斯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一种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它把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看得高于一切，为独立民族的幻影而出卖革命事业，实际是在为沙皇制度效劳，体现沙皇俄国的领土野心，它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10］。因此，斯拉夫主义旗帜下的民族运动不是“空想式”的民族解放，就是俄国侵略扩展的鞭子。马克思恩格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出发，坚决反对这种“落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指出“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无情地进行殊死的斗争’，进行歼灭战，实行无情的恐怖主义——这样做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革命的利益”！［5］

（二）支持：殖民地民族“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把“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看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力量，热情赞扬波兰人民的民族主义斗争，认为它已经成为东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恩格斯还在《新莱茵报》上明确指出，由于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依靠共同瓜分波兰才结成“神圣同盟”的，那么恢复波兰不仅对于波兰人民，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革命的进程与结局，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匈牙利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将随沙皇俄国的干涉而真正具有全欧洲性质，故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不仅会对德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会对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影响，促进整个欧洲革命的新高潮。关于爱尔兰，马克思一再提醒英国工人，爱尔兰是英国资产阶级维持自己统治的秘密所在，因此“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11］。一年后，他在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指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7］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重视欧洲“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作用外，还高度赞扬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50～60年代，他们先后写下《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等文章，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罪行，表达对遭受殖民压迫的中国及亚洲人民的同情，肯定中国人民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印度问题上，他们通过《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印度的管理》、《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痛斥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的掠夺、侵略、奴役和剥削的罪行，以及整个殖民制度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对1857年反英民族大起义的意义做了阐述。

五、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见解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出发，创造性地把民族主义与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及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联系起来，阐述了其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见解。虽然某些具体判断、具体观点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时代及实证的局限性［12］，但他们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体现的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表现的“与时俱进”精神品格以及运用的唯物辩证方法，为我们深入理解民族主义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社会历史：考察民族主义的重要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历史视角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上都处于从属地位，“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并且，“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据此逻辑可看到，当前世界民族主义问题多为这种民族或民族国家间的经济不平衡所造成。从世界范围来看，各民族国家间仍然存在着差异，一极是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另一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其领先的科学技术和信息优势、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的有利地位，努力利用全球化平台使“内部问题外部解决”，这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作为因应，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为捍卫本国利益，坚持以一种民族立场和特定民族角色参与国际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的民族主义不是某种种族意识，也不仅是特定的文化认同，主要是因民族生产力落后而呈现的整体民族反应。从多民族国家内部来看，民族体或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民族分离主义的主要原因。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些少数民族的发展长期滞后，与主体民族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不满，从而产生分离情绪。二是某些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发展较快，甚至超过主体民族，它们不愿意承担对其他落后地区，特别是主体民族的落后地区的援助任务。社会历史视角的民族主义分析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思路，即民族国家在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在民族国家内部应该高度重视民族体或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平衡和公平分配。

（二）唯物辩证法：分析民族主义形态的基本方法

民族主义是个含混而复杂的话语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其进行了全面分析：一方面从宏观上把其分为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分别对民族主义的两面性进行了辨别，“对其消极性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又将其积极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吸纳、借助，把民族主义创造性地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13］。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一分为二地对待民族主义的方式有助于问题的廓清。在今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在考察民族主义问题时，应该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方法，既要看到当今世界尽管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但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发达民族国家与不发达民族国家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扩张型民族主义和应激型民族主义两种类型，也要看到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存在双重作用，单就应激型民族主义而言，它在增强发展中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同时，其民族情绪的狂热和非理性一面往往会使整个民族离开正道，去向危险的地方。因此，民族国家在进行社会经济建设时，不但要充分利用、吸纳民族主义的积极因子，而且要时刻保持对其负面因素的高度警惕。

（三）与时俱进与理论创新：在处理民族主义问题上需要的精神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曾倾向把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并希望用阶级认同代替民族认同，以实现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工人表现以及革命后的现实，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作出修正，他们开始支持“历史性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原则，并且开始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借鉴和吸纳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形成“民族国家过渡”思想。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却忽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与时俱进品质和理论创新，僵化地给民族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认为它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14］，这种教条式的理解阻碍了我国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因此，当前我们应该突破民族主义认识上的拘囿，把它放在“民族国家过渡”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这样就可以看到，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种现代思想力量，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破“历史终结观”，探索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正是这种超越的体现。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我们还应该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研究体系，这对于开拓民族问题研究视野和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南]爱德华·卡德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J].世界民族，1983，（2）：22—27.

[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6]叶江.19世纪马克思与阿克顿对民族主义批判的比较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7，（4）：79—8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美]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2]张三南.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从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到“中国模式”［J］民族研究，2010，（1）：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