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洪辉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聂洪辉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两栖；三栖

目前，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理论思路和实践借鉴，但有些问题还有待于深化与扩展。在实地调查时，笔者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一些新形式，其原因与研究者的前期成果也不一样，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调查，揭示其原因和机制，以期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经验文本。

一、研究述评与本文研究设计

（一）研究述评

研究人口流动和移民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应该首推“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由于原住地基本生活设施缺乏、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人们就会向就业机会多、工资高、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好的地方迁移。在流入地中使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在流出地中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是在原住地的推力与目的地的拉力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由于国外人口流动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都和我国有所不同，一些研究者对我国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人认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也有研究者专门分析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的流动问题，认为宗教活动和民族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劳动者素质和迁移成本等是阻碍农民流动的“反推拉力”。建立在推拉理论之上的批判性研究，确实有利于分析我国的农民流动问题，但有些分析不够深入，特别是缺乏对相关机制的探讨，对西部少数民族的分析也不能完全适应于中部地区农民工。

王春光在2001年研究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1］，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他后续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心理、日常生活行动和制度等三个层面，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概括为“半城市化”现象或问题。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有个重要区别，就是没有务农经历回不了农村，但又没有完全融入城市，这种半城市化状态将导致社会不稳定［2］。他具体分析了三个原因：一是政府政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存在矛盾，二是他们对城市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存在张力，三是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不同步。然后他提出了要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在王春光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后，学者们对新生代即第二代农民工进行了大量研究。有的将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对比，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一样，不但吃苦耐劳性差，而且权利意识更强，更注重自己的公民权，大多会采取抗争形式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很多学者又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问题。学者认为，民工应该回乡创业，并分析了回乡创业的新特点，认为由于缺乏相关的优惠政策、创业难、“三乱”现象时有发生、融资和用地困难等问题的存在，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还面临诸多困难，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而言，学者们大多沿袭王春光的城市融入视角，即现代性视角，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他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了，但城市融入是个综合性的问题，不仅包括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指文化、心理、身份和经济的融入，并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的障碍。另外，有些研究者通过大量数据作了定量研究，有的研究者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专业技术能力、工作状况、非农工作时间、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所属群体等因素影响其市民化水平。还有的学者则以2007年七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成为外在的重要原因，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已经有所下降，当然市场性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制度性因素［3］。

对以上研究综述的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待更进一步的拓展：

第一，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均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融入和适应城市就应该是融入和适应就业的城市。但现实中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或形式？

第二，研究者们用“反推拉”理论解释西部农民不能出去打工，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农民工在沿海城市工作，回乡意愿还是比较强，回乡比例还是比较高。前述的定量研究者已经指出农民工的定居受文化心理性因素的影响，虽然已经涉及了我国特殊的文化心理，但定量研究的缺陷是将丰富多彩的生活数字化了，只指出了问题却没有揭示内在机制。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现象出现了新的趋势，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笔者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融入）的新格局。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的地级市和县城买房，让儿女在城市上学，以免他们成为第三代农民工。还有些人看到农村土地的巨大价值，并喜欢农村的良好环境，在家乡盖别墅居住，在中小城市创业。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就业——家乡市县城市买房——农村房屋土地占有”或者“沿海城市或家乡市县就业（或县市买房）——农村建房和土地占有”的新格局，笔者称之为“两栖和三栖“的生活。但目前还罕见学者进行研究并进行相关理论解释。因此，本研究试图弥补以上缺陷，同时提供新生代农民工回乡的一种新解释，希望调查获得的资料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提供借鉴，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政策体制提供思路。

（二）本文研究设计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制度为背景，主要从中观的文化和群体层面入手，运用社会学理论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建立了一个以结构、制度（体制机制）和文化三角结构为主体的理论框架。调查时间是从2009年7月到2011年9月。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法、实地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本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主要有：第一，江西上饶市区的两个商品房小区，统计新生代农民工买房数和所占小区商品房比率，以及是在本地还是在沿海工作等特征，并选取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小区业主、物业和居委会干部作为访谈对象，按事前拟定的提纲，进行访谈；第二，江西丰城的两个村庄，调查内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市买房状况、与村庄关系，例如，在村庄中的承包地如何处置，与父母联系密切程度，是否经常回村等。笔者已多次到这些调查点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二、推拉与反推拉：本文案例的解释

正如学者们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所揭示的，他们要融入城市既受到国家相关制度，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等制约，又受到自身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和价值观等的约束。两栖与三栖生活状态的外部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自身因素则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既存的利益如土地收益等则是他们形成这种生活状态的现实原因。

（一）沿海和大城市的相关制度：两栖与三栖生活外部制约的推力

其次，大数据下的开放性创新实验室能够为学生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大数据下的开放性创新性实验教学管理，可以更好地为学生营造一个发散思维、实现自身创新想法的平台，这样也就为理工类学生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从这一个层面上展开分析可知，这对于学生的吸引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方面再次与传统的实验教学管理模式展开比较可知，很显然传统的实验室教学管理模式与这样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充分采用大数据开放性创新实验教学管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节省人力成本，同时还能更加规范化以及高效化地对实验室设施展开科学化的保管以及使用，所以这样的模式受到了当前全国范围内大部分业内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城市的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是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自由迁徒的重要原因，学者对此多有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各地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以及高考制度等。大城市和沿海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很难为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由于条件所限且城市房价较高，他们大多数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城市即使买房了有时也解决不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孩子上学和高考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通过买房解决自身利益问题。孩子上学后不能参加异地高考和中考，不仅要支付非义务阶段高额的教育费用，同时也使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因此还不如早做打算，为孩子将来考虑，这也使他们无法脱离家乡。这就是沿海和大城市的推力。与此相反，内地市县城市不但房价较低，且户籍相对宽松，只要买房就可以解决户口迁移问题，这同时意味着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和中高考问题，并且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即与上述推力相对应的是内地城市的拉力。在调查时，对于在制度空间和自身能力范围内权衡与取舍，然后作出选择的现象，上饶城东小区在浙江打工的一位业主回答很有代表性：

我在浙江（台州）一个月3 0 0 0多（元），老婆也有2 0 0 0多（元），那边好倒是好，但房价就6 0 0 0多（元）（每平方米），50 0 0多根本算不了什么东西的。但我回来（上饶）这就是蛮多的。都说到外边赚钱到家里花，我们这里消费水平低，这么好位子的房价才2 70 0（元），这个，孩子到这里上学也好啊，你看啊，小孩子在实验小学读书、（上饶）二中还是全省重点，也在这里，什么都解决了。（W H G-2 0 0 9-1－2 3，田野记录）

因此，经济条件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市县买房，稍差一点的在村庄中建房，为自己以后打算，不管是不是退而求其次，事实上已形成了两栖与三栖的生活。

（二）乡土文化：两栖与三栖生活的主动性因素的拉力

推拉理论对欧洲等国有很强的解释力，重要原因既包括社会中没有限制人口流动的二元制度，也包括没有中国式浓厚的故土情怀。因此，推拉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力是有限度的。中国的乡土情结、家族关系等形成了强大的反推拉力量，它们吸附着新生代农民工，就像拉着风筝的那根透明的若隐若现的线。

第一，乡土观念的内拉力。中国人历来有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故乡是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虽然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外工作，并形成了现代意识和生活方式，但乡土文化的影响不是一二代就能轻易消除的，因为文化系统一般都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且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何况还有其他现实因素的羁绊。

第二，家族意识与亲属关系的内拉力。我国农村人的家族意识十分浓厚，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在农村，特别是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农村大量存在着留守老人。并且，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常常也会受到家庭的影响，在过年时父母会安排相亲，所以他们大多会找本地姑娘结婚，形成的姻亲关系大多也在农村。这些因素都是他们回乡的动力，形成两栖与三栖生活实属必然。访谈中一位新生代农民工父亲说起儿子的婚事时表示：

我是不想要儿子找外地老婆，不知根知底。农村作兴娶亲问三代呀。儿子要是娶了外面的老婆，要是住在外面那像成了别人的儿子啊。我们村的人也不会要女仔（女孩）嫁外地的，要受欺负怎么办？太远了，不晓得怎么样。都想近点结亲，总要想下，我们老了怎么办，总要有个身边人吧。我的钱可以全给他，反正奔（拼搏）也是为了子孙，就是不要远。（LG T-2 0 11-2-15，田野记录）

那么，有个问题无法回避，即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为什么不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呢？这和相关制度以及乡土文化也有很大关系。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后，户口迁移出村庄，也没有承包地，也就是说和农村没有利益纠葛，同时他们受到的教育时间长，融入城市相对容易，且工作稳定和收入较高，一般会在当地城市买房结婚等，回村只是因为亲属在农村属探亲性质。文化方面的原因就是，在农村人的观念中，大学生应当是城里人，除非在城市买了房，再在农村为父母建房，否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每年春运往返城乡人数之多，则是他们乡土观念和家族意识的一次大展现。

（三）农村现实利益：两栖与三栖生活的强大经济要素的拉力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交通越来越便利，很多地方开通了公交车，公共设施得到改善，环境比较优美，空气比城市要好，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回村居住既可以陪伴亲人，又可以享受农村的宁静，在大城市中很多有钱人的别墅都建在环境优美的农村或城市远郊的山区，给他们起到了很大的示范效应，他们看到了自己村庄环境的价值。这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农村的现实原因之一。笔者调查时就遇到不少在酷暑时期回家避暑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也帮着家里“双抢”，住了大概一个月时间又会回到城市去工作。

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仍然以传宗接代为主，大都希望能生二胎，觉得两个孩子比较好，但对城市居民来说，相对困难，而按计划生育政策，农村是可以生育二胎的，即使新生代农民工自己不想生育二胎，在父母及其他亲人的影响或压力下，一般也会生育二胎，如果转为城市居民这项福利就没有了。这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离开农村的重要原因之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城中村居民不愿意将户口转为城市居民，却希望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村普遍都生二胎，大部分人有生二胎的意愿。按政策第一胎是男孩的不能超生，但事实上只要交了社会抚养费就可以。但生三胎的则非常少，因为经过这么多年计划生育和社会发展，很多人都意识到了抚养孩子的重要性，生三胎的一般前二胎是女孩。有位新生代农民是这么回答的：

要生两个吧，多了也不好，养不起。现在一瓶奶粉就几百，以前我们喝米糊就可以，没法比，现在的小孩娇贵着呢。一个也不好，太少了，孩子没个伴，长大了遇到事没有个人商量，自私一点嘛。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好，身边有一个（儿子），女儿嫁出去后，还有个亲戚走。不生个儿子也不好吧，我是无论怎么样要生个了。就这点我不羡慕城里人，没钱有人有什么用，现在还是人的世界。（W XS-2 0 11-2-12，田野记录）

亲情与经济上成本的算计使他们更愿意回本地工作则是原因之三。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在这些年有加快趋势，它们大多提出了如“向大中城市迈进”的口号，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建设工业园区，使整个城市建设和工业化速度得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被吸引到离家不远的市县买房和工作，即使目前工业园区对有些人吸引力不是很大，他们也会看到回乡工作的希望。笔者访谈时就有人说，现在在外挣3000元一个月还不如在家拿2000元一个月，因为离家近，开销少，还可以照顾家里。在很多研究者的调查中，对回乡的概念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回乡等同于回农村。笔者认为，不能将农民工回乡仅看做是回农村，在中国人概念中，家乡定义是不精确的，它随人们外出的地方不同而发生变化，有相当大的弹性。在省内其他地方，他们的家乡指是的县，而在县内则指的是乡镇或村庄，在外省一般指县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回答调查问卷时的回乡，应该指县，不一定是回乡务农，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其他研究者调查显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乡。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不少人认为回乡则是指回离家近的市县城市工作或经商，相反，研究者可能把回乡理解成回农村。很多沿海城市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农民工的乡是落后的农村，而没有注意到他们家乡的上述变化。还有些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没有宅基地和承包地，进而提出农民工回不了农村。但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不等于不会有，他们没有注意到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事实上是可以继承的，除非全部被征用。但若他们已经变成了城市居民了，则属于另外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税取消后，种田不但不要缴税，还有补贴，种田收益提高，以前人们视土地为拖累，现在将土地看成财富，加上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他们更是将家中的宅基地和承包地看做最后的依靠。这并不是说他们会回来种田，而是说他们仍将土地看成是有待开发和变成财富的宝藏。而且，随着内地城市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大量征用土地，土地的补偿价值凸显，一些郊区农民因为拆迁而一夜暴富，无论是房屋拆迁还是承包地的征用都可能会使他们得到比较丰厚的补偿金。调查中发现，越是靠近郊区，建房的越多，有些人建房子的目的基本是一举两得：要是城市扩张则将来可以得到补偿金，即所谓的“种房”，即使不拆迁他们也可以居住在新房里。

三、结论与讨论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经验、情感体验等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王春光提出的半城市化概念也认为，他们处境尴尬，回不去农村，又融入不了城市。本文的调查则显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是根据外部制约和自身因素作出的自我调适的结果。他们融入打工的沿海城市遭受到户籍、劳动用工、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多重约束，被迫选择两栖与三栖生活；而他们自身技能缺乏、乡土情结浓厚，以及深受生育文化、姻亲关系和家族关系等的影响则是他们选择两栖与三栖生活的内在因素；农村现实的经济利益是他们选择两栖与三栖生活具有利益导向性的因素。笔者并不认为他们这种选择全是被迫的，也包含主动性要素。因为人们的选择总是根据外部因素与自身因素进行各种选择与舍取，既有既定约束下的被迫成分，也有自我调适的主动适应成分。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的外部制约与自身素质低都认为是农民工被迫选择回乡的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虽然自身素质低和缺乏技能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他们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所致，但对农民工来说这些毕竟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否则，照此逻辑，人类所有的选择都是被迫的。

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积极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在内地城市买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推进了内地的城市化，下一代也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为今后的完全城市化作了准备；二是在农村建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改变了农村面貌，提升了上辈或祖辈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三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逐步实施，笔者倒是认为只要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公共投入体制、户籍制及附着利益、农民权利等都实现了平等，对于主动选择农村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也许预示着他们直接跨越城市化阶段而实现了郊区化，当然，就目前状况而言，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观点应该商榷。当然，对被迫选择的两栖与三栖生活的则要保证他们的迁徙自由，关键要在平等基础上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利与自由。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也有许多消极影响。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漂泊的状态、迷失的心态、流动的生活造成他们对哪都不负责的现状，哪边有利益就往哪边靠，哪边有责任就逃离哪里，他们很多人可以从两栖与三栖生活状态中选取好处而逃避责任。这种不稳定的空间经验使他们可能丧失与客观空间的联结感，感觉自己被置入割裂的和令人恐惧的空间中，从而丧失将生活空间与客观空间结合起来的能力，最终导致位置感和归属感的丧失。这将极大地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困惑、角色迷茫、认同失调并影响身心健康，结果是不但带来农村管理的难度，也增加中部地区城市管理的复杂性，同时又给沿海城市等流入地带来社会风险。其次，将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滞后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农村第二次飞跃。在1990年，邓小平曾说过，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他们很多人不生活在农村，有的还不愿意生活在农村，但却占据着承包地和宅基地，甚至即使抛荒也不愿意流转，只期待一个最后的保障，把土地作为一个升值的赌注。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种生活状态，也有人提出了土地私有化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或建议。本调查提示几个问题不能忽视。一是他们愿意不愿意出卖土地？更为重要的是，专家学者没有考虑到文化因素，如乡土情结、家族意识和生育观念等，这些观念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虽然学者提出的建议很好，也最为理想，但从现实来看，难以操作，产生的消极影响会更多，比如，他们不愿意出卖土地，要是强制他们出卖，不管动机如何都是有违道德的，何况还会遭到农民抵制，再有，要他们在就业不稳定、缺乏保障等无安全感的情况下出卖土地，进城后如何安置？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取消带有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此基础上，加强农村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技能，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均衡城乡教育发展，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还应该从长计议。这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但应该是符合现实的最好选择。

本文还有一个贡献在于，提出即使城市开放户籍制度，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会大量涌入城市的观点。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城市户籍放开，农民会不顾后果地盲目流入城市。且不说有的学者的实践调查已经证明，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愿意居住城市。其实，城乡越不平等，对垒越严重，福利差别越大，人们出于趋利本性才会越想涌入城市，在城乡平等的情况下，这种想象的情景是少有出现的。现在我们的城乡差距有缩小之势，且农民也会根据自身状况理性选择。正如本文所揭示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入城市生活，城市生活方式和就业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还取决于文化、家庭关系、乡土情结以及农村实际利益的影响。因此，农民也不会不顾后果地进入城市，特别是对乡土情结特别重的中国农民尤其如此。当然，即使盲目流入城市，也不应该限制，这是公民迁移的自由。从报道看，重庆的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迁居到城市的状况，他们经常比较的对象是下岗工人，“在城市中没有工作，生活还比不上农村人”在农村中已经形成了共识，也是现实。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2]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5—15.

[3]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1，（2）：153—169.

C91

A

1007－905X（2012）05－0054－04

2012-01-11

聂洪辉（1973— ），男，江西丰城人，上饶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sohu＠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