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文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近代山西商品市场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贺文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的不断加深，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地处内陆的山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以集市为主体的传统商品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山西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以清末至民初这一时期内山西商品市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以便更好地解读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

近代山西；商品市场；区域差异性

近代以来，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剧烈冲击，农业与手工业逐渐分离。对于这一变迁过程的研究，学术成果斐然。然而，以往冠以华北之名的研究很少涉及山西，对山西的专项研究则多关注于晋南或晋中地区，晋北地区很少有人问津。笔者在查阅晋北地方志的时候，或多或少发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市场规模、交易品以及市场网络三个方面考察山西商品市场的发展，进而分析其区域差异性。

一、规模差异

近代山西传统的集市规模，不仅受各地经济水平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深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晋北地区地广人稀，气候寒冷，商品经济发展迟滞，因之集市规模较小。河曲“巡检司三、八日集，桦林堡、楼子营二、七日集”；[1](卷3，疆域)定襄“市集，南王村逢四、八、十日，南蓝台镇逢四、八日，南受禄镇，逢双日”；[2](卷3，建置志)岢岚“道光初年……定居仁街为总集，日行交易，岁每于九月初一至十五分南薰西街集，十六至月底分肃睦西街集，十月初一至十五分肃睦街北巷集，十六至月底分肃睦东街集，十一月初一至十五分南薰东街集，十六以后仍归居仁街总集”；[3](卷2，形胜志)繁峙“(市中)百工商贾毕萃，于是交易间日一集，集场无定，在城外，若沙河，若大营，皆巨镇也，亦皆有集，沙河以奇日，大营则偶日，与城中同期”。[4](卷2，建置志)民国以降，随着平绥铁路的建成通车，晋北地区的商品市场发展日盛，如大同“全市商铺林立，大小商号共计一千余家。商业市场，以南北大街、四牌楼、西街等处为精华荟萃之区”。[5](P75)(丙)自1926年始，晋北雁门关以北地区开始频繁爆发战争，如1926年的阎冯之战和1928年的晋奉之战，广大城乡屡遭劫掠，该区原本落后的经济因之雪上加霜。

晋中地区在清代是山西商品转运中心，但农业和手工业的滞后造成该地集市的发展随之滞后。晋中盆地中部祁县、太谷、平遥三县金融业一枝独秀，惟文水、汾阳及灵石三地市集相对繁华，如文水“市集，城四乡十三，……庙会，城关、乡共八十三”，集期均系隔日集；[6](卷3，民俗志)汾阳有县集东关、小南关、北关、西关4处，“每关轮递一月”，村镇集11处，多系旬两集或三集，“五月，府城隍庙会半月，六月，县城隍庙会半月”。[7](卷1，疆域)灵石“城市，期三、六、九”，村镇集9处，有旬二集、三集、五集等。[8](卷2，建置志)民国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晋中地区集市贸易也逐渐活跃起来，如榆次东阳镇和北田镇旬五集，什贴镇旬四集，长凝镇旬三集；[5](P96)(丙)寿阳“宗艾一镇商号二十余家，巨商数十家，为寿阳菁华荟萃之区，……每逢二、六、十集日”。[9](P283)不仅如此，庙会的发展也较为明显。榆次在清朝同治时期有8个庙会会址，举办8次庙会，到民国时期发展为43个庙会会址，举办庙会59次。太谷在清朝光绪时期有47个庙会会址，举办57次庙会，到民国时期发展为48个庙会会址，举办庙会58次。榆次和太谷庙会次数的增加，反映出集市贸易的渐次活跃。

晋南地区气候温和，农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晋北和晋中地区为高，如高平有县集3处，村镇集11处，均系旬三集。沁水有县集1处、村镇集9处。曲沃有县集17处、村镇集8处。太平有县集1处、村镇集6处，集期多为月五集。然而，1877～1878年爆发的“丁戊奇荒”沉重打击了晋南集市贸易的发展，当时“啼饥者远连数郡，求食者动聚千人，户少炊烟，农失恒业”。[10](P453)民国以降，随着农业开发的进行，晋南部分县区商品市场发展较快，如沁源有县集市1处、村镇集市3处，均系双日集，庙会为13场20次，其中东关、郭道镇、王和镇既有集又有会，商品市场较为繁荣。平陆“县城每日清晨集，茅津镇张店街每日集，长乐镇中张村每逢单日集，洪池镇每逢双日集”，[11](卷上，营建)而且各村镇庙会甚多，场址多达39处，大多场址每年定期举行两次。不过，随着战乱和匪患的蔓延，一些地区如临晋“民国肇建，陕省乱机四伏，盗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技赢者，生理日行颓败，率多归里”。[12](卷4，生业略)商品市场之萎缩，由此可见。一些山区由于交通闭塞，农业和手工业一直恢复得相对较慢，如武乡“土瘠民贫，逐末者少，人安朴鲁，无田者率以佣作食力，无人敢涉江湖，操奇赢，游都市。邑本环山，舟车不通，无百货可以懋迁。其当行、酒行、大铺行，胥太谷、平遥邻邑人为之，本籍挑贩不过砍柴卖炭、抱布贸丝而已”。[13](卷2，风俗)

此外，据行龙和张万寿的相关研究，晋西北区村镇集市数平均为2处，晋北区为0处，忻代区为2．7处；晋中盆地区为8处；吕梁孔道为11．5处，蒲州区为8处，临汾盆地区为5．2处，临汾盆地外围区为2．8处，太行孔道为12．3处，潞泽盆地区为9．8处，潞泽盆地外围区为6．25处。[14]村镇集期，非日集，以定期集为主，如晋北地区旬两集，晋中和晋南地区旬三集等。除市集外，以庙会为“市场处处有之，最盛者榆次以五月，五台以七月，解州以十月，皆百货毕集，市月始散”。[15](卷97，风土记上)举办庙会之多，如民国前期平鲁有66次、文水有84次，太谷有54次。这些庙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集市形成很好的互补，有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发现，盆地区和交通便利地区如临汾盆地、潞泽盆地、晋中盆地、太行孔道、吕梁孔道等商品市场发展程度高，集市密度大，开市频率小，而地处山区相对闭塞的晋西北区、晋北区、忻代区及吕梁山南麓山区等商品市场发展缓慢，集市密度小，开市频率大。换言之，晋中和晋南地区集市发展较之晋北地区发展快，其中晋南地区最快。

二、交易品差异

传统市场上的交易品以粮食和农副产品为主，农具和役畜的交易也包括在内，如左云“米粮市，东西南北四街轮流，草市，南北街二处，炭市，东北街二处，牛驴市，在城内鼓楼北”。[16](卷3，建置志)

晋北所产粮食除自给外，少量向外出售，如岢岚“即间有一二小贩，亦仅以货粟相易，难于值钱，此乡村之民所以鲜坐贾也”。[3](卷10，风土志)又“地近边鄙，巨商大贾迹所罕至，鬻于市者，不过日用之需，粟米麻缕马牛牲畜而已”。[3](卷2，形胜志)在晋中地区，粮食是集市上重要的交易商品，以榆次为例，“榆民种麦，向仅十分之一，自铁路通后，麦价日昂，种麦者比岁增多，几占全县禾田十分之三”。[17](卷6，生计考)粮食作物的增加与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直接推动了集市上粮食交易量的增加，如徐沟县清源乡“市集，城内粮市在东城察院街……逢双日开集”，“高白镇集，逢单日开集，粮食在中截堡内”，[18]而省垣太原则“各项商业除粮食、煤油、布疋、杂货等外，大宗买卖极少”。[5](P31)(丙)晋南地区，尤其是晋西南和晋东南部分山区，粮食交易并不多。从中不难发现，较之晋北和晋南，晋中地区的商品市场中粮食交易占据了主导地位。

晋北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数量相对较少，如棉花种植，“当时在冀宁、雁门两道的棉田，已达到五万亩，其后逐年增加。民国十六年(1927年)两道的棉田达到三十万亩，收获突破十万担。但是根据山西省当局发表的报告，雁门道范围内的雁门关以北地区的植棉，全部以失败而告终”。[19](P30)由于棉花种植一直未能推广，所以晋北地区集市上的棉花交易量一直相对较少。晋中地区在清代很少种植棉花，进入民国后，在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晋中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不断增加。该地主要有榆次、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太谷、祁县、平遥、介休9个棉花种植县份，其中文水、太谷、祁县的棉花种植产量都达到了1万担。[19](P30)在晋西南地区，棉花是集市上交易的主要商品，“该地区适宜栽培棉花。一方面是地方当局奖励种棉，另一方面是种棉比种粮更为有利，所以棉花的产量逐年增加，现在的棉花产量每年达六十万担。其中二十万担供省内使用，四十万担输出省外。而河东的棉花品质甚是良好，在上海、天津的市场上颇受欢迎，因而产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P67)由于质优价廉，所以晋西南地区的棉花在收获之后，大都经过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市场，最后输出到省外。相比之下，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的交易，晋南为最，晋中次之，晋北则最少。

晋北地区山地较多，林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集市上的木材和畜牧产品交易量较大。以木材的销售为例，宁武、岢岚一带所产木材自清末以来，作为建筑用材销往蒙古各地，年输出1500吨，平绥铁路通车后，年输出额增加至50000余吨。该地的木材还被用作铁路枕木，修建平汉和正太铁路时，政府曾收购15万根；修建同蒲铁路则收购50万根。晋中地区尤其是交城一带集市上的皮货交易量相对较大，1919年时全县皮坊已达120余家，皮店16家，固定工和临时工达1万余人，每年熟制“滩二毛”60多万张，年总产值达310多万元。[20]皮毛加工和皮毛商业的互动，使交城在皮毛商业中的地位迅速崛起，成为山西最大的皮毛集散中心。民国时期，晋东南集市上土特产品的销售仍具有一定规模，如武乡县洪水镇“每逢三、六、九集日，各种百货、粮食、蔬菜、编织品、陶瓷、铁木器、小型农具、干鲜瓜果等竞相上市，迎来方圆四五里地前来赶集的农民。远地货物，有榆社的粮食、黎城及左权的大牲畜和各种山货”。[21](P197)部分地区形成了专业化的市场，如曲沃“布市、棉花市、绒线市、菜市、果市、杂货市，以上俱在古南关厢；油市、柴市、米粮市，城关三日递转，今在汤王庙前；羊市在上西门内；书市、靴市俱在古通利坊；枣市、靛市俱在古南关厢；带子市在小南关神桥；核桃市在孝母巷；草市在下西关外”。[22](卷6，城池)如此发达的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商品市场，实属罕见。

三、市场网络差异

近代前期，山西农产品出口路线主要有两条：陆路通过张家口和归化城东西二口，北上俄国和外蒙古，称为“走口外”之路或“驼帮之路”。水路经天津、汉口、上海等港口城市转运海内外，称为“船帮”之路。[23](P177)民国时期，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平绥铁路开通后，山西农产品经大同出口的数量日益增多，“为晋北进出口货物之总汇，其商业地位之重要，于本省列于第二”。[5](P75)(丙)

在明清乃至近代前期，晋中地区是山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榆次、祁县、太谷、平遥曾是本省的商业重镇，如太谷县“百货所极，列为市廛，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24](P175～176)有“小北京”之称。清朝道光年间，南北货、东西货，南北商、东西商都和太谷发生联系，太谷与外地的商品批发额占总销售额的80％。道光以后，由于太平军起义导致江南商业的凋敝，太谷商业也因之衰落。民国时期，“榆次商业，除集中于县城北关正太车站附近一带外，四乡之重要市镇有四：一为东阳镇，系正太同蒲两路车站所在地，南通太谷至潼关；一为北田镇，东南通榆社、武乡、沁县至晋城；一为长凝镇，东通辽县、和顺以北至河北顺德；一为什贴镇，北通寿阳、忻县以至关外”。[5](P75～76)(丙)其商品贸易量及商业地位之显要，由此可略窥一斑。

晋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其得以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网络，如近代前期“新绛为晋南唯一工商业集中地，又为河东道属各县输出及外货输入之中枢，故进出口货具有相当之数量，运入以棉花为最多……运出以棉纱布匹为最多”。[5](P133)(丙)然而，“(民国)十五六年之交，因水旱频仍，又受战争影响，既感运输不便，销售尤形迟滞，商业大受影响。近年地方虽称安道，但元气屡伤，农林枯窘，商业因之萧条，各业商号既感金融之不易，复受货价涨落之亏赔，多感维持之不易焉”。[5](P128)(丙)新绛逐渐从昔日的繁华都市变为一个普通的小县城。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传统的市场网络逐渐被打破，传统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品市场在近代化进程中日渐被淘汰，以区域间贸易为主的商品市场在曲折中缓慢发展，以长途贩运贸易为主的商品市场因铁路的兴建而发展日甚。

四、结语

当国门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强行开启后，深处内陆的山西，社会经济开始转型。一方面，传统的商品市场网络，如晋北地区的“驼帮”和晋中地区的“商帮”，在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肆虐以及新式交通工具改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被新型的商品市场网络如铁路沿线商业市镇的发展所替代。另一方面，吕梁、太行等山区则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商品经济影响甚小。概言之，近代山西商品市场的发展区域差异性极大，但就整体而言，“不仅与江南地区有天壤之别，与华北诸省也有较大差距”。[14](P57)地理环境的限制无疑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是长期以来制约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1](清)金福增修，张兆魁等纂.河曲县志[M].同治十一年刻本.

[2](清)郑继修等修，邢澍田纂.定襄县补志[M].光绪六年刻本.

[3](清)吴光熊修，史文炳纂.岢岚州志[M].光绪十年刻本.

[4](清)何才价修，杨笃纂.繁峙县志[M].光绪七年刻本.

[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M].太原：华丰印刷铸字所，1937.

[6](清)范启堃修，阴步霞纂.文水县志[M].光绪九年刻本.

[7](清)方家驹修，王文员纂.汾阳县志[M].光绪十年刻本.

[8](清)王志瀜修，黄宪臣纂.灵石县志[M].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0](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刘鸿达修，沈承恩纂.平陆县续志[M].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

[12]俞家骧修，赵意空纂.临晋县志[M].民国十二年刊本.

[13](清)白鹤修，史传远纂.武乡县志[M].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14]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2)：57-60.

[15](清)曾国荃等修，王轩等纂.山西通志[M].光绪十八年刻本.

[16](清)余卜颐修，蔺炳章纂.左云县志[M].光绪六年刻本.

[17]张敬颢修，常麟书纂.榆次县志[M].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

[18](清)王勋祥修，王效尊纂.清源乡志[M].光绪八年梗阳书院刻本.

[19]侯振彤.山西历史辑览[M].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

[20]解光启.晋商大军中的交城皮毛业[J].《沧桑》，1997(6)：21-22.

[21]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2](清)张鸿逵修，茅丕熙，韩子泰纂.续修曲沃县志[M].光绪六年刻本.

[23]刘建生，刘鹏生.山西近代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

[24]太谷县志编纂委员会.太谷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赵立人〕

An Analysisof Regional Difference on Modern ShanxiCommodity Market

HEWen-le
(History School,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invasion of foreign capitalism sincemodern times，the traditional peasanteconomy as the leading economic structure changed.As an inland province，Shanxi was changed by the impac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different extent and the traditionalmarketwas changed greatly.Due to the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and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s of commodity economy of differentareas of Shanxiwere not the same degree.This articlemakes commoditymarket development of Shanxi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 period as the study object，discussing th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sequenc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nxi.

modern Shanxi；commoditymarket；regional difference

F127

A

2012-06-28

贺文乐(1983-)，男，山西偏关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

1674-0882（2012）04-00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