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娜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荀勖在目录学上的成就

王莉娜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西晋时期，荀勖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整理成果，在图书分类法上沿袭郑默的《中经》，并且对之进行改革，形成四分法，即将经、史、子、集按照甲、乙、丙、丁排列顺序。虽然这种分类法还比较粗糙，但为后世图书四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荀勖还将整理的一大批出土的竹简编为《汲冢书》，为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荀勖；目录学；成就

荀勖是西晋时期一位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出身于当时高门士族颍川荀氏，史载：“荀勖字公曾，颖川颖阴人，汉司空爽曾孙也，……年十余岁能属文……即长，遂博学，达于从政。”[1](卷39,P1152)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1](卷39,P1154)也就是模仿刘向对收集来的图书进行分类整理。由于图书较多，使得这项工作十分繁重。荀勖对图书的保管很重视，对整理后的图书“盛以缥囊，书用缃素”。[2](卷32,P906)因此，荀勖为了专心于此，他在《让乐事表》中说：“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复兼他职，必有废顿。”[3](卷31,P1634)可见此次整理图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荀勖在目录学上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荀勖充分吸收和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荀勖在图书分类法上沿袭郑默的《中经》，著成《中经新簿》，梁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4](卷3,P8)荀勖撰成的综合性的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又称为《晋中经簿》或《中经簿》，共计16卷，收录书目有1885部，208935卷。《中经新簿》不仅收录了流传于世的书籍，还记录了大量亡佚的图书，数量远远超过以往所记载之书，反映了当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而且便于后人查考图书存佚以及辨别真伪，开创了辑录存亡志书的先河。

荀勖将这些书目分为四大部：一为甲部，收录经部图书如六艺及小学，相当于《七略》中的六艺略；二为乙部，收录古代的诸子百家，相当于《七略》中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三为丙部，收录史记、旧事、黄览簿、杂事，相当于《七略》六艺略中的春秋类目，主要属于后世所分的史部；四为丁部，收录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相当于《七略》中的诗赋略，主要属于后世所分的集部。总之，其甲、乙、丙、丁四部即后世的经、子、史、集的次序。晋元帝时，著作郎李充在吸收并改进荀勖《中经新簿》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丙两部的次序调换，即乙部收录史部书籍，丙部收录子部书籍，使《中经新簿》中所分经、子、史、集的顺序调整为经、史、子、集的顺序。据《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云：“李充，字弘度，为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5](卷46,P1430)《隋书·经籍志》在此基础上又正式采用经、史、子、集的专名对图书进行分类，确立了图书四分法在我国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在各部类之下，又分成40类子目，成为我国第二部综合性的图书目录，为以后历代官修史书和书目分类提供了范例。

第二，荀勖开创了我国图书四部分类法的体例。书目的分类法的出现是对当时社会学术和图书发展的一种反映。东汉以后，学术思想和书籍数量的消长影响着图书分类法，四分法逐渐取代了七分法。西晋统一后，文化事业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图书数量众多，不便于检索，所以晋武帝命令荀勖等人整理国家藏书。荀勖对图书分类体系进行改革，将经、子、史、集的四部按照甲、乙、丙、丁排列顺序，形成四部分类法的雏形，推动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清代学者钱大昕曾在《补元史·艺文志序》中说：“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6](P1)《中经新簿》是西晋时期图书分类的集大成者，对于确立图书四分法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

荀勖《中经新簿》将史部单独列出一部，表明史学已经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成为独立的学术门类。荀勖还将史书区分为四小类，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史书本附《春秋》，《中经新簿》始自六艺析出。然分门未久，其书不能甚多。”[7](P138)

荀勖将类书《皇览簿》与史书(史记、旧事、杂事)一起归入丙部(后世四分法的史部)。对此，辛德勇先生说：“类属在后世比较成熟的四部分类中，是归属于子部，这是着眼于它的工具性、技艺性功用。由于这种体裁的著述在当时刚刚出现，人们对于其属性的认识，自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书是分类汇编旧言故事，与史传本有相通之处，所以荀勖把它归入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8]《皇览簿》其实就是对收录图书题名的详细记载，单独成为一卷。史载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9](卷2,P88)魏晋时期虽然出现了类书，但是人们还未能认识到其体裁的特殊性，所以荀勖未能把《皇览簿》单独归入一部，也是为了适应当时图书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三，启迪后世。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中指出：“然则《晋中经簿》于四部之外固另有《佛经》一部。”[10](P52)来新夏先生据此认为，“实则佛经可视为附录，刘宋王俭以佛录、道录附《七志》之后，《隋书·经籍志》也以道佛二家附于卷末，或即导源于《新簿》”。[11](P91)

荀勖除了撰写《中经新簿》外，还撰有《杂撰文章家集叙》10卷，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目录专著。姚名达先生说：“故推原文学创作总目录之渊源应以荀勖为滥觞焉。”[10](P256)

第四，整理图书。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郡人不准盗古墓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竹简，即后世的《汲冢书》。这些竹简保存了大量古代资料，“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3](卷31,P1154)所以晋武帝对之十分重视，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整理。这些古书多为残简断篇，而且又是用蝌蚪古文或小篆著成，整理难度极大。荀勖等人共整理出《纪年》13篇，《易经》2篇，《易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篇，《锁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1篇，《生封》1篇，《帝王所封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杂书》19篇，另7篇简书折坏，无法辨别题名。荀勖将整理好的汲冢书，“以为中经，列在秘书”，[1](卷39,P1154)使其成为国家藏书的一部分，并将其附于《中经新簿》全书的最后即丁部中。《汲冢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有六艺、诸子书、史书、文集。严格地说，应该将其录入各部相关类目。对此，目录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清代王鸣盛认为，“然子不当先史诗赋等下，忽有《汲冢》，亦不可解”。[12](卷67,P695)清代赵翼也认为，“汲书又杂词赋内，位置俱未免失当”。[13](卷22,P401)今人姚名达先生说：“《汲冢书》何以不入丙部而附于丁部，意者《汲冢书》出于编订目录之后，为插架方便计，故置于最后之空架耶?”[10](P72)《中经新簿》的成书时间约为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而《汲冢书》的出土在此之后，也即国家藏书目录整理完毕时，《中经新簿》的体系已经成形，再打乱原有的分类次序添入《汲冢书》各书，显然是比较困难的。余嘉锡先生认为：“以其皆科斗字，不与他书同，故不可以相杂侧，以取原书与所写之本并贮一处，以便相校雠，以其自为一类也，故附诸四部之末。”[7](P138)《汲冢书》载体为竹简，文字为古蝌蚪文，所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整理和保存，更有利于后人研究和查阅，而且将其放入《中经新簿》全书之末，又保证了原书分类体系的完整性。荀勖自己也作过以下解释：“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赏，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一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3](卷31,P1638)荀勖打算暂时用黄纸临时收录《汲冢书》，以后有机会再上奏皇帝用素帛抄誊，所以将其放入四部之后。但是，西晋太康之后，政局动荡，战乱不断，重新缮写《汲冢书》也就无法正常进行，所以《汲冢书》就列于全书之末。

第五，荀勖对题解的继承。解题也称为叙录或提要，是对图书内容和版本以及主旨的介绍，以向读者提供查用之便利。题解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叙录体，较为详细记载图书内容；第二种是传录体，内容比叙录体简略；第三种是辑录体，即著录大量与之相关的资料来比对图书内容和评价。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2](卷32,P906)即荀勖编著《中经新簿》，并没有像刘向和刘歆父子编著《别录》和《七略》那样，综合使用辑录体和叙录体，对每本书的作者生平和学术渊源发展以及书的真伪进行详细的评价分析，而是采用传录体，仅列出书名和简略的说明。对此，余嘉锡先生认为，甲、乙、丙、丁的分类只是藏书编目，便于人们查找和识别。荀勖这种题解方法对后人影响较大，如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刘宋谢灵运的《四部目录》、王俭的《四部书目录》等，都是只著录书名和卷数。对此，《隋书》记载：“(王)俭又别撰《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有处士阮孝绪，……更为《七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2](卷32,P907)显而易见，《隋书》作者对王俭和阮孝绪没有完全解释出所收书目的来龙去脉提出批评，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盖嫌其偏重事迹，于学术少所发明耳。”[8](P39)这种简单提要式的著录方式一方面便于检索和查阅，但另一方面则因其仅仅列出书名、卷数和作者，不利于后世的学术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荀勖开创的四部分类法还很粗糙，仅以甲乙丙丁为部次，而且子部列于史部之前，并且还未对各类目细分成小类，但是《中经新簿》为后世四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图书分类四分法的开端。

[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唐)释道宣.广弘明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9.

[5](梁)萧统.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2002.

[6](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长沙：岳麓书社，2010.

[8]辛德勇.中国古典目录学中史部之演化轨迹述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1)：11-12.

[9](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7)“经史子集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清)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赵立人〕

Xunxu's Achievement in Bibliography

WANG L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Adstract：Xunxu swallowed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edecessors in Western Jin Dynasty.He followed th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of Zhengmo's"ZhongJing"，and made a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to form four units.He put Jing Shi Zi to Ji in order of Jia Yi Bing to Ding.Although themethod was rough，it layed a good foundation for book classification of after ages.Xunxu arranged large quantities of inscribed bamboo-slips to write"Ji Zhong Shu,"So，he provided infallibl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o study ancienthistory.

Xunxu；bibliography；achievement

K237

A

2012-06-15

王莉娜(1981-)，女，河南安阳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秦汉史。

1674-0882（2012）04-0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