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群，张之农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民国政治势力“修约”与“废约”的政治影响
——读《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有感

李 群，张之农*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自清末开始，国人就发出了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吁，但作为外交主体的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和实践“修约”、“废约”外交政策，则是自北洋政府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参战要求后。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将废约问题正式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迈出了中国政府废约运动的步伐。此后，中国各大的政治势力无不就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政治斗争中产生相应的影响。废约运动每前进一步，都与政治力量的消长及政局的变动密切相关。在民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大环境中，诸多因素发挥着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心的相背。而各政治势力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及政策，成为广大民众判断其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其能否取得民心的重要策略之一。这就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斌所著《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一书所揭示的重要内涵。

一、北洋政府通过正常的外交谈判“修约”以维护国家权益，但其方式满足不了民众一揽子废约的要求

要求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北洋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重要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因是否参战的问题，引起了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激烈斗争，即“府院之争”，此后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及护法战争。尽管因参战引发了内部争斗，违背了一般国人的初衷，削弱了中国参战的实际影响，但是，基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提高国家国际地位的诉求，参战为废约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国参战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作准备，参战的重要收获是中国正式向世界发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声，成功地迈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体现。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北京政府怀着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的愿望参加巴黎和会。尽管和会未能满足中国的要求，但是和会既为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是中国政府迈出废约重要一步。但是，饱受不平等条约侵害的中国民众所期盼的是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对巴黎和会的结果大失所望，从而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大规模的明确反对北洋政府内政外交的斗争序幕。巴黎和会后，北洋政府一直坚持与各国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取得了一些成效，并且得到一些主张走正常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人士的支持，但距一般国民一揽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却相去甚远。所以，尽管北京政府在废约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妥协，然而，北洋政府缓进的修约方式逐渐失去人心，民众的政治重心最终纷纷倒向国民政府，北京政权朝不保夕。①如张作霖入阁后，新的内阁成立，仍然主张用正常的外交谈判手段收回国权，但这一方式遭到主张用激进手段废约者的抨击，从而，他的组阁也遭到攻击。1926年10月16日，《现代评论》发表《好人政府与对外内阁》一文，批评和指责北京政府的统治，“在民国历任北京政府中，像现内阁之毫无存在的根据，恐怕再没有的了。它现在既全然失掉实力的背景，在情义上亦丝毫不能吸引世人的同情”。而现任内阁在外交上的政策和作为更受批评，认为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上海会审公廨交涉等行为都是“卖国行为”。

二、地方军阀势力的“废约”态度不定，但与其政见基本一致

废约运动中，每遇外交大事，地方军阀和行政领导都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态度有的是保守的，有的是激进的，有的是不断变化的，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一般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地方军政势力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与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倾向性密切相关。他们或倾向于某一大的军阀政治势力如直系、皖系、奉系，或倾向于北方的北京政府，或倾向于南方的国民政府。当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某一方时，其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就与政治上的依靠方保持基本一致。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各政治势力以外交问题为藉口相互攻击对方，废约诉求成为一些政治派系捞取政治资本的筹码，也成为在野者攻击执政者的导火线。如冯玉祥与各大政治势力关系复杂，他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与其政治主张的关系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他与直系、奉系及国民党关系的变化。在废约运动高涨的潮流中，冯玉祥支持废约反帝，支持民众的爱国运动。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后，冯玉祥与国民政府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在政见上仍有不完全一致之处。1928年7月1日，冯玉祥前往郑州迎接蒋介石，表示支持蒋介石“打倒军阀告一段落，此后国民须一致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7月5日，冯玉祥自保定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收拾时局的六项意见，希望国民党对内统一军政、统一财权，改进内政，同时，“对外方针应不亢不卑，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一味退缩”。7月8日，冯玉祥再次发表演讲，表示:“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旧军阀残余尚未完全消灭，各军裁兵未见实行，余不胜悲痛。”②而之前，国民政府早已宣布“修约外交”方针。冯玉祥的演说，无疑表明他对革命的期望与现实有一定的差距，也预示着国民党“统一”的背后仍有不一致的声音，为后来的中原大战埋下了伏笔。

三、广州国民政府以“废约”为号召，获得多数国民对北伐的支持

与北京政府的修约政策相对应，南京政府成立前的国民党将废约反帝纳入新三民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共两党政纲中的共同点，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步伐。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为南方国民政府提供了反对北洋政府和各派军阀的理由，提升了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地位，对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国民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一书指出，国民政府为了给北伐寻找恰到好处的道义支持，在宣传中强调，北伐是为了废约反帝，反帝与反军阀密不可分，只有打倒军阀，才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纳入国民革命的范畴，与国民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引导民众反对现行政府和支持“革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帜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复强调“要废约反帝，必须打倒军阀”和“要打倒军阀，必须废约反帝”，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动国民革命。1925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出“最近段祺瑞修正不平等条约之要求，在国民视之，已以为无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诚意，而张作霖尚以为不足以承帝国主义之欢而怫其意”，提出讨伐张作霖的政治和军事任务。国民党以废约为号召，呼吁民众拥护维护民族利益的国民政府，并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1926年6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评论《我们应该拥护哪一个政府》，文章称中国本部目前有两个政府，即北京军阀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文章历数北京政府“取悦于帝国主义”、“见好于列强”、“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存其媚外自重之策略”的种种行为，要求民众拥护国民政府，支持北伐。

在北京政府展开修约外交攻势之际，在全国民众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最高之时，国民政府先后向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进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废约反帝、反对军阀的宣传和号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持。民众对北京政府和军阀对帝国主义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日益不满，而寄希望于国民政府能实现废约反帝、打倒军阀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在国民政府的宣传攻势下，大部分民众认可北伐的正义性和民族性，积极支持北伐。1926年4月10日，广州各界10万余人发起驱段废约大会，要求“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使其早日实现取销一切不平等条约”，请求国民政府实现北伐，铲除卖国政府，组织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湖南、湖北、江西、北京等地的民众纷纷发表支持北伐的言论，并予以实际行动支持。由于废约反帝这一主张深得民心，深合民意，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③

因为国民政府的北伐宣传迎合了国民的废约反帝心理，所以大多数民心逐渐倾向国民政府。广东民众纷纷表示支持国民政府，认为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斗，与军阀斗，与反革命派斗，“是我们人民的政府，换言之，就是为我们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府”。尽管国民党改组后的广州政府内部各派及其实际行动都存在着许多弱点，但是因为能正确地提出中国革命的方向，“所以广州政府渐渐成为全国人民大众斗争力量的团结和发动的中心。”国民政府的渐得人心，说明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国民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性。

四、中国共产党坚持“废约”反帝政策，赢得广大民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着手将废约反帝纳入革命的范畴，将废除不平等条约逐步纳入革命纲领，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重要革命议题。大革命是中国废约反帝斗争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虽然不能直接与列强进行废约交涉，但对废约的号召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指数，引发了主张以激烈手段废约的民众对北京政府的质疑。④

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废约反帝运动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工作，以“废约反帝”为打倒军阀和推翻北京政府的重要理由，以民众运动为废约反帝的重要途径，突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废约运动中的作用，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共产党极力在工作中将废约反帝与其他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1926年4月，中共中央要求每个同志要不断地向群众宣传、解释“国民会议之召集，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北伐等——切实的联结起来”等口号，使群众能把他们切身的日常生活要求和这些总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5月7日，中央通告决定今后的工作原则，要“把工农运动、国民党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国民军，均算入反帝国主义方面的势力”。要求在一般的宣传中，最好是举出具体的事实来说，不要只空洞的高呼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等名词，令人听起来感觉太抽象，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使广东以外一切不与帝国主义军阀结缘之武力均结合于广东政府旗帜之下”。

南京国民将原有的“废约”主张变为“改订新约”政策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废约反帝政策，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政策加以驳斥和反对。共产党以废约为号召，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将矛头指向实行修约外交的南京国民政府，为革命提供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和道义支持。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反对国民党抛弃“废约反帝”的政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取收回租界，对关税自主的问题也完全屈服。这说明国民党“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1929年4月10日，中央在反军阀战争的工作方针中，抨击国民政府在政治纲领中只提出“关税自主”(实际上只是关税协定)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反对“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企业”和“不还外债”，这样的政纲是向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纲。由于国民政府的纲领没有革命的意义，不是为民众谋福利的，因此民众应该起来加以反对。1930年5月22日，中央制定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将废约反帝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并强调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要“充分运用群众路线”，以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共产党进一步调整了废约反帝政策，在坚持废约反帝的前提下，将重心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促使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虽然废约运动及革命遭受过挫折，但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旨贯穿了整个革命历程，为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精神食粮，指明了革命前进的重要方向。

作者在《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一书揭示出:民国时期各政治势力是否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多数民众评判其是否爱国的重要依据之一。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主要以正常的外交谈判途径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但其“修约”方式适应不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废约”需求，难以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废约反帝的政策，符合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契合了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感，赢得了民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928年大事记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

③《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④《废约运动与民国政治(1919－193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012－07－28

李群(1973－ )，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讲师;张之农(1968－ )，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