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伟国

(常州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江苏 常州 213002)

1853年9月7日，以刘丽川为主要领袖的上海小刀会(以下简称小刀会)成功地发动起义，控制了上海县城。据《北华捷报》即时报道，还在起义当天，刘丽川即先后两次就小刀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问题进行声明，称小刀会“隶属于太平王而受其指挥，且已与通款者”;小刀会“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1］60－57;9月15日下午，刘丽川在正式拜访各国驻沪领事的时候又再次重申，小刀会“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1］62。刘丽川的这些言论和声明，似乎表明:早在起义的酝酿发动阶段，小刀会就已经与太平天国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联系［2］42－43。但问题是，刘丽川的这些说法，其真实性究竟如何，能否将其当作信史看待?笔者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一，从小刀会起义的背景来看，小刀会“在太平王指挥下一致行动”的说法并不可信。

小刀会起义的发动，确实与太平天国运动有一定的关系。除了表现为这场运动加剧了上海地区的社会震荡、以致出现“群不逞之徒，咸蠢然思动”［1］1087的局面之外，还表现为这场运动对上海地方当局统治力的削弱。面对着太平天国的胜利进军，恐慌和不安的情绪开始在上海统治阶层中蔓延，连知县姚晖第也“驾一叶舟，飘然而去，不知所向”［1］983;为防堵太平军的东进，驻防上海的清军又大批西调，两江总督怡良就慨叹:“各营兵弁调出防剿者业已不少，存营弁兵本属不及额设之半。”［3］317从而造成了上海地区兵力空虚、戌守单薄的局面。所有这些，无疑都为小刀会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小刀会起义的酝酿和发动，还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是近代以来上海地区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早在鸦片战争前，上海即以其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贸吸引着大批客籍商民(以闽粤籍为多)前来经商从业，一时“商贾云集，帆樯如织布，素号五方杂处”［1］982。但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当地传统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受到了沉重打击，大批棉纺织工人、船工水手因此而破产、失业，不少商业业主也遭到严重的经济损失;加上清政府普遍加重的赋税剥削，终于导致上海地区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二是上海地区秘密帮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上海因其特殊的人地关系，以闽粤籍客民为主体的三合会、小刀会组织，在沪出现的时间较早，势力也较强;因社会经济变迁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则又为其进一步繁衍提供了温床。失业水手、手工工人，以及破产商人等纷纷加入其中，并在共同的政治要求下，结成帮会大联盟，形成了统一的上海小刀会组织［4］77。同时，小刀会起义的发动，也与其实行的机敏灵活的策略有直接的关系。如以乡缘会馆为掩护，积极扩展势力;乘苏松太道吴健彰广招练勇以充守御的机会，踊跃报名应募，借势掌握武装，使“兵备署中，自胥役以及弁兵，无不与之相通”［1］38;利用祭孔大典、清地方当局疏于防范之机，骤然举事等，终于在“三小时内，他们就成为上海的主人”［1］512。

因此，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为小刀会起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却很难证明这场运动与小刀会起义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夏燮在《中西纪事》中就明确指出:“其起事也，与金陵之粤逆不相闻。”［1］1000另外，无论是从起义之初刘丽川以“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名义发布的“鞑夷当灭，明复当兴”的文告，还是赫然飘扬在上海城头的“反清复明”“顺天行道”的旗帜等来看，都很难使人相信这是小刀会“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在太平王指挥下一致行动”的结果。

第二，从小刀会与太平天国通款联络的情况来看，小刀会“与太平王有联系”的说法明显言过其实。

小刀会与太平天国之间的通款联系，最为人们熟知的当数刘丽川上奏天王一事。小刀会起义之后，刘丽川曾以“未受职臣”的名义向天王洪秀全“上奏”，除了向天王报告小刀会起义的情况之外，主要是请求太平天国方面能“早命差官莅任，暨颁赐誊黄”，同时表示愿“效力于主上陛下”［3］321，322。奏折是分水陆两路送出的，尽管对递送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①，两路公文的命运也各有不同，但至少到9月下旬的时候，刘丽川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反馈，因为当罗孝全9月25日来访的时候，他还在以不无焦急的心情说道:“彼正等候复音，并盼望南京派大员前来与其布置上海各事。”［5］667如此，则起义初期，双方又何来联系?

至于在起义之前，小刀会方面是否与太平天国进行过联系，这是可思考的又一个问题。尽管史料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东王杨秀清“交尚海李闻风弟等开拆”的信函也许能提供重要的线索。据这封信函披露:上海方面的李闻风曾经与镇江太平军进行过书信联系，请求太平军东“攻苏常”，并表示“在上海愿为内应”;镇江守将罗大纲也在“三月”间将此事向天京作了禀报［6］626。由于杨秀清在信中并没有专门指出“三月”的具体年份②，这就难免会引起对李闻风上书时间看法上的分歧。但据张德坚《贼情汇纂》等记载，早在甲寅四年二月(至晚到是年三月)的时候，罗大纲就已被调离了镇江，前往上游西征战场［7］61。因此，罗大纲向天京报告李闻风通款联络的消息，只能是在癸好(丑)三年三月(1853年4月)，而不是甲寅四年三月(1854年4月);也就是说，李闻风与太平军通款联络，应该是在小刀会起义之前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之后。当然，指出这一重要的事实，也不能就此证明，在小刀会起义之前，双方就已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因为，虽然李闻风是在1853年上半年的某一时候与太平军进行联系的，但太平天国方面对此作出正面回应，却已是在小刀会起义的一两个月之后③;而且，杨秀清这封交李闻风等开拆的信函，最后罗大纲“是否私递上海均不得悉”［6］626。

因此，在小刀会起义前后，尽管刘丽川等人都曾努力尝试着与太平天国方面通款联络，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所谓“与太平王有联系”的说法，明显地存在着刻意放大的痕迹。

第三，从太平天国对小刀会所持的基本态度看，小刀会“是太平王部属”的说法更加让人生疑。

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太平天国对小刀会所持的态度都是比较消极保守的，这主要与小刀会所具有的天地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早在金田起义时期，洪秀全就对天地会(三合会)有过一番著名的议论:“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并规定:“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5］872－873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仍然对天地会，以及作为天地会分支的小刀会抱有很深的成见，并以异端视之，不仅在印制的书籍中间“删去了所有提到天地会的文字”，而且其成员也枉遭杀戮。据《北华捷报》报道，英国牧师麦都思曾对一名太平军逃兵进行过采访，当麦都思问起“太平王的追随者中是否有秘密社会成员，诸如天地会、三合会、小刀会等”时，这名逃兵竟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没有，因为太平王已将他们处死了……今年(1853年)5月，太平王杀死了300 名秘密社会成员。”［8］61就是在得知起义消息之后，太平天国对小刀会也是颇有微词。据9月中下旬左右到过镇江的某行商所述，太平军对占领上海事颇表不悦，因为占领者是他们瞧不起的一种人，这批人……可能妨碍他们的事业［1］790，直到第二年夏天，太平天国方面谈论的小刀会话题，除了望其“来归”之外，更多的还是准其“投降”［9］303。因此，从太平天国对天地会、小刀会一贯的政策态度来看，所谓小刀会“隶属于太平王”、“是太平王部属”的说法，很难使人相信。

总之，刘丽川的上述言论和声明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能轻易当作事实看待，并以之作为小刀会在起义之初就与太平天国建立起实质性关系的证明。

那么，在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并没有建立任何实际性联系的情况之下，刘丽川为什么又要急急乎地渲染这种“莫须有”的关系?王庆成先生在相关论著中对此已有所论及，认为主要是想借太平天国的名号以提高起义军的威信、壮大自己的声势［10］13。笔者以为，个中原因似可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是想借此博得外侨对小刀会的“同情”。自上海开埠以来，在沪外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声势，其态度的好恶向背，对小刀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在江南地区的迅速发展，上海的英侨以及大部分美侨也都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都确信革命要成功……大家的同情都在太平军方面”，“他们充满着对太平天国的赞美以及对太平天国成功的期望”［11］394，396。因此，借助太平天国的声望，宣传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无疑也能够在外侨中间迅速营造出“同情”小刀会的氛围来。正如《上海法租界史》一书的作者梅朋等所言:“刘氏及其首领知道外侨同情太平王，他们自己也在奉太平王以自尊。”［1］784

二是想借此争取列强在上海问题上的“中立”。在当时的上海地区，列强俨然已是力量版图上的重要一极，其政策的左右走向，对力量对比格局的演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争取它们的“中立”，无疑会使力量对比的天平朝着有利于小刀会的方向倾斜。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列强相继宣布在中国问题上实行“中立”，驻上海的西方外交官们也频频到镇江、天京进行“访问”。期望通过对与太平天国关系的渲染，来援引列强与太平天国之间订立的所谓“合约”，使列强在上海问题上也能保持“中立”，似乎成了刘丽川的某种幻想。这在之后刘丽川致各国驻沪领事的一封公函中曾有过明确的表达。10月中旬，美国领事金能亨不仅指挥美军强行劫走了小刀会缴获的一船枪械弹药，并将这些枪弹以及航海图等一起转交给吴健彰，而且还协助吴健彰训练清军，“指示道台战法一切”。在刘丽川看来，金能亨此等行为无疑已“破坏了他们的诺言”，为此专门拜访了各国驻沪领事，“说伊与南京太平王同事，前经现回香港之大兵头，曾往南京与太平王定立合约，不帮官兵又不帮太平王，何以今日背约而卫道台?”［12］463并“深望”各国“即不接济本军，亦不援助胡满”［1］18。

三是想借此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小刀会在兴起的过程中间，主要以地域乡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了诸多帮派，所谓“小刀会有七党，闽广有五党，宁波、上海各为一党”［1］36。其中，人数较多、声势较大的是以李咸池、陈阿林等为首的“闽党”(福建帮)和以刘丽川为首的“广党”(广东帮)，但两派之间常常互不信服，“有故辄械斗”［1］37。起义前夕，虽然各帮派结成了帮会大联盟，刘丽川也被推为名义上的总领导，但两派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刘丽川也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权威，双方“对于谁占优先领导地位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1］513。甚至在起义之初，双方即因吴健彰的杀放问题以及四十万道库银的处置问题而发生公开冲突，“阿林的人出城商议，刘氏的人即关闭城门。”［1］520以至于英国领事馆在当时发布的一份通告中对此作出了悲观性的预测:“在占领城厢的属于不同省份的武装人员中间，发生剧烈的内讧，主要在福建帮与广东帮之间，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恐有演成血战的危险。”［1］309面对着来自于福建帮的压力和挑战，刘丽川理应清楚，单凭自己和广东帮的实力是不足以应付的;要在小刀会内部争得对福建帮的政治优势，树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威，必须另找它途。可以说，援引太平天国的旗号打出“天京牌”，利用与天王洪秀全的乡缘关系攀附“太平王”，不仅能够为刘丽川在政治上添加重要的筹码，而且这也是符合小刀会一贯以来的做法的。有一幕情景很值得玩味，就在刘丽川竭力声称和太平王有联系、奉太平王法令行事的同时，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也已赫然传出:他们“和攻占厦门的人(指福建小刀会)有联系，和南京叛党(指太平天国)则无”［1］511。

当然，笔者并不想以此否认刘丽川对太平天国的向往和拥护，但良好的愿望终究是无法取代客观的事实的。太平天国在为小刀会起义创造有利客观条件的同时，似乎也成了刘丽川的一种托词。我们认为，刘丽川的这些言论和声明，用以表明小刀会对太平天国的向往和拥护则有余，但要以此证明双方已在事实上建立起联系则不足。刘丽川的说法，更多地是一种基于策略性考虑而编织的“美丽谎言”。

注释:

①关于刘丽川“上奏”的具体日期，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9月14日至9月25日之间说(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第111 页);9月20日左右说(王庆成:《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论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 期，第6 页);9月18日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 页。)

②史学界一般的看法是:这里的“三月”只能是甲寅四年三月(王庆成:《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论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 期，第7 页;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第116 页)。

③杨秀清的信函是在什么时候发出的?通常的看法是，此函的发出不会早于1854年4月。但根据罗大纲向天京报告小刀会起义消息等相关情况分析，笔者认为，杨秀清这封信函的发出时间，不太可能晚于1853年年底，最有可能在是年的10月、11月之间。

［1］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朱从兵.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3］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G］.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4］郭绪印.评东南社会变迁与上海小刀会起义［J］.学术月刊，2005(7).

［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7］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夏春涛.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86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王庆成.从剑桥大学收藏的刘丽川告示论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关系［J］.近代史研究，1994(3).

［11］上海租界当局与太平天国运动［G］//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2］英国收藏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十一件［G］//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